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尼采哲學，特別是在《悲劇的誕生》這部名著中，他詳細論述西方的三種文化：蘇格拉底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悲劇文化。尼采考察出悲劇的起源和發展，以及受到壓制而衰落的歷史進程，勾勒西方文化的迭代史，目的是提倡悲劇的人生觀。無怪乎朱光潛先生認為尼采《悲劇的誕生》是出自哲學家筆下論悲劇的最好的一部著作。
蘇格拉底文化提倡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信條是：知識能改造世界，科學能指導人生。尼采認為，蘇格拉底文化背叛了希臘悲劇的“酒神精神”，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哲學是希臘人生命力衰弱的象徵。
還要看到，作為“高級詐騙”，蘇格拉底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一脈相承。柏拉圖把“善”作為最高概念，這種宗教氣味十足的道德化哲學，是孕育基督教的母腹。基督教神學直接用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來證明上帝的存在，說明了兩者唇齒相依的密切關係。
基督教文化是“信仰人”的世界觀，宣揚虛幻的神性價值和超越的拯救精神。整個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擁有至高至尊的統治權。這個時候人類失去了任何自主性，只能在“原罪”的威懾下，虔誠地等待“天國”的降臨。
到了文藝復興時代，“知識就是力量”的號角驅散了上帝的陰影，隨後蘇格拉底文化以新的面目再次崛起。用馬克思•韋伯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用理性組織生產，歐洲近代的歷史就是不斷使人類理性化的歷史。近代科學是理性主義集中體現。“理性萬能、科學至上”，這就是近代的時代精神。
因此，近代哲學的經驗派和唯理派都屬於蘇格拉底文化內部的分歧。經驗派雖然否認唯理派關於理性來自天賦的觀點，但是從未否定理性的作用；經驗派強調“凡是在理智之中的，沒有不先在感覺中”。至於經驗派一貫崇尚的歸納法，骨子裡包含理性的成分。
（黑格爾，德國哲學家，1770年—1832年）
蘇格拉底文化把理性視為新的上帝，任何事物、行為和信條都必須毫無意外地接受理性的審判。黑格爾視理性為宇宙的實體、世界的內在本質和事物發展的動力，構築了密如蜘蛛網的理性主義哲學體系，達到了蘇格拉底文化的巔峰。“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但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爾這句名言便是蘇格拉底文化的座右銘。
然而，凡事都有度。理性超過自身能力的無限膨脹，最後將自己推向了極點。尼采指出，康德和叔本華，首先認識到蘇格拉底文化所確定的理性法則和因果規律只適用於現象界，對於世界和人生的本質問題無法窮究。叔本華宣稱，“理性只是某種屬於現象的派生的東西”，真正的形而上學的內核是非理性的“意志”。不是理性決定意志，而是意志決定理性。從此人們不再迷信理性了。
在非理性主義高歌猛進之時，近代蘇格拉底文化終於走到了盡頭，在尼采看來蘇格拉底文化的再次衰落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它造成人性的殘缺不全和生命本能的衰竭。
（康德，德國哲學家，1724年—1804年）
與此同時，基督教文化也失去了主宰人類生活的中心地位，教會不再是渴求靈魂安寧的人們的最後收容所。尼采在談到基督教文化衰落原因時，未提及蘇格拉底文化的功勞，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眾所周知，基督教文化的衰落是在蘇格拉底文化全盛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沒有蘇格拉底文化對基督教的批判和改造，那麼很難想象歐洲人會走出中世紀。
康德關於“人是目的”、“人為自然立法”等命題，實質上是用理性殺死了基督教的上帝。尼采在批判基督教文化，實質上在完成蘇格拉底文化所未盡的事業----用非理性的酒神精神又一次殺死上帝。
康德雖然不承認客觀的上帝，但是在“目的論”的末尾，為了調解恪守道德和追求幸福的矛盾，竟然在反思判斷的主觀願望之內提出了“上帝存在”的公設，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前門驅虎、後門引狼”。與康德相比，尼采的做法是徹底的----他把作為西方人精神支柱的上帝完全否定掉了。的確，只有將上帝連根拔起，人才能獲得思想上和肉體上的雙重解放。
也許有人要問：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堅固的心理母體，人們一下子失去維持精神平衡的容器，會不會面臨價值的真空，感到人生無所依伴？為了彌補這個缺失，尼采推出悲劇文化，以取代基督教文化和蘇格拉底文化。
“一種文化隨著這種認識應運而生，我鬥爭膽量稱之為悲劇文化。這種文化最重要的標誌是，智慧取代科學成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學的引誘干擾，以堅定的目光凝視世界的完整圖景，以親切的愛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恆痛苦當做自己痛苦來把握。”
悲劇文化以古希臘悲劇為代表，它讚美和肯定個體生命的生活樂趣，鼓勵人們直面痛苦和奮起抗爭。悲劇文化是比蘇格拉底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遠未全面、更為現實的“此岸世界的真理”。尼采斷言，現代社會正從蘇格拉底文化倒退回希臘人曾經有過的悲劇文化時代。蘇格拉底文化是悲劇文化的埋葬者，歷史發展趨勢表明：埋葬者必須被埋葬，悲劇文化是未來的文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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