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1807-1892），本名醇，字忱甫，號韞卿，甘泉縣人。晚清外交家、書法家，道光進士，歷仕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官至戶部尚書。有“四朝元老、四部尚書”之稱。曾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全權大臣與比利時、英、美等國簽訂通商條約，為維護國家利益，據理力爭，不辱使命。著有《隨軺載筆七種》《楚漕江程》《甘棠小志》等。
為《萬國公法》作序
晚清時代，列強壓境，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主要靠堅船利炮，很少有中國高官明白用國際法來維權的道理。董恂作為清代上層少有的有識之士，卻努力以《萬國公法》作為處理國際問題的依據。《萬國公法》一書在中國多次印行，在各種版本中，初版正本有董恂所作的《萬國公法序》。他在序中說：“今九州外之國林立矣，不有法以維之，其何以國？”認為《萬國公法》是處理國際問題的準則。雖然這在實際中難以做到，但他的一番苦心，世人可鑑。董恂依法外交，不懼列強。同治十年（1871），鎮江關查獲漏稅英船更名易主一案，董恂照會英使，指出“商船走私，有犯條約”，“嚴行驅逐，不準在口貿易”，義正詞嚴，不容辯解。英使無話可說，只好照辦。
董恂作序的《萬國公法》，是一個漢名叫做丁韙良的美國傳教士給他的。這個美國人在中國生活了六十二年，中間只有四年時間不在中國，最後在中國去世。他於道光三十年（1850）到中國寧波傳教，曾參與起草《中美天津條約》。1865年起為北京同文館教習、總教習，並擔任清廷國際法方面的顧問。光緒二十四年（1898）獲得二品官銜。在丁韙良的時代，懂得中國學問的西方人極少，丁韙良幾乎是西方懂得漢學的第一人。
董恂在中西文化激烈衝突的時代，善於獨立思考，也長於隨機應變。在同列強的周旋中，他既講求禮儀，而又不失原則，既顧及交情，又堅守國格。
漢譯英詩第一人
董恂在中外交往方面的貢獻，還在於他第一次將英語詩歌翻譯成了中文詩歌。據錢鍾書先生《七綴集》中說，中國可考的最早的文學翻譯者，是董恂。他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所譯的英國著名詩人朗弗羅的《人生頌》，先於梁啟超譯作《佳人奇遇》以及林紓的譯作將近三十年。
還讀我書室
董恂性愛讀書，在官數十年間，公事之餘，手不釋卷。在京師時，他將書房名為“還讀我書室”，自號“還讀我書室老人”。到耄耋之年，不能久坐，仍然堅持臥讀不輟。董恂每任一職，每奉一差，都必然記載其事，著作有《楚漕江程》《江北運程》《甘棠小志》《隨軺載筆七種》《荻芬書屋詩文集》和《還讀我書室老人手訂年譜》等。其中《甘棠小志》即邵伯鎮志，為古代鄉鎮志書之翹楚。
晚清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從揚州江都邵伯走出的董恂，作為清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全權大臣，在“弱國無外交”的現實格局中，以其開闊眼界和非凡識見，努力以《萬國公法》作為處理國際問題的準則，依法化解外交糾紛，可謂依法外交的先驅。其秉持的法治精神，可為今世的模範和仿效。
他注重國際文化交流，精心改譯美國浪漫主義詩人朗弗羅《人生頌》，被錢鍾書稱為“具體介紹近代西洋文學的第一人”。而他贈給朗弗羅的一把摺扇，則成為見證這段中西文化交流佳話的一件重要物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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