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自刘邦第一次开始拜孔子开始，帝王权威慢慢在这个诸侯林立，礼乐崩坏的世界里树立起来，黄老之术也在慢慢的帮助恢复整个西汉的经济；多年的修生养息，儒家思想的使用让西汉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朝廷鄙都庾廪尽满，而府库余财”，甚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食”。在民间，是“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以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与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

而这个时候，刘彻接收了兵强马壮的西汉王朝，这是一个洗刷白登之围，吕后被辱，被迫与匈奴和亲耻辱的绝佳时机。面对着刘彻的就是两个选择，要么安于享成，做个守江山的好君王，无忧无虑；要么就要开始征伐之路扩展疆土，一雪前耻。这个想法一直压抑着汉武帝，直到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带回了路线，风土人情，周边的环境状况，再一次激起了刘彻封禅泰山，联通西域的豪情。

之后汉武帝开始了十四年的征伐匈奴之路，包括收回河西走廊。然而整个西域都在匈奴的掌控之中，为此汉武帝先后出兵武力镇压大宛，乌孙之类，匈奴逃遁。为了掌控西域，抵御外敌，先后七次大规模修筑长城，把亭障延伸至玉门关前，大肆屯田于渠犁，轮台以供军需，直至公元前90年才停止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外事四夷”的开边政策。

《轮台诏》的源头。

按道理说，汉武帝四处征战，不仅沟通西域，开创丝绸之路，而且宣扬了大汉威风，巩固了中国边防是一件好事。可是当时社会属于小农经济，属于封建君主专制社会。虽然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建设了君权神授，不可侵犯，增强的君主专制的能力。然而四十多年的开边政策，哪怕是文景盛世的积累也无法承担这份战争的消耗，所以汉武帝把压力加入的百姓之中，搜刮民众。

所谓的搜刮就是经济控制，寓税与价，短期内积聚了极大的财富，维持战争机器的消耗，迫使穷民犯法。而民众无法生存就开始造反，多次大型的农民起义都被血腥镇压，后来饥荒大难，甚至出现“人相食”的记录。然而这些并未让汉武帝感到焦虑，仍有”大五日“的传统。好大喜功，曾为求汗血宝马多次遣李广利远攻贰师城，大耗国力。晚年更迷信方术，追求长生不老，后又宠信江充，因巫蛊之祸，杀掉太子全家，逼死皇后，导致整个朝廷人心惶惶，社会动荡。

如此之下汉武帝自己也看到这番光景，为此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他知道，但他必须这么做，但是如果继续这么做的话，将会耗尽民脂民膏，步上秦之后尘。但是为了对西域全盘掌控，继续执行开边政策，将会完成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但是又将面临国家崩裂的危机，汉武帝踌躇了，他在思考是不是该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一边是赤裸裸的红苹果，一边是瓦解的圆盘，最终他选择了保护圆盘。

《轮台诏》为什么可以解除这个危机。

天人感应思想的作用。经济政策的改变。

汉朝作为“布衣天子王侯将相”， 整个社会风气就是处于朴素的气息，虽然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了君主集权，但是天人感应的道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而罪己诏就是这个天人感应里面最直接的手段，自省的政治表演，一方面展示自己的权威和能力，一方面阐述这些都是来自上天之过，吾现在要替你们承受这份过错，通过这种手段来消除民怨，团结人心，进一步缓解矛盾，取悦民众，为国家改变争取时间，来期望重新认可。

在整个西汉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民众对于整个罪己诏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禁锢的思维模式，专制的社会，普通民众居于一处，安于生产，现在帝王认错了，愿意承担上天的惩罚，对于自然灾害的无奈，皆转化为期待，包括汉武帝随之改变的历史政策：“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再次开始了早期的修生养息的策略，来向民众示好。同时表明自己好大喜功，人主不德,布政不均，伤害民脂民膏的错误性，并保证不在进行。包括后来百年一直都是实施着这个富农的政策，迎来的昭宣中兴，延长汉朝百年之久。

汉武帝奠定的治世之道的衍变，“酷法”到“守文 ” 。

汉武帝在位54年，前七年一直保持着早期的汉朝政策，从元光二年开始用兵，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征伐四夷的战争，导致国家海内虚耗。但是也是在此32年之间，开始的儒家制度的推广，军事制度的改革，统一货币，推恩等等来进一步巩固统治，安内攘外。

这个时候的汉武帝可以说是雄才大略，也可以说是穷兵黩武，用酷法来维持社会稳定，而太子多次劝谏，属于守文一派。打个比方这个就像秦始皇和太子扶苏的翻版，一个重法，一个重儒。汉武帝既需要又不需要这样的太子，这个是一个矛盾的体系。但

是多为跟随汉武帝开边，改制，用法之人，包括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少数为支持太子刘据的宽厚一派。汉武帝在推行法的同时，又把皇权凌驾于法之上，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君主专制的手段，为此巫蛊之祸或许是汉武帝昏庸，或许是一个伏笔，一个政治的伏笔。

《史记》和《汉书》把《轮台诏》颁布之前的二百万流民之祸，农民起义归结于酷法和战争。

然而在汉武帝完成自己任务之后，利用专制镇压暴动，再次利用《轮台诏》种反省巫蛊之祸，对太子进行昭雪，进行二次清洗，对于那些帮助自己开边的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进行谴责扰民之策，后三人都相应受到惩罚。开始扶持霍光之辈，从“重法”走向了“守文”,在接受秦始皇大一统思想的法制制度的专制的同时，改弦易辙开始了重儒，也非宋朝的全盘接受，而是霸王道杂之。缓解了矛盾，同时走向战略防御，修生养息之策。进一步延缓汉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