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條約》簽訂後，十二年期限將滿，又到了修約之期。怎麼辦呢？大清國要派出使者赴西方與各國談判，但是，大清官員，談洋人色變，很多人對西方不瞭解，認為西方都是紅毛人，沒有人願意前往，這就造成了遣使的困難。
遣使的困難，恭親王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遣使一節，本系必應舉行之事，止因一時乏人堪膺此選。且中外交涉，不無為難之處，是以明知必應舉行，而不敢竟請舉行。尚待各處公商，以期事臻妥協。惟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不無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以致遇有該使倔強任性，不合情理之事，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國一加詰責，默為轉移。此臣等所耿耿於心，而無時稍釋者也” [1]。奕訢還有一種猜測，中國長期以來不與各國駐華公使的上級部門接觸，各國公使是否濫用外交職權，是否假傳指令都不得而知，但他又明白，出使西方遠涉重洋，國人多不願意前往，再者，中西之間，“語言文字，尚未通曉，仍須倚翻譯，未免為難。況為守兼優、才堪專對者，本難其選，若不得其人，貿然前往，或致狎而見侮，轉足貽羞域。”[2]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的洋大人》改寫
在恭親王的憂慮之中，總理衙門飭令各省將軍、督撫就各國可能在修約中提出的問題，特別是遣使問題徵求意見。大多數官員都認為派遣使節是必要的，但是怎麼個派法又都沒有一個主張。轉眼間到了1867年11月，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任職屆滿，清廷感到此人是對中國友好的人，便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宴會。
在為蒲安臣舉行的宴會上，蒲安臣表示“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他還對恭親王奕訢說，“前次離開北京時，他曾被要求，若有機會，為遣散李泰國——阿思本艦隊事件作若干解釋；那麼，他是否可利用這次離京之機，為總理衙門效力一二？”[3]
蒲安臣的話，也可能是他的客套話，但是恭親王奕卻動起了心思，他靈機一動，既然蒲安臣有這樣的話，何不請西方人代為出使各國呢？這樣既可以達到遣使出洋的實效，又能避免中外禮儀的糾葛。
在恭親王奕訢奏請朝廷意圖請美國人蒲安臣作為中國使節出使西方的奏摺上達朝廷之後，奕訢又在自己家裡宴請了蒲安臣，表明中國有可能聘請他以中國特使的身份出使西方。
據應邀參加宴席、實際是充當蒲安臣與恭親王二人翻譯的丁韙良回憶，這次宴會氣氛融洽，奕訢、文祥等在交談中，用一種非正式的態度試探蒲安臣是否願意充任中國特使出使西方。談話中，奕訢、文祥先是談了中西方存在的誤解。蒲安臣則表示，他願意幫助中國消除誤解。
作為當時在場的當事人丁韙良在《花甲記憶》中寫道，“這方面有許多事要做。”親王問道：“你經過歐洲嗎？”蒲安臣先生說是，親王於是請他向巴黎和倫敦，尤其是後者的宮廷轉達良好的意願。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詳細說明了要作出何種性質的傳達，然後補充道：“簡而言之，你將是我們的公使。”親王插話道：“如果一名公使能為兩個國家服務，我們將很高興請你做我們的使者。”這句半開玩笑的話就是蒲安臣使團的萌芽。蒲安臣聞聽此言，他腦海中突然閃現一種迷人的景象，他認為以他的能力，成為第一個把東方的古老帝國介紹給西方世界的人具有無可抗拒的魅力。這也許會延誤他的政治生涯，但難道這不也會有助於提高他的聲望嗎？[4]
晚清官場的洋大人
這次宴會結束後，蒲安臣沒有回美國公使館，而是徑直來到了海關總署拜見了總稅務司赫德，就此事徵求赫德意見。結果，赫德“不僅贊同恭親王的願望，而且，憑著他特有的敏捷的智謀，準備作出一種努力將此事付諸實行”。[5]
在選派使節出使西方的問題上，恭親王曾設想由中國派出使團，聘請赫德作為隨行顧問，赫德出於多種原因的考量，並未接受這一建議，但對中國派出使節出使西方問題卻一直表現出濃厚的關注之情。蒲安臣倡導的“合作政策”，赫德是這一政策的積極支持者，他的《局外旁觀論》實際上體現了“合作政策”的主旨精神，見解上的一致也使赫德與蒲安臣成為很好的朋友。由於蒲安臣反對李泰國在中國問題上的專斷做法，蒲安臣曾積極促成赫德成為大清海關總稅務司，這一點，也使赫德對蒲安臣充滿感激之情。但赫德贊成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西方，不只是感恩圖報，更重要的因素在於，蒲安臣是緩和中西關係這一使命的理想人選，加上有美國這樣一個強國的影響，蒲安臣的這次出使活動也一定能為西方謀取利益。
11月9日，赫德來到了總理衙門。他在日記裡寫道：“我自從1861年到達北京以後，就曾向總理衙門力陳走向西方人理解的‘進步’一詞的方向，並且我所談論的，幾乎沒有任何一點能再比在每個條約國家的王廷建立常駐使節的需要更為強調、更為頻繁的了……第一步，我於1866年勸請總理衙門派遣斌老爺（斌椿）同我一起前往歐洲，在當年之末，當我回到北京以後，我又促請另外進一步的行動。於是，在事實上向海外派遣代表的問題，竟成為我在每次前往總理衙門時一定要討論的事情了。有一次，譚大人（指譚廷襄）曾告訴我，在一兩星期之內，將有一項決定要通知我，表示中國政府將要立即依照我的建議行事了。文大人（即文祥）並說，如果我能抽出時間離開北京，即考慮派我偕同中國的官員前往。關於這個官員的人選，他們似乎首先要決定……幾天之後，在總理衙門的宴會中，柏卓安告訴我，總理衙門已經在考慮派蒲安臣為前往各條約國家的代表，並問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當即說這種想法應當予以支持，第二天，我前往總理衙門極力表示贊同。”[6]
蒲安臣像
清廷準備派遣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西方，在北京的外國使節們立即表現出了驚訝之情。他們紛紛議論說，中國政府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行動？這個天真的決定是誰作出的？蒲安臣有權代表中國嗎？這種猜疑也很快出現在上海的《北華捷報》上：
這一決定……乍一聽來……當時使我們不能相信。中國人的頭腦不能於宴會後的一念之間而有突然的奮發和即時的行動，特別是像委託一個代表前往海外的曾被一度蔑視的那些政府的這樣重大事件。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發表的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經過長期的和縝密的考慮的。我們的記者說，“此事是同赫德商議之後才提出的”。我們相信，這個計劃出自赫德的頭腦。[7]
在赫德積極活動下，恭親王奕訢以送行為名，多次親往美國公使館，就委任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西方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晤談。而蒲安臣因為有赫德的暗示，也表示當不辱使命。
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後，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奏摺中讚揚前美國公使蒲安臣“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為難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而且說明由於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請旨欽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8]。
蒲安臣使團
慈禧太后看到奕訢的奏章，也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這樣既可以規避中西方政治制度、禮儀等方面的差異，又可以利用蒲安臣的西人身份，拉近與西方諸國的距離。因而，很快便同意了奕的奏請。
慈禧太后同意恭親王奕的意見，使得蒲安臣搖身一變，成了大清皇帝的欽差，率領中國外交使團的“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也由此，晚清中國開始了第一次派遣使節出使西方的歷史。蒲安臣首選美國，併成功簽訂了《蒲安臣條約》。
——————————————
參考文獻：
[1]《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六冊，卷五十一，第2159頁。
[2]《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五冊，卷五十，第2119頁。
[3]盧漢超：《中國第一客卿：鷺賓·赫德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頁。
[4][美]丁韙良：《花甲記憶：一個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沈弘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頁。
[5]盧漢超：《中國第一客卿：鷺賓·赫德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頁。
[6][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207、208頁。
[7][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207頁。
[8]梁碧瑩：《艱難的外交：晚清中國駐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頁。
閱讀更多 不陪條條玩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