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尼采哲学，特别是在《悲剧的诞生》这部名著中，他详细论述西方的三种文化：苏格拉底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悲剧文化。尼采考察出悲剧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受到压制而衰落的历史进程，勾勒西方文化的迭代史，目的是提倡悲剧的人生观。无怪乎朱光潜先生认为尼采《悲剧的诞生》是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的一部著作。
苏格拉底文化提倡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信条是：知识能改造世界，科学能指导人生。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文化背叛了希腊悲剧的“酒神精神”，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是希腊人生命力衰弱的象征。
还要看到，作为“高级诈骗”，苏格拉底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一脉相承。柏拉图把“善”作为最高概念，这种宗教气味十足的道德化哲学，是孕育基督教的母腹。基督教神学直接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说明了两者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基督教文化是“信仰人”的世界观，宣扬虚幻的神性价值和超越的拯救精神。整个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拥有至高至尊的统治权。这个时候人类失去了任何自主性，只能在“原罪”的威慑下，虔诚地等待“天国”的降临。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号角驱散了上帝的阴影，随后苏格拉底文化以新的面目再次崛起。用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用理性组织生产，欧洲近代的历史就是不断使人类理性化的历史。近代科学是理性主义集中体现。“理性万能、科学至上”，这就是近代的时代精神。
因此，近代哲学的经验派和唯理派都属于苏格拉底文化内部的分歧。经验派虽然否认唯理派关于理性来自天赋的观点，但是从未否定理性的作用；经验派强调“凡是在理智之中的，没有不先在感觉中”。至于经验派一贯崇尚的归纳法，骨子里包含理性的成分。
（黑格尔，德国哲学家，1770年—1832年）
苏格拉底文化把理性视为新的上帝，任何事物、行为和信条都必须毫无意外地接受理性的审判。黑格尔视理性为宇宙的实体、世界的内在本质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构筑了密如蜘蛛网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达到了苏格拉底文化的巅峰。“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但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这句名言便是苏格拉底文化的座右铭。
然而，凡事都有度。理性超过自身能力的无限膨胀，最后将自己推向了极点。尼采指出，康德和叔本华，首先认识到苏格拉底文化所确定的理性法则和因果规律只适用于现象界，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本质问题无法穷究。叔本华宣称，“理性只是某种属于现象的派生的东西”，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内核是非理性的“意志”。不是理性决定意志，而是意志决定理性。从此人们不再迷信理性了。
在非理性主义高歌猛进之时，近代苏格拉底文化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文化的再次衰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它造成人性的残缺不全和生命本能的衰竭。
（康德，德国哲学家，1724年—1804年）
与此同时，基督教文化也失去了主宰人类生活的中心地位，教会不再是渴求灵魂安宁的人们的最后收容所。尼采在谈到基督教文化衰落原因时，未提及苏格拉底文化的功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化的衰落是在苏格拉底文化全盛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没有苏格拉底文化对基督教的批判和改造，那么很难想象欧洲人会走出中世纪。
康德关于“人是目的”、“人为自然立法”等命题，实质上是用理性杀死了基督教的上帝。尼采在批判基督教文化，实质上在完成苏格拉底文化所未尽的事业----用非理性的酒神精神又一次杀死上帝。
康德虽然不承认客观的上帝，但是在“目的论”的末尾，为了调解恪守道德和追求幸福的矛盾，竟然在反思判断的主观愿望之内提出了“上帝存在”的公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前门驱虎、后门引狼”。与康德相比，尼采的做法是彻底的----他把作为西方人精神支柱的上帝完全否定掉了。的确，只有将上帝连根拔起，人才能获得思想上和肉体上的双重解放。
也许有人要问：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坚固的心理母体，人们一下子失去维持精神平衡的容器，会不会面临价值的真空，感到人生无所依伴？为了弥补这个缺失，尼采推出悲剧文化，以取代基督教文化和苏格拉底文化。
“一种文化随着这种认识应运而生，我斗争胆量称之为悲剧文化。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的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做自己痛苦来把握。”
悲剧文化以古希腊悲剧为代表，它赞美和肯定个体生命的生活乐趣，鼓励人们直面痛苦和奋起抗争。悲剧文化是比苏格拉底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远未全面、更为现实的“此岸世界的真理”。尼采断言，现代社会正从苏格拉底文化倒退回希腊人曾经有过的悲剧文化时代。苏格拉底文化是悲剧文化的埋葬者，历史发展趋势表明：埋葬者必须被埋葬，悲剧文化是未来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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