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畢設
其實哪一個學派的理論在現在都被誤解了，我不想具體的去分析這些學派，他們的一些言論是怎麼被曲解的。因為這太多了，幾乎他們相應作品和代表人物言論當中的每一句話，現在人都讀不懂。
不是大家不想讀懂，而是大家對於他們這些思想理論體系的理解都有自己的感情色彩。一提到儒家就想到誤國300年。一提到道家，就是保守小國寡民。一提到法家就是暴政。彷彿罵遍了這些諸子百家就好像自己能成為聖人一樣。
文化思想經久不衰，但同時也有自己的社會適用性。儒家在戰國時代不受待見。但是我們現在一提到國學，首先想到的就是四書五經這就是儒家。我們總說法家如何如何。但在戰亂的年代，只有信奉法家的人能活下來，要不然你這一個政權連被後世史書記載的資格都沒有。
我們要是想把諸子百家的思想的理解都狹隘化，都固定化。那麼我們完全可以說中華文化全是糟粕，全都燒掉，也絕不姑息。但我們燒掉的不是所謂的中國文化，這體現的只能是現代人的一種無知。
其實我們不論看待某一種學說思想，只要我們引入方法論和辯證法。我們對於諸子百家當中的每一個學派，每一個代表人物的理論，都會有一個全新的認知。不是那種扣帽子似的，儒家耽誤中國2000年。還有什麼法家要砍人砍手？說到底，很多對於諸子百家的誤解都是從自身的無知開始的。但重要的是他們就自認為自己特牛逼。自認為自己能夠看遍諸子百家。
說了這麼多，還不包括後世統治者對於各家思想的一種自我詮釋。各個學派的思想最初都源於理論研究和解決社會實際，但是當國家穩定以後，所有的學派無一例外都成為統治者的工具。在封建時代這種工具性最突出。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但現在人的無知恰恰就在於把這種並非本源的工具性說成是某些學說的核心理論。然後在各個演講的舞臺大肆唾罵諸子百家的諸位先賢。真搞不懂，有一些所謂的專家罵一個死人，究竟能讓你多爽啊。有床上爽嗎？
大秦泰西廷尉府
儒家、道家、法家的很多思想被現代人誤解了，其原本的內涵被一些“曲解”所掩蓋。
這樣的現象其實有很多，除了“人云亦云”之外，還與當時語言不易理解有關。
儒家被誤解為“愚民”，其實是當時極為少見的“智民學說”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人們都說“儒家”思想是封建統治者的“愚民政策”，但是似乎對“孔子”這一教學事業的奠基者視而不見。
並且對《論語》當中的一句話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從文字本身來說，這樣的斷句是比較符合語法規範的，像楊伯峻等學者都持此觀點，而這樣的一句話也“坐實”了儒家愚民的罪狀。
但其實並不是如此，這句話的解釋歷來有分歧，斷句上的合理並不代表這句話就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因為這樣的內容有可能遭遇過“篡改”，畢竟《論語》的年代比較久遠，本身就是一些“筆記”彙編的形式，還經歷過“秦火”，所以難保沒有一些缺簡或者衍文的現象。
單憑一種斷句是不能夠進行蓋棺定論的，還需要去考察儒家堅持的一些觀念。
儒家講求“道德”，也就是“禮”的約束，希望上層統治者遵守規矩，用以教化百姓，這就是所謂的“風行草偃”。
既然是要百姓也“知禮”，那麼必然就需要對其進行教育，所以孔子將之前學在官府的限制打破了，在民間也授徒講學，堅持“有教無類”。
儒家認為，只有百姓真的能理解了什麼是“禮”，他們才會去自覺地遵守“禮”所規定的內容，這樣社會才會穩定。
所以，儒家極力推崇如《詩經》等典籍的教化作用，希望百姓和貴族都能學習這些文化經典，提升自己的文化素養，這樣更容易推行“禮”。
如此一來，儒家的觀念就和其他諸子有了很大的差別，它是當時為數極少的“智民”學說。
諸如法家、道家等學派認為愚昧狀態下的百姓好管理，但儒家不這麼看，它感覺高壓下的統治並不穩定，不如讓百姓自覺遵守。
所以儒家能成為後來的正統不是沒有道理的，從人類發展的大趨勢下來說，人類的受教育程度是不斷提高的，這在任何民族、任何國家都是如此。
只有民眾整體的素質提升上去了，人類社會整體才會發展，所以我國的“掃盲”行動就顯得如此重要，這是國家發展的必然要求。
有點類似“木桶效應”，決定木桶這個整體能裝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塊木板決定的。
但是，一些人僅僅憑藉著一些有爭議的觀點就認定儒家是“愚民”政策的倡行者，這顯然是“斷章取義”，誤會頗深。
道家被誤解為“探索自然”，其實是一種治國方法
關於道家學說，很多人將其認為是探索自然規律的一種學派，是中國古代少見的一種自然哲學。
其實不是，來看看“諸子百家”的產生原因就能明白了，道家的這種探索只是副產品而已，並且也論述極少。
諸子百家的誕生在“禮崩樂壞”的現實下，並且皆為貴族學說。因為這些學說無論是創立者還是踐行者基本上都是貴族，而其主張也往往是從上到下的改革。
所以，這些學說從誕生的目的來說，都是為解決亂世提供方法的。
道家自然也不例外，實際上也是一種教授統治者如何治理國家的方法以及對於社會走向的認知。
其中很多言論都和當時的局勢相關。
比如說道家裡面經常提到的“聖人”，雖然不是指儒家的聖人，但卻指的是上古時期的賢明君主，認為他們治理國家的方法是“與天地合其德”，即順其自然。
道家尤為反對儒家的觀念，認為他們這種積極干預的方式有違事物發展規律。
就像其所說的：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我們今天把它理解為一種辯證看問題的方法，但實際上它表達的含義就是一種對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
因為“美”的出現。必然是因為有了“惡”的存在；有“善”的出現，是因為有“不善”的對比。
所以它對儒家推崇“仁義”、“忠孝”等等品質有所詬病，認為這是“下德”。儒家給天下樹立了一個“仁義”、“忠孝”的標準，那麼同時也樹立了“不仁義”、“不忠孝”的標準。
這就是：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家希望迴歸到“小國寡民”的治理方式上，不是要回歸到原始社會的統治，而是想要消泯掉治下民眾的慾望，讓他們能滿足於現實生活。
所以，道家推崇順其自然，甚至愚民的方式，不讓其有更多的智慧，只是在關鍵節點上進行引導，絕不過多幹預事物的發展。
比如其中著名的一句：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就是讓統治者拋棄“仁義”的思想，向天地學習，旁觀事物自然的發展規律，既不要因為狼吃羊就去消滅狼，也不要因為羊吃草就要去種植草。
因為這樣的發展違背自然規律，一旦失去了外在依靠，事物的發展就像溫室中的花朵一樣，在狂風暴雨中會迅速凋零。
《道德經》中有很多這樣的言論，那些看似探索自然的語句其實都是為這些治國思想進行的服務。
當時哪有心情去探索對於實際社會沒有作用的“自然”呢？
法家的“律法”和“法律”是兩個概念
說起法家，後世的呼聲就分為兩類，一種說其“殘暴”，另一種說其“公平”。
甚至有人認為，如果是法家成為正統，封建社會的發展會更好一點。
這就是典型的沒有去研究過法家著作，光憑想象來看待這一學說。
法家其實和儒家的方法從本質上來說是同一種，都是為社會樹立“規則”。只不過儒家的規則叫“禮義”，用教化的方法；而法家的規則叫“律法”，用強制的方式。
但是，需要明確的是，法家的“律法”不是如今所說的“法律”，這是兩回事。
法家的“律法”主要用於限制某些行為，並且不是為了維護公平和正義，只是統治者用以治國的工具而已，它維護統治者的利益，並不維護下層百姓的利益。
如果是為了“公平”，那麼有功則賞，有罪則罰，這才是真正的公平。
但是，法家卻不是這樣，它認為，一個人如果個人品質很高，但對於家國無益，那麼不賞；如果有個人品質敗壞，但沒有做出太危害國家的行為，那麼也不罰。
那麼，律法是誰制定的呢？是上層統治者，用以維護其自身的特權，並且擁有獨自修改律法的權限。
這樣的“律法”公平嗎？顯然不公平。
法家因為要強制性地推行這樣維護統治的規則，所以就不能讓民眾知曉利弊，就要進行“愚民”。
法家才是“愚民”的主要倡行者。
從《商君書》等法家著作中可以看到，這一學派對於儒家等“詩書”的教育是尤為抵制的，並且明確說要讓百姓處於愚昧狀態，不能對其進行“啟蒙”。
這樣的高壓統治是違背了人類發展規律的，秦朝的迅速崩潰如果說還有“匈奴”等外在威脅的原因，那麼漢朝施行的“法家”治國就是徹底失敗的案例。
既黃老無為之後，漢朝國力迅速恢復，任用了一批酷吏，想要通過法家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但是顯然，即使是外有匈奴掠邊的壓力下，法家在內部也是不得人心的，這才改用了儒家這種溫和手段。
所以說，如果想要了解儒家、道家、法家這些在今天依然讓人感興趣的學說，一定要去讀它們的著作，以及一些學者對於這些學說的研究。
閉門造車，人云亦云，這種“想當然”的認知是不可取的。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我是待曉兒，專注於文化的科普與解讀，歡迎關注與交流。
待曉兒
不應該是說有哪家被曲解！
在漫長的時光裡，只要有需要都會被人曲解一次！
如果他們還活著，或許自已也會曲解一把！
任何文字，都可能有時效性！
更何況幾千年以前的文字，以諸子百家的目光來看待現在，那隻能收穫別人的否定！
他們是我們文明的來源。
但是他們的語義並非一文不變。
發揚他們是正確的理解他們。留住他們的文字就可以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解釋，但不必強求，每個人都和自己一樣。
他們就站在那裡說出了他們的話語，你只要去聆聽，然後去分辨哪一句適合你。
至於傳承，他們在那裡！
從來沒有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