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圖引自世界勞工組織，《中國地方財政統計資料》
然後我們再看看中美企業稅負對比：
我國企業面臨的高成本包括“綜合稅費成本”過高，以及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不足導致的基礎性成本過高，高於美國。以前在環境、資源、土地（為了招商引資無償劃撥）和勞動力成本較低可以彌補部分企業高稅負成本，但隨著環境要求跟上國際腳步和勞動力成本提高以及高質量發展要求，降低企業稅負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提高。綜合稅費成本包括稅收、社會保險費用、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費（當然，我們不得不提還有，行政性灰色隱性尋租成本、辦事難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我們冷靜的看：
我國企業總稅率（佔利潤的百分比）為67.3%，在世界處於較高水平，為美國的1.7倍。
社會保險（五險一金）的企業繳費率為43%，高於美國的13.65%。
圖引自世界銀行
行政事業收費項目仍保留較多，我國非稅收入佔比16.4%，美國聯邦不足5%。
行政性灰色尋租成本、審批程序冗長、開辦企業時間長等辦事難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營商環境的成本。中國營商環境世界排名78/190，企業開辦時間為22.9天，為美國5.6天的四倍。
與執行政府指令導致的相關運營成本。
此外，我國企業面臨著行業壟斷、服務業開放度較低導致的高昂的土地、電力、天然氣、石油、物流、融資等基礎性經營成本，在國際競爭中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伴隨人口紅利的消失而衰減。我國汽油、柴油、天然氣、電力、土地價格分別為美國的1.6、1.3、4.5、1.3和2.6倍。
試試剖析一下中國企業負擔高於美國的深層次原因：
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企業作為繳納稅費的主體；政府與市場邊界、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不清晰，對地方政府的激勵約束機制不足，政府規模較大、干預較多；過往不規範、不健全的預算體系，非稅的自由裁量權大；社保欠賬、統籌層次過低的社保體制，依賴企業和個人繳費；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服務業的開放程度不足。
如果，只是如果，上述這些問題都客觀存在，有沒有解決的辦法呢？從唯物主義辯證法角度來看，有豆汁兒必配焦圈兒，有焦圈兒也必就豆汁。就是說，有的。
是否可以這樣來想，來設計一下：
首先減稅與稅改相結合，從政策式、碎片化減稅轉向改革式減稅，稅制從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轉型。建議增值稅標準稅率從16%逐步下調至10%，同時設置優惠稅率6%，對月收入10萬以下的小微企業免徵增值稅。個稅改革短期實行綜合與分類徵收相結合模式，最終全面綜合徵收，減少不同收入類別的不公平徵稅，尤其要避免“勞動重稅、資本輕稅”。考慮不同家庭的負擔差異，從個人轉向家庭徵收。建立免徵額根據物價變化的動態調整機制，在增加養老、醫療、教育和住房專項扣除的基礎上，將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至35%，將7級超額累進減少至5級，擴大級距。企業所得稅進一步下調稅率至22%，提高研發支出加計扣除比例。
其次，繼續加大清理費用，按實事求是的壓縮全國性，及廣東、廣西、上海、新疆、甘肅等這些行政性收費項目較多省份的非稅收入。
然後，降低社保繳費比率，建議養老保險從當前19%下調為10%，醫療保險從8%下調至5%。
其四，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梳理政府職能，壓縮事權和支出責任，精兵簡政。改善財政支出效率，向社會保障領域傾斜，解決醫療、住房、養老和教育等問題，促進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
（還有第五、六點及後面，未完待續。。。）閱讀更多 半杯餿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