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黑洞”究竟是什麼，裡面都包含著怎樣的東西？1988年我從協和醫科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時，對此並沒有清楚的認識。1990年我憑自己的勤奮和成就，收到了美國加州聖地亞哥醫學院的博士後研究邀請，辭去原本待遇豐厚的中日友好醫院的工作，孤注一擲遠赴大洋彼岸尋求攻克癌魔的方法，希望再深入一點去探索癌症“黑洞”，找到那束陽光，實現自己追求的夢想。
沒有其他的追求，也不想追求那些虛的榮耀與頭銜，我就想成為一個高尚的腫瘤醫生，為人類攻克癌症“黑洞”做一點貢獻。
到美國學習，因為受到了導師斯奈爾·金（Sinil Kims）的影響，向他學習緩釋庫這個概念及應用方法。與此同時，我意識到自己缺少許多知識，急需充實自己，特別是分子生物知識。
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雖然基礎不錯，但醫學大學生主要以生物、生化等比較基礎的學科為主，授課時間比較短，內容比較淺顯，是以臨床方面知識為主，大學畢業做住院醫生是完全可以勝任，但是做研究工作就差得太遠了。
讀研究生時，自己的水平得到了進一步提高。當年，考取碩士研究生的比例非常小，專業分得很細。在國內，我的研究方向是核醫學、腎上腺嗜鉻細胞瘤的顯像、淋巴結顯像劑等。
到了美國，研究方向變了，知識就有些不太夠用了。跟著導師做過幾年的分子生物學研究，確實填補了我的短板。在分子生物學的大潮中，至少我不說外行話了，至少我更能理解生物治療中的關鍵點及相關的聯繫了。
我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證書
我很注意參加索爾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和聖地亞哥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各種學術會議、講座，有些講座可能完全與我的研究無關，我也一樣參加，為的是受受啟發，看看能否找到我感興趣的內容，尤其是癌症治療方面的新點子或新思路。學術會也多數與我的目的相差甚遠，我只是聽聽，當作練英語，當作休息，這些學術講座會都備有飲料及小吃，我就當作休閒。
索爾克生物研究所是美國生命科學領域成果最多、質量最高的研究機構之一
索爾克生物研究所是坐落在加州南部拉霍亞的一個獨立非營利科學研究機構。它於1960年由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創立，創始者中有雅各布·布羅諾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62年研究所正式投入運行。這所研究所是美國生命科學領域成果最多、質量最高的研究機構之一。在中國知道的人很少，多數人知道哈佛醫學院。2004年，《時代高等教育》增刊將索爾克生物研究所列為世界第一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2006年，《科學觀察》將其列為神經科學和行為學領域全球第一的研究所。路易·康是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的設計者，在美國現代建築師中，路易·康在建築學上的地位相當高。他在1901年2月20日生於愛沙尼亞的薩拉馬島，1905年隨父母移居美國費城，1924年畢業於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大器晚成的他五十多歲時才真正成為一代宗師，他的建築作品通常是在質樸中呈現出永恆和典雅，他闡述了建築應該怎樣在反映人類對本質的思考過程中創造的奇蹟；他提到的光明與陰影，與他在建築作品中善於把握光的作用一樣，都啟發著人們對存在和哲理的思考。
這樣一些學術講座在索爾克和聖地亞哥加州大學幾乎天天有，多數是基礎的分子生物學，無臨床應用價值。當然基礎研究是科學家的興趣與愛好，也是生物學家賴以生存的工具，為了能晉升，為了能爭取科研經費，他們需要發表文章，需要寫研究經費申請報告，他們一生花在寫經費申請報告的時間，約佔職業生涯的一半，然而，拿到經費的概率只有10%，甚至更少。
在索爾克與我的導師塞拉
這些科學家拼命乾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經費，用於研究和生活。哪裡有項目招標，哪裡就有科學家的身影，為了爭取到資金，拼命地思考出標新立異的項目，並設想著種種可能的答案，而一些藥企或大商人會選擇對自己感興趣的項目慷慨解囊，贊助美國癌症研究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的某些研究。各種各樣的獎項，刺激著他們去申請，而藥企或大商人拿出的這些錢，在美國還可以避稅或減稅。因此多數不是為了興趣，只是為了生存。
多數的哲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Ph.D.)的工資，不像臨床醫學博士（Doctor of Medicine，M.D.）的工資那麼高，因為這些臨床醫學博士可以一邊做醫生，一邊做研究，他們主要出於興趣，為在臨床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尋找答案，尋找解決的方案，這也是我比較欣賞的一種研究方式。在美國，這種醫生社會地位較高，工資待遇較高。
中國留學生在國內學醫，到了美國，有的人會去讀哲學博士，目的是通過讀哲學博士提高英語交流能力，同時有個學生身份在美國可以合法居留，有的人選擇考美國的行醫執照。在美國，臨床醫學博士一般都有行醫執照，你考過執照，做完實習醫生，就可以當醫生。相比較而言在國內讀了碩士、博士的人好像吃了大虧，其實沒吃虧，打的基礎好了，進步快，適應快。
索爾克創始人索爾克博士
我見過不少的中國醫學學士，到了美國後乾得很好，當然，一開始也是費了不少勁，克服了不少困難，有的人還通過自學來補課。
延安老兄就是其中一個，他沒有研究生的經歷，後來考取了行醫執照，在美國就是當然的臨床醫學博士。我的中國朋友毛利（Mao Li）也很優秀，在著名的安德森腫瘤中心（M.D. Anderson腫瘤中心創建於1941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癌症研究中心之一）當了教授，沒有考行醫執照，也是臨床醫學博士，也沒有國內外研究生的經歷。近年他又去了美國馬里蘭的一家口腔醫學院當了系主任，為中國人爭了光，如按國內的觀點，他確實沒有得過博士學位，但美國承認了他，又當了不同級別的教授，就是當然的臨床醫學博士。
美國任何一個大學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或加冠於副（Adjunct）之類，條件之一是具有哲學博士或臨床醫學博士或同等學力，只要你在美國幹得好，就能得到承認，這就是美國。這些人回國了，國內的觀點與美國有所不同，那屬於國情問題，不是個人能主宰的，我覺得，承認與否無關緊要，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
像我就是這樣，在美國得到了承認。回國了就按國內的規矩辦，也沒有問題。
在美國的研究室，我努力工作著，加班加點是經常的事，有時半夜睡不著，就到實驗室搞研究，時常錯過吃飯時間，餓了就隨便找點吃的。就這樣，兩年很快過去了。
1992年，我有幸在世界著名的索爾克做博士後研究。在這個研究所裡，我如魚得水，開始在美國嶄露頭角，我的科研成果於1994年曾得到美國陸軍醫學研究開發署（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科學前途發展獎16萬美元，當時我們實驗室的十幾個博士後中，就我跟另一箇中國人得到這筆經費，一時驚呆他人，我倆都沒有哲學博士。同時我也是首席科學家（Principle Investigator，PI），同時還被聘為該研究所的研究員，同年被破格聘為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的助理教授。
在美國站住腳後，在腫瘤的臨床治療及藥物載體研究上又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96年，在第89屆世界癌症年會上，我提出的“用腫瘤自身作為抗癌藥物‘緩釋庫’”的概念，在美國醫學界引起極大轟動，也促使我為之奮鬥終生，並取得了一定榮譽和相應的地位，美國政府破例為我辦理了綠卡，美國癌症研究學會也吸收我為會員。
雖然在美國取得了初步成功，當年活得也算自在，但我一直感到自己身在美國，心在中國，因為祖國是我腫瘤研究起步的地方，我特別想回到中國，圓自己的抗癌夢。
我要用自己的技術造福人民，對此我充滿了自信，因為我已經掌握了獨到的腫瘤治療技術。祖國改革開放空間巨大，有好幾位國家領導人在接見留美學生時，都熱切鼓勵大家回國創業，我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強烈的創業願望和歸屬感——回到中國幹自己的事。
15年前，在中國大部分人絞盡腦汁要移民國外的時候，我毅然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回到祖國，回到山東，回到老家。在自己的家鄉，在離縣城還有二里路的農田裡，建起了自己的腫瘤醫院，也不能不說是一個無先例的創舉。有些記者聽到以後頓覺不可思議，前去採訪。
我的第一家醫院，改善後的樣子，現在又有的更多改善
我沒有辜負社會各界的厚愛和患者們的企盼，2004年至2007年三年間，我的“緩釋庫療法”先後獲得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國家發明專利，眾多患者接受該療法治療後重獲新生。
十五年來，國內外近三萬名患者慕名而來,治療效果顯著，更可喜的是，部分肝癌病人甚至活過十年有餘。攻克癌症，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沒有做到，中國的大醫院也沒有做到，我也沒有做到。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我為癌症患者減少了痛苦，延長了生命，提高了生活質量。事實也證明我的理念是對的，我的方法是科學的。
隨著時代、環境和地位的不斷變化，我對事業的追求在不斷地深化和提升，始終不變的是，我想成為一名高尚的腫瘤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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