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紅巖》小英烈小蘿蔔頭——宋振中，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然而，對他的父親宋綺雲烈士卻知者甚少。提起“西安事變”，大家都知道是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領不滿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為逼蔣抗日而發動的兵諫。那麼宋綺雲與“西安事變”有什麼關係，他都做了些什麼卻鮮為人知。1949年12月16日，在楊虎城等9烈士追悼大會上，中共中央發來唁電，文中提到“楊虎城與秘書宋綺雲夫婦”，可見宋綺雲與楊虎城關係非同一般。儘管我的父親宋綺雲從未做過楊的秘書，但是他們之間的關係遠遠超過了“秘書”的界限，“秘書”一語也正出自楊將軍之口。1949年初，全國即將解放，蔣介石玩弄“引退”伎倆，李宗仁代總統根據國共和談、共方提出的條件下令釋放楊虎城將軍。這時，新聞媒體捅出了“中美合作所”在押政治犯名單，也捅出了楊將軍就關押在重慶歌樂山的消息。楊森怕擔干係，便請示下野浙江奉化的蔣介石。軍統局依據蔣介石的命令，擬將楊將軍轉移至貴陽。楊將軍勃然大怒斥責特務隊長龔國彥：“代總統有令放我，為什麼還要繼續關押我。既然外面知道我在這裡，我哪裡也不去，要死就死在這裡。”最後由特務頭子周養浩軟磨硬騙，並以人格作擔保，楊將軍才答應轉移，但提出三個條件：①撤換特務隊長龔國彥；②改善生活待遇；③要求他的“秘書”宋綺雲一家和他一同前往。
根據當時的形勢，周養浩吃不準楊將軍的前途如何，不便硬來，便答應了。12年的牢獄生活，夫人謝葆貞在獄中被折磨致死，使楊將軍身心憔悴。有“秘書”和他在一起，多少能為他分憂，精神上得以安慰。加之他的處境比“白公館”要好些，即使不能被釋放，至少能為其爭取一個較好的條件。這就是“秘書”的由來。
宋綺雲
1929年底，父親經原葉挺將軍的黨代表陳子堅介紹來到河南南陽。父親所以投奔十七路軍，是基於他對楊將軍的敬慕。自從蔣介石叛變革命，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和愛國人士，並非所有的國民黨人士都贊成。楊虎城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追隨者，對共產黨很有好感，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全國各地一片白色恐怖之時他卻與之相反，採取容共政策。他曾說：“布爾什維克在別處不能立足，都到我這裡來，托洛茨基分子一個也不要。”1927年楊任國民革命聯軍第十陸軍總司令時，其政治部主任魏野疇、秘書長蔣聽松都是資深共產黨員。十七路軍秘書長南漢宸、楊的機要秘書米暫沉、憲兵營營長金閩生、副營長童睦生等都是共產黨員，他的夫人謝葆貞也是共產黨員。蔣介石下令清剿共產黨，楊說：我的部隊沒有共產黨。蔣介石在楊部秘密安插特務，開出十七路軍中共產黨員名單，並命令他將南漢宸等共黨分子押送南京。楊將名單中的人員安全轉移，照舊答覆蔣介石：我的部隊沒有共產黨。
父親來到楊部後，得到楊將軍的重用，任十七路軍宣傳科長兼《皖南日報》主編。那時的楊虎城正是求賢若渴之時。父親知識淵博，精通中國歷史，他經常被楊召至家中，講述古代史中的名人軼事。父親講述諸葛孔明時，還約楊將軍一面遊覽南陽臥龍崗，一面介紹孔明先生的淵博知識與軍事指揮謀略。他們經常談至深夜，關係也更加密切。
1930年春，蔣馮閻大戰，楊虎城果斷西進佔領西安，造成客觀事實。蔣介石不得已順水推舟任命楊為陝西省主席，西安行署主任。楊任命父親為《西安日報》總編，並接管了顧祝同創辦的《西北文化日報》，父親任副社長兼總編輯，同時兼西安行署宣傳科長。這時的西安完全處在白色恐怖之下，在蔣介石寧錯殺一千也不能漏掉一個的反動政策下，陝西的黨組織遭受到嚴重破壞。省委書記杜衡叛變，大批的共產黨員被屠殺或叛變自首。父親以十七路軍為陣地，秘密發展黨員，積極與黨中央聯繫。
在十七路軍中父親結識了很多共產黨員，謝華、李木庵、王根僧等都是在楊部進行兵變活動的。1928年，楊部原政治部主任魏野疇就是從楊部拉出一部分武裝力量，在中共皖北特委領導下，發動太和暴動，結果失敗，魏野疇壯烈犧牲。1934年，旅長張漢民將一個旅拉往陝南，因聯絡失誤與紅十五軍徐海東部相遇而被全殲，張漢民被俘(後被殺)。共產黨在楊部的兵變活動楊虎城是知道的，他雖不贊成，但從未乾預，父親為此感到焦慮。
1932年，福建政府反蔣，積極籌備閩變。黨中央軍委留滬辦事處徐彬如(原名徐文雅，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赴陝做楊的工作響應閩變。由於蔣介石的拉攏與分化，使閩變失敗，各地響應計劃不得不取消。1934年，當徐彬如再次赴陝處理善後時，通過楊虎城的關係與父親相見。他們曾於1923年徐彬如到徐海蚌地區開展工作時相識。古都西安相遇，使他們雙方既感到意外，也感到驚喜。知道宋綺雲就在楊的身邊工作，徐彬如更感到不虛此行。父親向徐彬如介紹了楊虎城與共產黨合作，進一步幫助我黨的另一項有重要意義的工作：
1932年，我紅四方面軍北上建立川陝蘇區。蔣介石密令胡宗南、劉湘、田頌蕘、楊虎城四面包圍，妄圖一舉殲滅紅四方面軍。楊虎城將這一消息告訴了父親並與父親相商，由父親派遣可靠黨員前往聯絡。父親派楊部參謀武志平(新中國成立後任國務院文史辦主任)以雙重身份長途跋涉艱辛地到達川陝蘇區。紅四方面軍總政主任傅鍾接見了他，並委派參謀部負責人徐以新(曾任外交部副部長)隨武志平一起返回漢中，與十七路軍代表孫蔚如軍長秘密談判。雙方簽訂了互不侵犯、聯合抗日的秘密協定，並於1933年6月24日生效。當時紅四方面軍四面受敵，武器彈藥、醫療用品、生活物資奇缺，處境十分困難。楊虎城通過父親打開了通往川陝蘇區的秘密交通線，將急需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往蘇區(紅四方面軍史料中有詳細記載)。上述秘密協議的簽訂，不僅粉碎了蔣介石妄圖消滅中央紅軍的陰謀，對於鞏固川陝根據地、保存和發展紅軍實力都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也奠定了楊虎城將軍與共產黨合作的基礎。
聽到徐彬如同志的彙報，中央軍委留滬辦事處陳賡同志也深受鼓舞，對父親的工作大加讚揚，同時調整了對楊工作的戰略部署，停止在楊部進行兵變活動，決定成立“西北特別支部”，書記謝華，委員除父親外還有徐彬如、金閩生、童陸生、李木庵、王根僧。“西北特支”的任務是：①積極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做楊虎城十七路軍的工作；②積極開展西安地區的抗日救亡活動；③積極支援北上抗日的中國工農紅軍。
1935年夏，當紅軍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徵艱辛地到達陝北時，蔣介石命令東北軍西進，組建“西北剿匪司令部”，蔣自任總司令，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並將楊虎城十七路軍編入“西北剿總”的建制下。俗話說：一山難容二虎，東北軍和西北軍同處西北地區，他們的首腦機關都設在西安，難免產生一些摩擦和矛盾。在西安的中統、軍統特務，也插手其間，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而蔣介石更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蔣介石揚言：這是第六次圍剿，也是最後一次圍剿，他的如意算盤是“一石三鳥”，在消滅紅軍的同時，也削弱東北軍和西北軍。
現實是最好的教育。張學良奉命剿共，直羅鎮一戰東北軍損失慘重，一個師零一個團被紅軍全殲，這更使東北軍與西北軍的團結雪上加霜。自從東北軍入陝以後，兩軍的大小摩擦此起彼伏。楊虎城對此更是憂心忡忡，多次與父親相商。父親也認為必須做好兩軍的團結工作，而且也堅信能做好這一工作。
父親認為兩軍的團結是有基礎的，這個基礎不是剿共而是抗日。父親分析了兩軍的歷史現狀指出：東北軍背井離鄉，有亡家之痛。家鄉的父老鄉親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來西北“剿共”並非所願，部分將領中了“攘外必先安內”之毒太深，一時模糊敵友之界線。為了制止內戰必須加大抗日宣傳的力度，做耐心細緻的工作，動員民眾反對內戰，一致對外。為此，父親以《西北文化日報》為陣地，親自撰寫社論、專題，先後發表了《今年國慶所感》、《國民黨之奮鬥於今日之痛》、《紀念總理與解救國難》、《募捐援綏運動》、《急需組織起來作長期抗戰》、《德日、意日兩協定宣告成立之後我國外交出路》等。在這些文章中，父親大聲疾呼：“現在舉國痛恨於內戰，內戰誠不足取”。古人云“同仇敵愾，萬眾一心”。足見凡是中國人是絕不願做亡國奴的。某方對我們壓迫愈甚，我們反抗力也愈強，這是極自然的啊!為幫助東北軍認清敵友，父親在紀念“九•一八”五週年之際，親撰社論“九•一八者，非可只認為歷史之名詞，實乃民族之血的教訓，國家之巨創深痛。此種教訓，此種創痛，在今日猶斑爛鮮赤。漬傷未復，如釘在腦，拔之未果，隱痛正劇；如刺在心，按之猶在，酸楚非常。我國人如認為‘九•一八’已成過去，則誠為天地間最麻木不仁之動物。如認為無可奈何，而忍受無異，則誠為世界上最沒出息之人類。” “先賢有云：‘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國人在此大敵當前，宜有相忍為國之大覺悟，共同對外。不然長此以往，未有不中卞莊之計，而同歸於盡也”。以“九•一八”之恥，來教育東北軍是最好的治軍良方，以抗日與否來分辨敵友，也最能使東北軍所接受。
經過耐心細緻的工作，東北軍與西北軍日趨融洽，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陝西各界在西安舉行了“堅守西安勝利七週年紀念大會”，張學良將軍親率東北軍高級將領和部分官兵參加了大會，並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大會上兩軍都表達了團結一致、抗擊日軍侵略的決心，紀念大會開成了兩支部隊的抗日誓師大會。父親還在當日《西北文化日報》上撰寫社論，更對廣大群眾進行了一次團結抗日的總動員。
1935年底，以宋慶齡、沈鈞儒等為首的愛國人士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並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父親與“西北特支”成員認為這是發動群眾、宣傳抗日的好機會，在西安發動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舉行集會和遊行，公開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久，父親又協助陝西東北籍愛國人士成立了“東救會”。正如父親所料，東北籍愛國人士有亡鄉之痛，尤其是東北籍學生更激發出鬱積已久的愛國熱情，他們反對內戰，要求東北軍打回老家去。
1936年是在中國歷史上一個多事之年，也是極不尋常的一年。一方面是蔣介石決心大打內戰，他集中了近40萬精銳部隊，調來剛從意大利購買的300架新式作戰飛機，帶著他的大員不可一世地來到西安；另一方面是得到全國人民支持的西安地區要求抗日的民眾，連日來不斷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擊日軍侵略。蔣介石企圖把東北軍和西北軍推上剿共的第一線，否則將被調防。他來到西安之後，立即對張、楊及團以上官佐進行訓話：“我們是軍人，要明禮義，知廉恥。在家要盡孝，為國要盡忠，對上要服從長官”。接著是“攘外必先安內”的陳詞濫調：“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遠近，事情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人離我們很遠，為害尚緩”。“西北各將領及數十萬士兵忍無可忍，實行對蔣介石氏‘兵諫’，促其醒悟”。
“不抗日，中國無生路，不反帝，中國無生路”，“在中國這種情勢下，誰能抗日，誰即是中華民眾愛戴的英雄，誰甘願為日本人的走狗，誰即是中華民族的敵人，即是漢奸……事變的由來完全是十年來蔣介石的誤國政策的結果”。
父親的文章寫得極其精彩，論理尤為透徹。今天讀起來，也是正氣凜然，使人茅塞頓開。如《闢蔣介石之準備論》、《闢“安外攘內”之謬論》，使當時受矇蔽及中毒較深的東北軍、西北軍將士及青年學生幡然醒悟。“蔣介石所謂準備，一則是為其投降日本做掩護，二則是準備排除異己。蔣介石之走狗僅知道其有對外賣國之領袖，以導致走向升官發財之路，不知有國家、不知有民族，他們還需要抗日?更不需要談準備。”
“某外人謂：蔣介石十年來屠殺青年超過30萬!白骨已如山矣!而在戰鬥中之犧牲者尚不在此數。此豈安內之道乎?至於利誘威迫，排斥異己，使全國各黨各派皆不得相安。有人謂蔣介石非‘安內攘外’乃‘按內讓外’也，言雖幽默，而亦真實也。”
“我國現狀正如楊主任所謂‘亡國滅種的慘禍就在目前’。誰能‘攘外’，誰就能‘安內’，這是事實，也是真理。”
在西安事變期間，為了不失時機進行宣傳，父親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重要社論由他親筆撰寫。除此之外，他還以“易雲”、“依雲”、“平凡”等筆名撰寫專論和署名文章。
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史的轉折點之一，西安事變的組織者、參與者是中國人民的功臣，人民不會忘記他們，也不應該忘記他們。然而，回憶往事卻說法不一，大家知道西安事變是張、楊兩位愛國將領不滿意蔣介石“先安內而後攘外”的不抵抗政策，為了逼蔣抗日而發動的“兵諫”。但張學良將軍生前多次表態：“主要的發動者是楊虎城”。蔣介石一直指責是共產黨策劃的，他可以原諒張學良，絕不給楊虎城、宋綺雲一條生路。最近在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連續劇《延安頌》強調是汪鋒帶著毛主席的一封親筆信給楊虎城才使楊轉變立場反蔣的。周恩來總理是西安事變的參與者，他對事變的起因以及整個過程瞭如指掌。周總理在西安事變紀念活動中多次指出：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他的倒行逆施是西安事變的主要原因。但總理還強調：西安地區的抗日救亡活動是西安事變的母親，感謝西北地下黨的同志們。我的父親宋綺雲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宋綺雲烈士之子宋振鏞 200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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