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名人間的婚戀事件一向為輿論所津津樂道，如徐悲鴻與蔣碧薇、孫多慈、廖靜文等人的感情糾葛，就一向糾扯不清。
當然，夫妻間的事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真正塑造受眾眼裡的“蔣碧微”和“徐悲鴻”形象的，其實多數是蔣碧薇在回憶錄的敘述。
據說，《我與悲鴻》這本回憶錄是在臺灣主筆章君、楊兆青幫助下整理出來的，而此書對蔣碧微作了很好的包裝，由此贏得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同情與共鳴也就不在話下了。
按：從蔣碧薇與張道藩的情書來往看（即《我與道藩》），前後兩本書的風格不太相同。按蔣碧微親人的說法，《我與悲鴻》一書是別人代筆的。
當然，蔣碧薇的這本書確實記載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包括徐悲鴻的個人歷史及交往乃至行程等，其他如宜興風土人情、赴法國留學生的情況、與各界的交遊情況。
包括民國知名人物謝壽康、陳散原、張道藩、邵洵美、張繼、吳稚暉、張靜江等等，都有歷史參考價值。
而且，蔣碧薇對其婚姻中的各種誤會與紛爭，記載也很詳細，算是直言不諱。
至於廖靜文，其於1945年與徐悲鴻結合時，後者名高位重（美院領導），疲憊已極，只想找個女人結婚，而前者大約是想找個依靠。
是年，廖20歲、徐48歲。徐悲鴻與廖靜文相處了八年，兩人育有一子一女，但很難說彼此有多大吸引和了解。
畢竟，廖是後來者，各方面差距都很大。
至於廖靜文寫的《徐悲鴻的一生：我的回憶》這本書，前半部基本是對蔣碧薇回憶錄的文學性改寫，後半部雖然寫自己和徐悲鴻，也僅僅是淺嘗輒止，大約也沒什麼東西可寫。
其中，廖文中有兩個地方不太好，一是對蔣碧薇（想想書的材料來源）、張道藩潑髒水（說張是特務頭子），二是政治化。當然，這也是當時的通病。
不過，廖靜文有個觀察倒是值得注意：
在兩人認識初期也就是1942在重慶時，廖靜文看見徐悲鴻獨自在樓下散步，“他那微微有些彎曲的背影，很久地在那裡徘徊，呈現出一種十分淒涼和未老先衰的生態”，這個觀察和描寫是很到位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徐悲鴻後期雖然長期被腎病困擾，但也是被蔣碧薇傷、為孫多慈憂，由此先衰早死，其中恐怕也是有關聯的。
嚴格說來，蔣碧薇和廖靜文都不是真正懂得徐悲鴻藝術追求的人（真正懂的人是孫多慈）。
對蔣碧薇而言，徐悲鴻是其少女時代的心動、年輕時的清貧共苦，當然，其間也不乏開心的日子。
此後，徐悲鴻名聲鵲起，兩人的分歧也就越來越大，最終歸於仳離；
當然，蔣碧微在回憶錄中也不是一味貶低徐悲鴻，尤其是後者在歐洲求學的刻苦和對藝術痴迷，大體還是保留了青年徐悲鴻的形象。
或許，讀者將徐悲鴻前後兩任妻子的回憶錄結合起來看，才能更接近一個真實、多面而立體的徐悲鴻，這個偶然昏頭、軟弱而又不算太壞的男人吧。
至於廖靜文，其學養層面決定了她只能把徐悲鴻當偶像仰望，而其後半生也基本是靠徐大師的牌子而過活的。
徐悲鴻病故時，廖靜文才30歲。3年後一次去北戴河療養時，廖靜文認識了某部隊防化連指導員黃興華。
是年黃24歲，高大英俊，兩人很快熱戀結婚，但這段婚姻僅維持10年。黃和廖生一子名“廖鴻華”（廖靜文、徐悲鴻、黃興華中各取一字）。
廖靜文後來曾說，和黃結婚“是我一生最遺憾的一件事”；“我不僅愛徐悲鴻，也是他的崇拜者。”
想必和後夫離異後，廖靜文覺得還是大師的招牌好用，於是再次以徐悲鴻的遺孀自居，並將自己刻意打造成“一個為徐悲鴻而生，為徐悲鴻而活的女人”，並由此重回大眾視線。
有意思的是，廖對其後一段婚姻一直諱莫如深，直到最近一些年，這事才漸漸為人所知。這也是一件頗耐人尋味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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