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红岩》小英烈小萝卜头——宋振中，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对他的父亲宋绮云烈士却知者甚少。提起“西安事变”，大家都知道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为逼蒋抗日而发动的兵谏。那么宋绮云与“西安事变”有什么关系，他都做了些什么却鲜为人知。1949年12月16日，在杨虎城等9烈士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发来唁电，文中提到“杨虎城与秘书宋绮云夫妇”，可见宋绮云与杨虎城关系非同一般。尽管我的父亲宋绮云从未做过杨的秘书，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了“秘书”的界限，“秘书”一语也正出自杨将军之口。1949年初，全国即将解放，蒋介石玩弄“引退”伎俩，李宗仁代总统根据国共和谈、共方提出的条件下令释放杨虎城将军。这时，新闻媒体捅出了“中美合作所”在押政治犯名单，也捅出了杨将军就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的消息。杨森怕担干系，便请示下野浙江奉化的蒋介石。军统局依据蒋介石的命令，拟将杨将军转移至贵阳。杨将军勃然大怒斥责特务队长龚国彦：“代总统有令放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关押我。既然外面知道我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去，要死就死在这里。”最后由特务头子周养浩软磨硬骗，并以人格作担保，杨将军才答应转移，但提出三个条件：①撤换特务队长龚国彦；②改善生活待遇；③要求他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和他一同前往。
根据当时的形势，周养浩吃不准杨将军的前途如何，不便硬来，便答应了。12年的牢狱生活，夫人谢葆贞在狱中被折磨致死，使杨将军身心憔悴。有“秘书”和他在一起，多少能为他分忧，精神上得以安慰。加之他的处境比“白公馆”要好些，即使不能被释放，至少能为其争取一个较好的条件。这就是“秘书”的由来。
宋绮云
1929年底，父亲经原叶挺将军的党代表陈子坚介绍来到河南南阳。父亲所以投奔十七路军，是基于他对杨将军的敬慕。自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和爱国人士，并非所有的国民党人士都赞成。杨虎城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追随者，对共产党很有好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全国各地一片白色恐怖之时他却与之相反，采取容共政策。他曾说：“布尔什维克在别处不能立足，都到我这里来，托洛茨基分子一个也不要。”1927年杨任国民革命联军第十陆军总司令时，其政治部主任魏野畴、秘书长蒋听松都是资深共产党员。十七路军秘书长南汉宸、杨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宪兵营营长金闽生、副营长童睦生等都是共产党员，他的夫人谢葆贞也是共产党员。蒋介石下令清剿共产党，杨说：我的部队没有共产党。蒋介石在杨部秘密安插特务，开出十七路军中共产党员名单，并命令他将南汉宸等共党分子押送南京。杨将名单中的人员安全转移，照旧答复蒋介石：我的部队没有共产党。
父亲来到杨部后，得到杨将军的重用，任十七路军宣传科长兼《皖南日报》主编。那时的杨虎城正是求贤若渴之时。父亲知识渊博，精通中国历史，他经常被杨召至家中，讲述古代史中的名人轶事。父亲讲述诸葛孔明时，还约杨将军一面游览南阳卧龙岗，一面介绍孔明先生的渊博知识与军事指挥谋略。他们经常谈至深夜，关系也更加密切。
1930年春，蒋冯阎大战，杨虎城果断西进占领西安，造成客观事实。蒋介石不得已顺水推舟任命杨为陕西省主席，西安行署主任。杨任命父亲为《西安日报》总编，并接管了顾祝同创办的《西北文化日报》，父亲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同时兼西安行署宣传科长。这时的西安完全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在蒋介石宁错杀一千也不能漏掉一个的反动政策下，陕西的党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杜衡叛变，大批的共产党员被屠杀或叛变自首。父亲以十七路军为阵地，秘密发展党员，积极与党中央联系。
在十七路军中父亲结识了很多共产党员，谢华、李木庵、王根僧等都是在杨部进行兵变活动的。1928年，杨部原政治部主任魏野畴就是从杨部拉出一部分武装力量，在中共皖北特委领导下，发动太和暴动，结果失败，魏野畴壮烈牺牲。1934年，旅长张汉民将一个旅拉往陕南，因联络失误与红十五军徐海东部相遇而被全歼，张汉民被俘(后被杀)。共产党在杨部的兵变活动杨虎城是知道的，他虽不赞成，但从未干预，父亲为此感到焦虑。
1932年，福建政府反蒋，积极筹备闽变。党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徐彬如(原名徐文雅，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赴陕做杨的工作响应闽变。由于蒋介石的拉拢与分化，使闽变失败，各地响应计划不得不取消。1934年，当徐彬如再次赴陕处理善后时，通过杨虎城的关系与父亲相见。他们曾于1923年徐彬如到徐海蚌地区开展工作时相识。古都西安相遇，使他们双方既感到意外，也感到惊喜。知道宋绮云就在杨的身边工作，徐彬如更感到不虚此行。父亲向徐彬如介绍了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进一步帮助我党的另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1932年，我红四方面军北上建立川陕苏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刘湘、田颂荛、杨虎城四面包围，妄图一举歼灭红四方面军。杨虎城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并与父亲相商，由父亲派遣可靠党员前往联络。父亲派杨部参谋武志平(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文史办主任)以双重身份长途跋涉艰辛地到达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总政主任傅钟接见了他，并委派参谋部负责人徐以新(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一起返回汉中，与十七路军代表孙蔚如军长秘密谈判。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秘密协定，并于1933年6月24日生效。当时红四方面军四面受敌，武器弹药、医疗用品、生活物资奇缺，处境十分困难。杨虎城通过父亲打开了通往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将急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苏区(红四方面军史料中有详细记载)。上述秘密协议的签订，不仅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的阴谋，对于巩固川陕根据地、保存和发展红军实力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奠定了杨虎城将军与共产党合作的基础。
听到徐彬如同志的汇报，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陈赓同志也深受鼓舞，对父亲的工作大加赞扬，同时调整了对杨工作的战略部署，停止在杨部进行兵变活动，决定成立“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委员除父亲外还有徐彬如、金闽生、童陆生、李木庵、王根僧。“西北特支”的任务是：①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工作；②积极开展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③积极支援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夏，当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艰辛地到达陕北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西进，组建“西北剿匪司令部”，蒋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并将杨虎城十七路军编入“西北剿总”的建制下。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东北军和西北军同处西北地区，他们的首脑机关都设在西安，难免产生一些摩擦和矛盾。在西安的中统、军统特务，也插手其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而蒋介石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蒋介石扬言：这是第六次围剿，也是最后一次围剿，他的如意算盘是“一石三鸟”，在消灭红军的同时，也削弱东北军和西北军。
现实是最好的教育。张学良奉命剿共，直罗镇一战东北军损失惨重，一个师零一个团被红军全歼，这更使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团结雪上加霜。自从东北军入陕以后，两军的大小摩擦此起彼伏。杨虎城对此更是忧心忡忡，多次与父亲相商。父亲也认为必须做好两军的团结工作，而且也坚信能做好这一工作。
父亲认为两军的团结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不是剿共而是抗日。父亲分析了两军的历史现状指出：东北军背井离乡，有亡家之痛。家乡的父老乡亲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来西北“剿共”并非所愿，部分将领中了“攘外必先安内”之毒太深，一时模糊敌友之界线。为了制止内战必须加大抗日宣传的力度，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动员民众反对内战，一致对外。为此，父亲以《西北文化日报》为阵地，亲自撰写社论、专题，先后发表了《今年国庆所感》、《国民党之奋斗于今日之痛》、《纪念总理与解救国难》、《募捐援绥运动》、《急需组织起来作长期抗战》、《德日、意日两协定宣告成立之后我国外交出路》等。在这些文章中，父亲大声疾呼：“现在举国痛恨于内战，内战诚不足取”。古人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足见凡是中国人是绝不愿做亡国奴的。某方对我们压迫愈甚，我们反抗力也愈强，这是极自然的啊!为帮助东北军认清敌友，父亲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之际，亲撰社论“九•一八者，非可只认为历史之名词，实乃民族之血的教训，国家之巨创深痛。此种教训，此种创痛，在今日犹斑烂鲜赤。渍伤未复，如钉在脑，拔之未果，隐痛正剧；如刺在心，按之犹在，酸楚非常。我国人如认为‘九•一八’已成过去，则诚为天地间最麻木不仁之动物。如认为无可奈何，而忍受无异，则诚为世界上最没出息之人类。” “先贤有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人在此大敌当前，宜有相忍为国之大觉悟，共同对外。不然长此以往，未有不中卞庄之计，而同归于尽也”。以“九•一八”之耻，来教育东北军是最好的治军良方，以抗日与否来分辨敌友，也最能使东北军所接受。
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东北军与西北军日趋融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陕西各界在西安举行了“坚守西安胜利七周年纪念大会”，张学良将军亲率东北军高级将领和部分官兵参加了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上两军都表达了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侵略的决心，纪念大会开成了两支部队的抗日誓师大会。父亲还在当日《西北文化日报》上撰写社论，更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团结抗日的总动员。
1935年底，以宋庆龄、沈钧儒等为首的爱国人士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父亲与“西北特支”成员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的好机会，在西安发动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举行集会和游行，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久，父亲又协助陕西东北籍爱国人士成立了“东救会”。正如父亲所料，东北籍爱国人士有亡乡之痛，尤其是东北籍学生更激发出郁积已久的爱国热情，他们反对内战，要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1936年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多事之年，也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一方面是蒋介石决心大打内战，他集中了近40万精锐部队，调来刚从意大利购买的300架新式作战飞机，带着他的大员不可一世地来到西安；另一方面是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西安地区要求抗日的民众，连日来不断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击日军侵略。蒋介石企图把东北军和西北军推上剿共的第一线，否则将被调防。他来到西安之后，立即对张、杨及团以上官佐进行训话：“我们是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对上要服从长官”。接着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陈词滥调：“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远近，事情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人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可忍，实行对蒋介石氏‘兵谏’，促其醒悟”。
“不抗日，中国无生路，不反帝，中国无生路”，“在中国这种情势下，谁能抗日，谁即是中华民众爱戴的英雄，谁甘愿为日本人的走狗，谁即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即是汉奸……事变的由来完全是十年来蒋介石的误国政策的结果”。
父亲的文章写得极其精彩，论理尤为透彻。今天读起来，也是正气凛然，使人茅塞顿开。如《辟蒋介石之准备论》、《辟“安外攘内”之谬论》，使当时受蒙蔽及中毒较深的东北军、西北军将士及青年学生幡然醒悟。“蒋介石所谓准备，一则是为其投降日本做掩护，二则是准备排除异己。蒋介石之走狗仅知道其有对外卖国之领袖，以导致走向升官发财之路，不知有国家、不知有民族，他们还需要抗日?更不需要谈准备。”
“某外人谓：蒋介石十年来屠杀青年超过30万!白骨已如山矣!而在战斗中之牺牲者尚不在此数。此岂安内之道乎?至于利诱威迫，排斥异己，使全国各党各派皆不得相安。有人谓蒋介石非‘安内攘外’乃‘按内让外’也，言虽幽默，而亦真实也。”
“我国现状正如杨主任所谓‘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谁能‘攘外’，谁就能‘安内’，这是事实，也是真理。”
在西安事变期间，为了不失时机进行宣传，父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重要社论由他亲笔撰写。除此之外，他还以“易云”、“依云”、“平凡”等笔名撰写专论和署名文章。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之一，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参与者是中国人民的功臣，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然而，回忆往事却说法不一，大家知道西安事变是张、杨两位爱国将领不满意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为了逼蒋抗日而发动的“兵谏”。但张学良将军生前多次表态：“主要的发动者是杨虎城”。蒋介石一直指责是共产党策划的，他可以原谅张学良，绝不给杨虎城、宋绮云一条生路。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连续剧《延安颂》强调是汪锋带着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给杨虎城才使杨转变立场反蒋的。周恩来总理是西安事变的参与者，他对事变的起因以及整个过程了如指掌。周总理在西安事变纪念活动中多次指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他的倒行逆施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但总理还强调：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是西安事变的母亲，感谢西北地下党的同志们。我的父亲宋绮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宋绮云烈士之子宋振镛 2004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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