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中英關於天津條約的談判，是在逼迫的情況下進行的。
早在1858年4月中旬英法聯軍兵臨大沽之時，咸豐帝要求譚廷襄一面做好防禦，一面與敵交涉，而期待著修約的西方各國早已為此進行著積極的準備。4月24日，額爾金照會直隸總督譚廷襄，要求他將自己寫給文華殿大學士裕誠的信函儘快轉交。額爾金在給裕誠的信中說，英帝國準備在大沽與由皇帝授權的大臣進行會談。譚廷襄收到信後，即回覆額爾金說，已將來函轉交，朝廷諭令他（譚廷襄）會同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袞泰共同與英方會談。接到覆函的額爾金並不放心，他知道清廷在外交交涉上常常會多有變故，會做出一些藉故拖延之事，因而他看了譚廷襄的信函後，便又來函詢問譚廷襄是否有被皇帝授予的全權？是否能夠獨立行事，在需要做出決斷時“便宜行事”。這次來信，譚廷襄並沒有正面答覆額爾金的問題，只是邀請額爾金於5月1日進行會晤。由於譚廷襄並沒有回答是否有“便宜行事”的全權,遭到額爾金的拒絕。5月6日，額爾金命李泰國和威妥瑪出面與譚廷襄會談。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的洋大人》改寫
修約大事，關係到英國的切身利益。考慮到中西方語言不通，在英法聯軍兵進大沽的時候，額爾金已在思考著遴選合適的翻譯人員參與到即將進行的外交談判中，為自己的國家增添一些有利的因素。
在當時，西方其他國家與中方談判，由於沒有譯員，大都是由在華傳教士來充當翻譯的角色。額爾金不打算這樣做，在他看來，傳教士並不能很好地貫徹他的意志。翻譯人選上的限制，使得選用人員也沒有太大的空間。額爾金很看好那些在華領事館的譯員們，但是當時駐華領事館裡能夠充任翻譯的人員也不過八九人。巴夏禮、阿查立、麥華陀都有別的重任，無法投入到中西方修約問題的談判中來。
英國駐上海領事館代理譯員密妥士倒是可以考慮的一個人選。當時他也沒有什麼大的事情，他的語言能力，額爾金也很為讚賞，但是額爾金的秘書俄理範對此人印象不好，況且領事館方面也離不開譯員，額爾金便只好作罷。
晚清官場的洋大人
馬儒翰的弟弟馬理生也跟著他的哥哥學了一口流利的漢語，但是他身體欠佳，正在上海病養，自然也是難當重任。在寧波領事館任翻譯的密迪樂也通曉中英文字，他對中國也比較瞭解，熟悉官場情形，交往禮節。但這個人在服從上司的意志上做的不夠，說的多，幹得少，額爾金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物，自然不願意讓不惟他馬首是瞻的人來擔當角色。
本來，額爾金可以考慮威妥瑪的，但威妥瑪此時已經從駐臨江的英國駐華商務監督處調到剛剛組建的駐華公使團，充任使團的中文秘書，威妥瑪推薦了李泰國。額爾金的私人秘書俄理範與李泰國也早就認識。於是他們共同推薦了李泰國。早在1858年的2月，俄理範就與李泰國有過合作。當時正逢中國一年一度的春節，按照傳統的習俗，人們都在享受這一年中難得休閒和快樂，俄理範奉領事館之命，向清廷發出照會，要求放行一支前往蘇州的代表團。自一月間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英國人想打破長期以來遲遲不能入城的現實，希望給中國一份照會，說明希望入城的現實。這支代表團前來蘇州，希望將照會遞交給江蘇巡撫趙德轍。俄理範就是這隻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他們出發前才向已成為大清海關稅務監督的李泰國說明此事。
由於李泰國的通融，使得事情進展的很順利，趙德轍接受了英方的照會，並允許代表團到蘇州城做了數日郊遊。這一次接觸使俄理範發現李泰國在大清官場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物，由此也認為李泰國是一箇中國通。
基於這樣的好印象，當威妥瑪推薦李泰國充當這次談判的翻譯時，俄理範也大加稱讚。俄理範與威妥瑪都向額爾金推薦已經成為大清高官的李泰國作為中英談判的譯員，額爾金特意給李泰國寫了封信，信中說：“倘若你能陪同我此次北上，我將感到分外滿意。我認為，你熟悉中國海關工作，精通中文，一定能在這個重要關頭，給我提供極大的具體幫助”。[1]
作為大清僱員的李泰國，要充當天津談判中的譯員角色，大清的官員們是什麼態度呢？1858年初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又乘勝北上，目的就是要清廷按照西方的意志修約。5月20日，天津大沽炮臺兩個小時就被列強佔領了。之後，聯軍又未遇任何抵抗地進佔天津，這是咸豐帝萬萬沒有想到的。
大沽是天津七十二沽的最後一沽，位於海河入海處，在明朝時就是海防要地、京師門戶。敵人攻佔了大沽，京城還能有好嗎？咸豐帝雖然不懂軍事，可在這一點上，也不是不知道。大沽失守，咸豐帝頓時慌張起來了，他感到再也不能固守舊計了。
可憐的咸豐帝，沒有想到該如何振作扭轉局面，而是思考著該如何向敵人做出妥協讓步，才能擺脫洋鬼子們威脅京師的局面。
大沽失守後，英法聯軍佔據了天津城，嚷嚷著要進入北京城。慌亂的咸豐帝於5月28日諭令大學士桂良、禮部尚書花沙納火速趕往天津，與列強交涉。30日，四國公使也先後抵達天津，並居住在一處被他們強行徵來的民宅裡。
咸豐帝要桂良、花沙納與列強談判，他給桂良等人下達了“便宜行事”的指令。在桂良、花沙納前往天津之前，直隸總督譚廷襄就奉命與英方進行了接觸，但是卻遭到了李泰國的羞辱。譚廷襄是在英法聯軍兵進大沽之時與英方交涉的，當時英法聯軍雖然揚言要攻佔天津城，但是在情況不明的狀況下並未貿然登岸，而是要中方速派代表到天津交涉，揚言如果全權代表不趕快到來，天津將被毀滅。[2]
譚廷襄接到諭令很是躊躇，他忐忑不安地思考著如何面對洋鬼子們的咄咄逼人，他不懂外語，也知道整個大清鮮有會說鬼子話的。老實說，一直視大清為華夏正統的譚廷襄對嘰裡咕嚕的鬼子話是不屑，他認為那些聽不懂的語言簡直就是鳥語，可是要直面談判，又不得不信任翻譯人員。當得知在中國海關任職的李泰國充當此次談判的譯員，他很是期待。可以說，當時清廷的大多數官員對李泰國都是充滿期待的，認為這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因而，經上海道臺批准，李泰國欣然前往。
1854年在大沽口的英軍戰船。圖片來源：《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
額爾金也想利用李泰國身份的特殊性，為英帝國謀取利益。在談判之前，額爾金曾向各方介紹李泰國，“他在上海負責海關工作”。額爾金此舉有著多重用意，希望李泰國身份不明，利用他與中國人的特殊關係，充當打探中方談判態度的“消息靈通人士”。也正是這種安排，在後來的談判中令清朝官場驚呆地發現，這個洋鬼子骨子裡濃厚的殖民色彩。
額爾金北上談判，雖然他是英國女王欽定的全權代表，但實際的談判卻操縱在李泰國和威妥瑪手裡，而這兩個人中主事的就是李泰國。對於這樣的安排，額爾金解釋說，中國的欽差大臣們永遠不會清楚地懂得他提出的要求的性質，他也無法感受到中國人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狀況，要有效地溝通，必須讓中國人同完全瞭解他們、會說英國話的英國人與之打交道。這樣，李泰國在天津天津條約的談判中便成了“主其事”的重要角色。
李泰國一出場，直隸總督譚廷襄就感受到了李泰國的壓力。咸豐帝讓譚廷襄這個外交門外漢出面與敵修約議和，他在外交上還真是個門外漢，在毫無外交經驗的情況下很被動地走上了中英交涉的談判桌前。最初譚廷襄負責與敵交涉，按照中國傳統的待客之道，一連數日在大沽口設下豐盛的宴席，招待這些駕著堅船利炮而來的洋鬼子們，希望他的誠意能使聯軍感動，一來顯示天朝的懷柔遠人的胸懷，二來希望通過議和，使聯軍儘速撤兵。
譚廷襄的這些舉動，李泰國根本不放在眼裡，他畢竟在大清官場多年，知道人情世故。在最初的接觸中，譚廷襄感受到了李泰國的狡獪。譚廷襄在給咸豐帝的奏摺中說，“（咸豐八年四月十四日，1858年5月26日）火輪船四隻，直抵津關，在後尚有四隻，相聯而進……旋據英夷通事李泰國欲請府縣往見。臣等以該夷業已到此，既未用武，自應仍示羈縻，當飭府縣往見，據李泰國聲稱：‘伊國所商之事，必須稟明最高當局，奏請大皇帝選派頭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員。迅速前來共議，先派之大臣，可不再見。否則仍欲進京，並即攻擊郡城。兩日以內聽候回信，須見另行欽派諭旨，方肯相信’等語”。[3]言外之意，中國必須派出有身份有地位的大員參與商貿談判，否則英國就率艦北上，或者出動軍隊攻擊重要的城市。
英法聯軍再次進攻大沽口的場面。圖片來源：《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
顯然，譚廷襄不是頭品大員，得不到英方的回應，就連李泰國、威妥瑪這樣的譯員都不願與其談判。譚廷襄受到了羞辱，並沒敢向咸豐帝奏明，只好說：李泰國此人，觀察其情形，是個不甚講道理的人，尤其是他虛張聲勢的做派，實在令人感到厭惡。雖然如此，大清最後還是做了妥協，派出耆英、桂良等人與英國談判，並最終簽訂了《天津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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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季壓西、陳偉民：《來華外國人與近代不平等條約》，第442頁。
[2]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117頁。
[3]季壓西、陳偉民：《來華外國人與不平等條約》，第4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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