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義發端於東周，廣泛存在於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內。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於分裂時期諸政權之間、周邊藩國與中央王朝之間。在中國歷史的大分裂時期，弱小政權對強大勢力往往採取事大政策，以求自保。而周邊各族政權與中原王朝交往時，也往往採取事大外交。人們通常把事大外交視為自主性和獨立性的對立概念，但嚴格說來，事大外交只不過是為保證本民族的安危而採取的一項外交政策，它與自主性並不矛盾。
“事大”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孟子肯定以大事小為仁，以小事大為智。前者樂天而保天下，後者畏天而保其國。這就是事大字小的基本觀念與原則。
在朝鮮半島與中原王朝交往過程中，事大主義發揮了巨大作用。事大外交是朝鮮王朝對明關係的一大特徵，這是在整個東亞秩序中形成的外交形態。朝鮮“事大”愈是恭順，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熱情。因而朝鮮是明朝最典型、最親密的屬國。
早在箕子朝鮮時期，朝鮮半島便已納入中原王朝的冊封體制之中。7世紀中葉，由於新羅事大以誠，唐朝助其統一了朝鮮半島大部分地區。高麗王朝建立後，吸取了高句麗、百濟國滅亡的教訓以及新羅昌盛的經驗，堅定不移地對同時代的遼、金、宋、元王朝實行事大外交政策。
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權後，彼時的高麗恭愍王曾派遣使臣姜德贊“貢方物，並納元授金印”，表示高麗與元朝脫離關係，並且派大臣赴南京賀萬壽節、賀元旦及謝恩等方式，尊明為正朔，誠心事明。與此同時，為了使國家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恭愍王還與殘存的北元勢力保持了一定的聯繫，但其出發點仍然是以事大為基本策略。
在親元派權臣擁戴下即王位的高麗辛禑王上臺後一度採取了親元（北元）脫明外交政策，接受北元冊封，使用北元年號，尤其是圍繞著鐵嶺（在今朝鮮咸鏡南道與江原道北部交界處）立衛問題，高麗與明朝分歧很大。
1388年，明朝在原雙城總管府之地設置鐵嶺衛，移文告知高麗。辛禑王藉此發難，聯合蒙古侵襲遼東，時任守門下侍中的李成桂上疏闡述“以小事大，保國之道”的道理，力勸辛禑不要對明朝動武。只可惜辛禑王執迷不悟，固執己見。是年四月，辛禑王派左軍都統使曹敏修、右軍都統使李成桂出兵攻遼。五月，李成桂渡過鴨綠江後，發覺行軍困難、糧餉不濟，上書要求班師，辛禑王不聽。於是李成桂勸服曹敏修，果斷在威化島回軍，返回開京（今朝鮮開城），誅殺權臣崔瑩，逼辛禑王退位，擁其子王昌即位。自此，李成桂掌握了高麗政權。同年十一月，辛禑王意圖復辟，事敗。李成桂以明朝稱王昌非恭愍王之後而不許入朝為藉口，廢王昌為庶人，改立高麗宗室王瑤，是為恭讓王。辛禑王流放江陵，王昌流放江華，十二月被殺。恭讓王不過是李成桂的一個傀儡，很快李成桂便廢黜恭讓王並自立為王。
李成桂立國後，立即派人請國號於明朝。朱元璋以為“東夷之號，惟朝鮮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故賜其國號為朝鮮。這令朝鮮君臣甚為感激。請求中國皇帝賜與國號，在朝鮮歷史上也僅此一次。李氏朝鮮從一開國就顯示其對明親附的態度，定下了“願言修職責，萬世奉皇明”之策，對明行事大之禮，以“事大為重”。
朝鮮太祖李成桂
李朝的“事大”思想在李成桂的兒子李芳遠身上也得到很好的體現。
太祖時期，李芳遠曾多次前往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鮮貢馬，李芳遠隨貢使前往南京，路過北平時與燕王朱棣私相會見。之後，李芳遠發動了兩次“王子之亂”，成功登上王位，是為朝鮮太宗。太祖李成桂始終未能獲得明太祖的冊封，所以李芳遠即位後的當務之急就是請求明朝冊封，而他比較容易地達到了這一目的。因為李芳遠即位時，燕王朱棣發起了“靖難之役”，建文帝為了從朝鮮獲得戰馬，積極對其進行籠絡，所作出的讓步之一就是對他進行冊封。而朝鮮在此期間也採取了兩面外交的政策，並利用雙方對朝鮮戰馬的需求，取得了一些在和平時期所不能取得的外交成績。
隨著燕王朱棣的獲勝，李芳遠又迅速轉向了燕王，停止使用“建文”年號，並派使臣赴明祝賀。永樂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遣使以金印、誥命賜朝鮮國王李芳遠”。此後朝鮮“貢獻，歲輒四五至焉”。永樂十六年（1418）遷都北京後，“朝鮮益近，而事大之禮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禮，他國不敢望也。”
朝鮮太宗李芳遠
終明一朝，朝鮮對明朝的“事大”主要表現為：
（一）以明朝為正統
在政治上嚮明朝稱臣，奉大明正朔，使用明朝年號與曆法。明朝每年頒大統歷予朝鮮，朝鮮即用此歷，行大明年號，二百多年間一直如此，習以為常。一旦明朝正朔改變，朝鮮亦立即變更，力求與明朝保持一致，“年號法度，一遵大明”。
定期朝貢，並於節慶時遣使朝賀。朝鮮派遣的使節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冬至使、聖節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謝恩使、陳奏使（或奏聞使）、進賀使、進香使、問安使、告訃使等，統稱為“事大使行”。
朝鮮國王、王妃、世子必須經中原王朝冊封方為合法。李成桂建立政權，奏告明朝，請求國號，是以“權知國事”的名義，而非朝鮮國王的名義，因為在未得明朝冊封前，還不能被稱為朝鮮國王，這成為一條重要的標準，為歷代朝鮮國王所遵循。與之相應的，國王死後必須由中國朝廷主持祭祀，並賜予諡號，因此作為宗主國的明朝亦派遣冊封使、弔祭使等使節。
此外，皇帝向天下頒佈詔書時，也會派遣使節來朝鮮宣詔。在中國“天使”抵達朝鮮首都漢城時，朝鮮國王必須親自前往西郊迎恩門（初稱迎詔門），舉行盛大的“迎敕”儀式。可見朝鮮王朝的事大主義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備周到的。
（二）思想上歸依中華
朝鮮王朝盛行“慕華”思想，許多事物模仿明朝，如導入大明衣冠、以中國的儒家性理學統一思想。
衣冠制度是華夷區分的重要標誌。新羅以後，朝鮮半島力求採用中國衣冠制度。在朝鮮人看來，“箕子朝鮮，衣冠制度悉同中國”，故華夷一樣。但“自三國以來，冠服皆循土風，新唐武烈王法唐制，儀章服飾稍擬中華”。高麗初年曾又自定服飾，但經常年兵火，又皆散亂。“事元以來開剃辮髪，襲胡服，殆將百年。”進入明朝，“文軌攸同，賜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賜，衣冠服飾，煥然一新，使我東方得免胡元左衽之俗，復見禮樂文物之盛，誠千載盛際也”。朝鮮對禮樂衣冠制度的看重，由此可見一斑。
朝鮮王朝從一開始就把儒教理學作為政治統治理念，著名儒學家層出不窮。李朝派往明朝的使節大多負有購進孔孟儒家經學與朱子學著作的任務，明朝皇帝也經常贈送儒家經典。李朝時期，由於朱子理學的傳入，加上眾多學者結合本國國情對儒學的深入研究，使朝鮮的儒學更具理論性與實踐性。正如朝鮮古書《象院題語》中所說：“雖在海外，三綱五常，中國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禮法，刑政法度，依著大明律條行。”這種“慕華”思想，既是事大主義的思想基礎，也是事大主義的重要體現。
1444年，朝鮮世宗創制諺文（訓民正音），大臣崔萬理等便上疏反對，認為朝鮮自立國以來“至誠事大”，與中原王朝“同文同軌”，沒有創作諺文的必要。如果此事流傳到中國，怕惹人非議，“豈不有愧於事大慕華”。可見在朝鮮士大夫心目中，“事大”與“慕華”是緊密相關的，朝鮮的所作所為不能絲毫違背於中國，否則就是違背事大主義。在這種事大慕華觀念的影響下，朝鮮將宗主國中國奉為“天朝”、“中華”，並自詡為“小中華”。
（三）嚮明朝尋求保護
朝鮮依附明朝，獲得明朝保護，以確保國家安全。16世紀末，豐臣秀吉向朝鮮借道，以便日軍“超越山海，直入於明”，遭到朝鮮的嚴正拒絕。豐臣秀吉遂於1592年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史稱“壬辰倭亂”。朝鮮不敵日本，國王宣祖直奔中朝邊境的義州，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軍援助朝鮮抵禦日本侵略，到1598年終於驅逐全部日軍。朝鮮通過明朝庇佑得以復國，亦將此視為“再造之恩”，更加強化了事大主義。
明代中朝關係一向被視作典型的朝貢關係，朝鮮對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態是慕華，而具體表現則是事大。“事大主義”是儒家一種外交理念，是小國保存自身、應對大國的策略。朝鮮王朝高舉事大主義的大旗，誠心事奉明朝，這不僅是出於文化上的認同，更是為了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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