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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我們只用對講機，從隔離病房裡獲取的信息太少。第四天配了手機，視頻連線問病人，哪裡不舒服？看病講究身臨其境，不能光憑想象，必須看到病人是否吸氧、精神狀態如何。
齊魯醫療隊接管病區後，至今只走了一位88歲的老人。他老伴去世了，他拒絕治療，不吃不喝。我們每天都勸他，用了鎮靜劑，打了營養藥，但他只要清醒過來就一把拽掉，最後多臟器衰竭去世了。
有人說，有兩種醫生都算“好醫生”：一種是自己能把病看好的；第二種是你知道誰能把病治好，第二點特別重要。其實這裡的每支醫療隊“天團”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要聯合，借鑑其它醫療隊的經驗。
醫療隊隊員在看患者的CT片。（梁淑怡製圖/圖）
“我倆都不會玩抖音，都不知道這段視頻是怎麼火的。”2月7日，齊魯醫院第四批援鄂醫療隊隊長李玉帶領130名隊員到達武漢天河機場。一箱箱醫療物資剛搬下飛機，大夥兒正考慮怎麼帶走，遠遠看見一支身著紫紅色隊服的醫療隊迎面走來。
兩支隊伍越走越近，隔著數十米寬的廊道，一位男護士吼了一嗓子：“你們是哪家醫院的？”
齊魯醫院的一位醫生用手機拍下了“山川相遇”的瞬間，上傳到了抖音，幾十秒的視頻一夜間點擊上億。第二天，點燃網友的“王炸組合”再次碰面。這一回不是在機場，而是在共同的“戰場”——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
3月2日，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了齊魯醫院第四批援鄂醫療隊隊長、呼吸科副主任李玉和副隊長、腎臟科主任胡昭。
“看病講究身臨其境，不能光憑想象”
南方週末：來武漢三週了，最大的變化有哪些？
李玉：第一週最忙，工作量比在齊魯醫院大很多，所有的科主任、副主任、領隊和我，六個人每天上班，先上一週，熟悉病情，把病人分類理順，雖然都是重症肺炎，但還是根據病情輕重分成了普通、病重、病危，便於管理。
此前，齊魯醫療隊只有我一個人有過治療新冠肺炎病人的經歷，我也是山東當地的專家組成員。當時國家正在不斷更新診療方案，那是治療大框架，我們需要更細化。比如國家推薦了阿比朵爾、利巴韋林等多種抗病毒藥，這些藥其實適用於不同的病人，有些病人腸胃不好，吃克立芝就不行。我們根據病人的體質、過往治療情況、住院之前用過什麼藥、有沒有合併症再分類，制定了很多細則。
南方週末：最近一段時間武漢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不少。
李玉：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援鄂醫療隊來了，治療方法改進了，對疾病的認識也加深了。原來也按照診療方案治，但理解不夠透徹，比如對於抗病毒藥物、激素和生命支持系統的使用。當時人手短缺也是大問題，內科系統的醫生幾乎全部上陣，比如我們接手的這個病區，僅有6個醫生、十來個護士，而且還不是呼吸危重症科的醫生。
南方週末：和其他醫療隊相比，齊魯醫療隊的特色是什麼？
李玉：視頻查房是其中之一，是可以開展三級查房的主要方法。最開始我們只用對講機，那樣從隔離病房裡獲取的信息太少。第四天配了手機，我們先從清潔區的電腦裡熟悉病歷，然後醫生進病房，用裡面的手機和我們視頻連線，有3位主任醫師及主治醫師一邊看病人的資料，一邊看著視頻問病人，哪裡不舒服？看病講究身臨其境，不能光憑想象，必須看到病人是否吸氧、精神狀態如何。重症病人情況一旦惡化，我們馬上連線，能及時看到監護儀上的數字，調整呼吸機參數，安排相關的醫生進入病房。
到武漢後，護士長成了兼職廚師
南方週末：醫療隊來到武漢後，遇到最大問題是什麼？
李玉：來之前我們沒有想到高齡患者有那麼多，病區年紀最大的94歲，70歲以上的患者佔40%，60歲以上的佔70%，這導致了營養支持的問題。剛接手的時候我非常納悶：為什麼有那麼多病人白蛋白低、血鉀低。有一天我在等電梯，正好食堂來送飯，聽到一個護理人員說某某床的盒飯不用給了。我問為什麼不要，護士說根本咬不動，每天只喝稀飯。現在的病人沒有陪護，家人有的去世，有的被隔離，沒人送飯，很多人營養不良。
我們的護士長問食堂能不能蒸點雞蛋羹，食堂根本沒時間單獨做，只能配送盒飯。我們就用帶來的破壁機，根據患者的營養需要，自己動手給他們做營養餐，都是我們自己帶來或社會捐贈的東西。醫療隊的鄭會珍護士長是內分泌的，專門負責給七八個八十多歲的老同志調整飲食，病人的營養狀況明顯改善。護士長說自己到武漢後改行成廚師了。只有解決了營養問題，病人恢復才能更快。現在病人基本沒有低血鉀的。
醫療隊隊員和患者交流。（採訪對象供圖/圖）
南方週末：那護理的工作量會增加很多。
胡昭：對。我們的護理團隊非常強，每個病區共有50個護理人員，一個護士長、三個副護士長，原來在齊魯醫院都是護士長。她們在這裡分工明確：一個管總體，一個專管感控，還有一個專做營養餐。
“天團”之間也需聯合
李玉：兩個病區總共82張床，最多的時候收了76個病人，現在已經有少部分空床。齊魯醫療隊接管病區後，近90個病人至今只走了一位88歲的老人，他老伴去世了，他拒絕治療，不吃不喝。我們每天都勸他，用了鎮靜劑，打了營養藥，但他只要清醒過來就一把拽掉，最後因為多臟器衰竭去世了。
南方週末：遇到過最緊急狀況是什麼？
胡昭： 有個62歲的病人，來的時候說自己不太重，看CT確實也很輕。那天上午查房，這個病人主訴胸悶憋氣，我們看了他的CT，兩三天的時間肺部全白了。一戴氧氣監測後，我說不像那麼輕，檢查血液炎性因子，都超過正常值6倍以上，當時就覺得患者有“炎症風暴”的傾向。經過討論，我們決定儘快採用血液淨化技術（即“人工肝”）對患者展開救治，但齊魯醫療隊並沒有治療所急需的設備，我們也沒做過“人工肝”，我趕緊聯繫了ICU病區的李蘭娟院士團隊。
在徵得患者家屬同意後，齊魯醫療隊和李蘭娟院士團隊同時開始準備工作，當天為患者進行了血液灌流、連續性血漿濾過吸附、雙重血漿置換，整個治療過程花了10小時。後來，我們又給患者做了3次血液淨化治療，病情得到明顯控制，各項指標趨於正常。
南方週末：這樣的強強合作，在醫療隊之間會經常發生嗎？
李玉：來到東院區後，我們兩次請華西醫療隊醫生來我們病區參加病例討論，也請了李蘭娟院士的團隊，每一次都有收穫。有人說，有兩種醫生都算“好醫生”：一種是自己能把病看好的；第二種是你知道誰能把病治好，第二點特別重要。其實這裡的每支醫療隊“天團”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們要合作。
不讓重症患者發展成危重症
南方週末：有些呼吸科醫生傾向於無創吸氧，重症醫學科傾向早插管。氣管在插管時機上，您作為呼吸科醫生怎麼看？
李玉：新冠肺炎的患者和普通病患不太一樣，直到狀況很差的時候，神智仍然是清醒的，自己還能吃飯。氣管插管很痛苦，插管後也有一定的風險，所以最開始我們也很猶豫：病人只是活動時憋氣，要不要插？我們反覆地討論、反覆閱讀國家關於氣管插管的指南，討論後覺得兩個病人都符合條件，都要插管。經過我們5位專家討論我們還是插了，70歲以上的那位患者已經順利拔管，改為無創呼吸機，另一位病人正在治療中。
南方週末：不同專科的醫生在一些問題上可能存在分歧，呼吸科醫生作為領隊，在整體理念上會有什麼不同嗎？
李玉：我們呼吸科也有呼吸機，也給病人氣管插管，但更關注如何讓重症患者不要發展成危重症。到了武漢後，我和幾位主任一起商量，將接管的兩個病區做了個初步分工，樓上的18病區以危重症的呼吸機救治為主，我們專門闢了一個房間，多批了兩位醫生和護士，所有的氣管插管都要到18病區……現在所在的17病區就是救治、出院，我們的目標是不要讓一個病號轉到樓上去。我們做到了二十多天裡，所有的重症病號都穩定或轉成輕症，痊癒出院，沒有一個病人轉到18病區進行氣管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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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週末特派記者 馬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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