百年前的中國，面對英法美俄的貿易條約訴求，大清國是被動的，想反對，又不知道怎麼反對，結果，當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大清國更加被動。從1857年，額爾金挑起戰爭以來，大清軍隊是連連失利，先是廣州淪陷，接著，英法聯軍又乘勝北上進逼天津。
1858年5月20日，天津大沽炮臺兩個小時就被列強佔領了。之後，聯軍又未遇任何抵抗的進佔天津，這是咸豐帝萬萬沒有想到的。
本文根據《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寫
大沽是天津七十二沽的最後一沽，位於海河入海處。在明朝時就是海防要地，京師門戶。敵人攻佔了天津，京城還能有好嗎？咸豐帝雖然不懂軍事，可在這一點上，也不是不知道。大沽失守，咸豐帝頓時慌張起來了，他感到再也不能固守舊計了。
可憐的咸豐帝，沒有想到該如何振作，扭轉局面，而是思考著該如何向敵人做出妥協，做出讓步，才能夠使列強心滿意足地離開。
大沽失守後，英法聯軍佔據了天津城，嚷嚷著要進入北京城。慌亂的咸豐帝於5月28日諭令大學士桂良、禮部尚書花沙納火速趕往天津，與列強交涉。30日，四國公使也先後抵達天津，並居住在一處被他們強行徵來的民宅裡。
咸豐帝要桂良、花沙納與列強談判，他給桂良等人下達了“便宜行事”的指令，但兩人很不願意前往。他們明白，畢竟參與這樣的談判，是要落下漢奸的罵名的。
桂良、花沙納不願落漢奸的罵名。而此時，咸豐帝的五叔惠親王綿愉說話了，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被降級候補待用，何不讓他參與談判。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條約的議結，西方對他還是留下好印象的。也許他前去，事情會有所緩和。綿愉的提醒，還真讓咸豐帝動起了心思。
《天津條約》簽字現場
6月2日，咸豐帝召見了耆英，給他面授機宜，要他充當談判代表赴天津參與談判。當日，耆英就被啟用了。這個妥協派的代表人物，本來已被一擼到底回家安度晚年了，想不到天上掉餡餅，突然又被提升為正二品的侍郎銜。老頭兒心裡一下子樂開了花，樂顛顛地又奉命與列強交涉去了。
被人罵的差事總還是要有人乾的，咸豐帝啟用耆英目的就是想通過他在《南京條約》時給西方留下的好印象，希望西方講點情面，使耆英在談判時，挽回一些利益。在他作出這番安排之後，他在6月3日又下達了一道諭旨，命直隸總督譚廷襄主持“剿辦”，讓耆英負責“議撫”。
不用說，咸豐帝耍起了小聰明，他讓譚廷襄與耆英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兒。顯然，他把西方外交官都當成三歲小孩了。咸豐帝本來是想給列強們玩個心眼。誰知四國公使不吃這一套，反而也給耆英等人玩起了心眼。率先給耆英等人玩起心眼的是俄國公使普提雅廷與美國公使烈威廉，他們設下了一個圈套，表示如果中國皇帝答應俄國的條件，可以代向英、法說和。
為什麼要代為說和呢？咸豐帝要耆英參與談判，本來是希望英、法兩國會照顧一下這老頭兒昔日與英國公使璞鼎查關係不錯的情面。可誰知英、法兩國公使一點也不給面子，卻說耆英沒有“便宜行事”的職權。因而，額爾金只派了兩名翻譯接見。這兩名翻譯官雖然位低言輕，見到耆英時，卻對他譏笑怒罵，百般羞辱。
耆英自從被貶職後已被冷落了八年，本來也希望通過自己先前多年辦理“夷”務的老經驗，憑著他當年與英、法等國使節的老交情，能夠為大清挽回些什麼，也可以得到咸豐帝的信任，從此東山再起。可是他萬萬沒想到，一出場卻遭到了一番羞辱。《南京條約》簽訂時，已經被國人罵為漢奸了，現在卻又受到兩個小小的翻譯官的辱罵。耆英一生氣，不談了。使著性子離開天津返回了北京。耆英撇下桂良和花沙納不管了，由他們隨便與四國談吧。
李泰國
耆英走後，桂良和花沙納更是左右為難。他們手裡沒有兵，咸豐帝又不讓他們屈辱求和。便只能任憑英、法外交官的羞辱、刁難。桂良、花沙納在與英國人的交涉中，作為英國公使的額爾金在6月4日露了一次面，在桂良和花沙納面前顯示了他的專橫之外，到《中英天津條約》簽訂之前，再也沒有露面。一直由李泰國和另一名翻譯官威妥瑪出面談判，實際上，所有的談判都由李泰國包辦。這樣的局面，俄國與美國公使便信誓旦旦地對桂良說，只要答應他們的要求，便可以從中調停。桂良和花沙納也是談判心切，便答應了俄國與美國公使的要求，分別與兩國簽訂了條約。
《中俄天津條約》是在1858年6月13日簽訂的，此後的6月18日桂良和花沙納又與美國公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這樣，他們不費一刀一槍率先實現了他們的侵略目的。特別是俄國，此時沙俄東西伯利亞總督莫拉維耶夫還成功逼迫黑龍江將軍奕經簽訂了《璦琿條約》。這又是一個賣國條約，根據約定，將本屬於中國的黑龍江北岸的大片領土劃為俄羅斯所有，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地區劃為中俄共管地帶。在《中俄天津條約》中，清廷還答應給予俄國片面的無條件最惠國待遇。《中俄天津條約》中片面的最惠國待遇的規定，在《中美天津條約》中規定的更為周密更為明確。
廣州淪陷後，廣州巡撫柏貴（圖中與英人對話者）、廣州將軍穆克德納投降了英法聯軍
中俄、中美的簽約，咸豐帝也是同意的，他本來樂觀的認為：俄、美兩國受到恩惠，必然會從中斡旋。俄國公使普提雅廷表面上答應，暗地裡卻鼓動英、法提出更多的要求，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墨跡未乾的中俄、《中美天津條約》，皆有措辭嚴密的無限制最惠國條款，他知道，英、法兩國強索來的利益，俄、美不用說都可以“一體均沾”。
咸豐帝知道上了俄國人的當，也是沒有辦法。而英國公使額爾金得知中國已經與美、俄簽訂了條約，不幹了，便要求他派出的談判代表李泰國對桂良和花沙納施加更多的壓力。
桂良、花沙納與李泰國的談判中，二人最難以下決斷的是公使駐京與內地通商問題。公使駐京是咸豐帝一直反對的。不用說仍然是體制問題，在君君臣臣、講究上下尊卑的大清。人們的觀念裡，皇帝就是“天子”，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象徵。
外國只有做為“藩屬”，磕頭稱臣納貢。根本沒有西人所說的那種“公使駐京”、“親遞國書”兩國平等的外交規則。在咸豐帝看來，公使駐京，違反祖宗成制，“為患最劇，斷難允行”。
因此，在天津的談判中，“公使駐京”、“親遞國書”問題就這麼卡殼了。在這些問題上，桂良很希望英國方面能夠做出讓步。但是，李泰國卻表示，只有同意公使進京駐紮，才能談條約的其它事項。這讓桂良很為難，他因此奏報咸豐帝說明情況。說老實話，面對艱難的談判局面，桂良也想讓咸豐帝做出讓步，可是咸豐帝收到奏報後表示，一定要讓英方簽訂條約，駐京問題不在條約中體現，至於公使進京拜見皇帝“應行中國禮節”。咸豐帝在給桂良作出這番表示的同時，又諭令駐守在通州的的欽差大臣僧格林沁，要他加倍防守，一旦談判破裂，有所防備。
英法聯軍再次進攻大沽口的場面。
看來，為了拒絕公使進京，咸豐帝不惜一戰了。桂良沒辦法只好對英國談判代表表示了中方的態度：一、長江通商、內地遊歷允鎮壓太平天國之後再辦理，二、賠償軍費由山東辦理；三、進京約定緩期辦理。
這樣等於說，通商貿易和賠償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英國人李泰國當然不能接受。他對桂良說，“
如果中國寧肯冒戰爭的風險，也不願答應貿易條件，接受公使進京，那就讓中國嚐嚐戰爭吧，不過由於他最後必須屈服，則與其等到將來北京城裡擠滿了外國的軍隊、爆發中英貿易戰爭（指第一次鴉片戰爭）那樣的悲劇，倒不如現在答應的好”。[1]英國談判代表李泰國的強硬態度，桂良再次向咸豐帝做了彙報。對於公使駐京這樣的問題，咸豐帝本來是抱著不惜一戰的態度也不肯答應的。可是，桂良在奏報時，對英夷入境可能帶來的問題作了誇大，使得咸豐帝對公使在貿易條件和駐京問題不得不由強硬變為暫時妥協。這樣，中國也不情不願的接受天津條約，接受了英法兩國提出的貿易通商新內容。與英法聯國簽訂了《天津條約》。（今日頭條原創獨家首發，詳細內容請關注《晚清外交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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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1]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19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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