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必須要有空間，所謂的空間，籠統地講即是國家權力所覆蓋的領土範圍之內。因此，“大一統”首先必須要有廣闊的疆域，對於存在一個甚至是多個割據政權的王朝，難以稱得上“大一統”。三國時期、南北朝時期，包括宋朝時期，中央政權都不是完整的，並且同時出現好幾個聲稱正統的政權，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就延伸出了時間和種族的內涵，並且種族的內涵越來越佔據重要的位置。
楊念群認為：中國古代人認為對疆域空間的佔有並不具有絕對的合法性，必須經過時間序列的檢驗才可位居正統之列。（楊念群：《何處是江南》，三聯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頁。）所謂的“時間序列”即是按照“五德終始說”來排列的，認為歷史是循環往復的，每一個朝代的建立都是通過“改正朔、易服色”來確立其政權的合法性的。
五德相繼這種時間循環思想跟中國特有的文化有關，原始儒家到了西漢揉進了更多的陰陽家的觀點，使得儒學變得神秘化。五德終始說的王朝興滅理論由此誕生，它也成了以後歷代王朝維持其政權穩定的合法性來源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自然現象和行為都變得政治化。不過在我看來，陰陽五德之間的相生相剋並不能說明這是一種“時間序列”，而是體現一種天命觀，一種中國人在遠古時期就形成的深層的文化心理。這種歷史循環論很像是物理中的能量守恆，只是轉化成了另外一種形式而已。
另外一個就是種族的因素，楊念群認為“孔子嘆周道衰微，作《春秋》以警示，除‘大一統’之義外，還包涵一種複雜的‘內外觀’，因三代行封建之制，諸侯之間征伐不已，那麼對王室的尊崇往往依據遠近親疏的狀態構成一個圈層的統治秩序，這種秩序內也隱約存在著族群分類的差異等級。按照孔子的要求，對王室的尊崇與親疏也會反映在不同種族的分佈上，這些族群的行為表現往往是區別‘文明’與‘野蠻’的標誌，也是是否真正擁有‘正統’的標誌，因此，‘血緣’和‘種族’的因素已被考慮在內，儘管這類似以種族劃分文化標誌的模式在先秦的敘述中表現得並不明顯。”（楊念群：《何處是江南》，三聯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236頁。）
在中國的西周時，統治者“敬天保民”，也就是說商朝的滅亡周朝的建立給了統治者兩個啟示，即“天”和“民”，所謂的“天”即是天命是會轉移的，而這個建立在統治者保民的基礎上，如果統治者實行暴政，那麼“天”就要廢除其統治權，將其轉移到別人的手上。也就是說，統治者的合法性來源於“天”，比如秦朝，它認為自己在空間和時間上具有正統性，因為秦朝統一了六國，擁有廣闊的疆域，而自己是代周而建立的朝代，從這兩個角度看，“天命”在秦朝的手上，但是秦朝很快滅亡了，這是為什麼呢？
一般認為秦朝是由於施行暴政導致其滅亡，他們忘記了周人悟出的“敬天保民”的真理，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空間和時間在描述正統性上不起任何作用。西晉也建立了統一的國家，可是也很快崩潰，不過我們不能說它沒有正統性，西晉的政權非常正統，但是由於其政權的內部危機，導致這種正統性完全崩解。
清朝的正統性主要來源於其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它統治了漢人的全部疆域並且超越中國曆代王朝的疆土，雍正皇帝認為大清國土超越明朝，故其政權應擁有正統性。雍正時呂留良大案所涉及的問題已經觸及到了清朝統治的核心，明朝遺民對於故國的懷念觸及到了清統治者的神經。
清朝統治者很難明白腐朽不堪的明王朝好在哪兒，為什麼還有人要反清復明。實際上這是在孔子時代就有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在清朝時種族問題成了核心。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宋朝，北宋認為自己繼承了唐朝的正統，但是北宋一直沒有完全統一中國，在跟北方的民族對抗中一直處於弱勢，到了南宋更是偏安一隅。此時“五德終始說”已經消失，那麼宋朝只能在種族上打主意，它舉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從種族的角度來捍衛自己的正統性，強調自己漢族血統的優越性。那麼為了統治的合法性，就只能在種族問題上做文章。
清朝最後靠“軟暴力”——文字獄——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到了清朝末年這個問題又凸顯了出來，於是有了平滿漢之畛域的議題。也就是說，清朝的正統性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解決，尤其是種族問題，最後這個問題成了清朝滅亡的一顆定時炸彈。
其實關於滿漢民族的問題在清朝建立之初就被討論，到清末戊戌變法之時，梁啟超認為平滿漢之畛域是解決滿漢問題之關鍵，也是中國戰勝列強之一途。梁啟超在他的《變法通議》中說“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從戊戌變法始，梁啟超就認為滿漢應該合種，梁啟超認為只有合種才能抵禦列強之侵略，解國家之危局，他舉中國古代之例，又舉西方列強之例，意在說明合種之必要，至於如何做，他想了四個方法——散籍貫、同婚姻、並官缺、廣生計。
夷夏之辨和合種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一對矛盾體，實際上很難解決，因為占人口少數的滿族是統治者，而占人口多數的漢族是被統治者，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種族問題遲早是要爆發出來的，所不同的只是表現形式不一樣而已。梁啟超所謂的合種仍然是變成漢種，其最後結果只可能是徹底同化滿族，對於滿族來說，不願意看到這個結果。
儘管滿族和漢族在絕大部分方面已經沒什麼區別了，但是滿族這個族群並沒有消失，也就是說，儘管它失去很多滿族的東西的，但是滿族還存在在那兒，這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並不是主觀的想象。滿族對滿族的認同感與漢族對漢族的認同感是同樣強烈的，其他民族同樣如此。
古代中國並沒有國家的概念，有的只是一家一姓，那麼唯一的歸屬感就在於種族身份這個層面上。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強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國家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概念，對於中國古代來說，國家實際上就是家的意思，古代中國是一個家長制國家，國是由家所組成的。尤其是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席捲全球，近代民族主義傳入中國，漢族靠這個武器推翻了滿清王朝，同樣的，其他少數民族也更加加重了其對本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民族矛盾依然沒有解決，甚至更加激烈。
讓我們來具體看一下同為宋朝的北宋和南宋對正統的看法，北宋之所以敢“尊王”也和它的領土面積有關，北宋儘管沒有取得盛唐那樣的疆域，但相對來說也取得了一統，而南宋則是偏安一隅，所以為了名正言順，只能“攘夷”。北宋仍然以“尊王”為核心，表明其對自己充滿了自信，表明其信奉強力政治觀，這和南宋有著本質的不同，關鍵原因還是雙方所處的環境不同。南宋偏安江南，不具有北宋的客觀條件，因此只能以“攘夷”為核心。
“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就是明顯的不滿陳壽《三國志》與司馬光《資治通鑑》從擁有廣大疆域的角度賦予魏國以正統地位，改尊蜀漢為‘正統’，表面上持有的是劉備乃是漢家宗室的理由，實則映射出的是南宋王權以殘破之勢孤懸一隅而流露出的無奈拘謹之心態。”（楊念群：《何處是江南》，三聯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5頁。）由此可見，在史家編撰歷史尊誰為正統這個問題上，其也提出了自身正統性的問題。
空間、時間、和種族這三個要素是一個十分精煉的概括，“大一統”、“五德終始說”以及“夷夏之辨”等這些都是中國文化最深層的東西，而中國古代政治的發展既表現了它們同時也脫離不了它們，任何一個王朝任何一個國家在建立的時候都要去尋求這個新生的政權的合法性，在古代中國，這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天”，可是如何去證明呢？
天對於所有的民眾來說是一個公共資源，所以這也是統治者非常恐懼的一點，因此要用暴力壟斷祭祀天的權力。在我看來，強權仍然是第一位的，肉體上的暴力永遠是最恐怖的，誰用暴力統一了天下，天命就是屬於誰的。儘管秦朝的統治很快就崩潰，但是它的正統性是毋庸置疑的，從來沒有人懷疑秦朝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秦始皇是中國第一個皇帝。所以說這是一個大前提，誰取得天下，誰就是正統，至於為什麼是“他”取得了天下，那關乎天時、地利和人和等因素，歷史充滿了偶然性，也充滿了戲劇性。
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從空間、時間和種族三個要素來理解中國古代國家的“正統觀”形成及其變化和發展。用今天的話語來說，所謂的“正統”也就是指政權的合法性，這是一個法律問題的範疇，不過，中國的情況用法是說不清的，這和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有密切的關係，研究中國古代國家的“正統觀”還有很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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