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普作家，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記者大衛·奎曼與全球頂尖的疾病專家共同踏訪埃博拉病毒、瘧疾、SARS、艾滋病等全球大型傳染病的發源地，去尋找人類大範圍感染傳染疾病的根源。
在書中，大衛·奎曼除了利用翔實的調查資料向讀者介紹了這些著名疾病的發病原因及傳播過程，更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下一場全球性傳染病何時到來？
面對仍在發酵的新冠肺炎疫情，下面摘錄書中關於SARS病毒傳播的章節，也許書中的內容存在值得商榷之處，但今天讀這本2014年出版的書也許有助於我們更好的思考今天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在武漢、湖北及全中國的肆虐。
下文中的“我”系本書作者，摘錄時略有刪減，全文約2萬9千字，預計閱讀時間60分鐘。
一
2003年2月底，SARS病毒從香港登上飛機，開始通過交通工具傳播到多倫多。
SARS傳播到加拿大沒有絲毫的預示，但是幾天之內，這種病毒就顯示出威力。這種病毒導致了攜帶其進入加拿大的一位78歲的老婦人死亡，一週之後，她的兒子也相繼離世，同時將這種病毒在兒子接受治療的醫院傳播開來。很快，就感染了多倫多幾百名市民，其中31人死亡。感染此病的病人中有一位46歲的菲律賓婦女，在安大略省的醫院當護工。她乘飛機回菲律賓的家中過復活節假期，到達之後感覺不適（但是還比較精神，還能夠購物和串親訪友），這種病毒開始了在呂宋島上的傳播之旅。這種病毒環遊了地球半圈，六週後又通過兩次飛行回到亞洲。如果情況有所變化——如果這種病毒沒有在多倫多耽擱，而是由從多倫多前往呂宋島或者新加坡或者悉尼的旅客攜帶——這種疾病完成環球之旅的速度可能要快得多。
當然說“SARS登上飛機”只是比喻和擬人的說法，科學雜誌的文章作家肯定不能用這樣的說法，但是像我這樣的專欄作家卻可以。但是你們肯定理解我的意思：這種情況下登機的其實是攜帶著某種感染性病毒的無辜的婦女。出於保護患者醫療隱私的考慮，官方的報告中沒有提到多倫多78歲的老婦人和年輕的菲律賓護工的姓名，只提到了她們的年齡、性別、職業和姓名的開頭字母。至於感染源——直到疾病爆發之後數週還沒有對感染源進行確認和命名。在疾病開始傳染的初期，沒有人能夠確定這究竟是病毒、細菌還是其他因素引起的。
就在同一時間，這種病毒也傳播到了新加坡、越南、泰國、臺灣地區和北京。新加坡成了疾病傳播的另一箇中心。在河內，一位美籍華人因為經商將這種疾病從香港帶到了越南，他的病情非常嚴重，引起了世界衛生組織駐河內的專家、意大利寄生蟲學家和傳染病專家卡羅·厄巴尼博士的重視。博士對其進行了檢查。不到10天這位商人去世了，不到1個月，厄巴尼博士也因病離世。厄巴尼博士因為要參加一個寄生蟲方面的會議飛赴曼谷，並病逝於曼谷的一家醫院，也因此再也沒能參加這次會議。因為他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卓越工作，他的去世引起了人們對這種疾病傳播規律的重視：在接觸這種新型疾病的醫療人員當中的高傳染率、高致死率，這種病毒好像在醫院中能夠迅速繁殖、通過空氣傳播。
這種疾病至少通過兩種交通工具到達北京，其中一個是3月15日由香港到北京的中國航空公司的112號航班（另外一種方式是通過汽車，一位染病的陝西婦女乘車來到北京，希望能夠在此得到更好的治療，她是如何感染此病又如何感染他人則是另外一回事）。那天國航112航班從香港起飛，飛機上有120名乘客，其中一名男子發燒並伴有嚴重的咳嗽。3小時後，當飛機抵達北京時，機上其他22名乘客和2名機組成員已經被該名咳嗽的男子傳染了這種病毒。這些乘客又將這種病毒傳播到北京的70家醫院，感染了將近400名醫護工作者、病人和探望病人的親屬。
同時，位於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的官員發佈了全球預警，提醒人們重視發生在越南和中國的這些肺炎病例，這種做法在世界衛生組織的歷史上也是非常少見的。（沒有提及加拿大和菲律賓，因為發佈預警時這兩個國家還沒有確認這樣的疾病。）預警中說，越南的疾病爆發由一個病人引起（就是卡羅·厄巴尼檢查的那個病人），“由於患有不明來源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疾病而入院接受治療。”“急性”這個詞後面的頓號表明這種疾病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名字。幾天之後，由於這種疾病在各地相繼爆發，世界衛生組織發佈了另外一個公共預警聲明。這則聲明以緊急情況下旅行建議的形式出現，表明該疾病由描述階段進入正式命名階段。聲明中說：“過去的一週裡，世界衛生組織收到了150多例新增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疾病（SARS）的疑似病例的報告，這種病也被稱起因不明的非典型性肺炎。”這則聲明援引當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夫人的話說，“SARS這種疾病現在已經稱為世界範圍內的健康威脅”，此言一語中的。布倫特蘭夫人說我們應該共同努力（她暗示說，應該儘快行動起來）找到致病的根源阻止該病的繼續傳播。
SARS威脅之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感染程度，特別是對醫護人員的感染度；另一個方面就是其死亡率，SARS比人們熟知的肺炎的死亡率要高很多。這種新病毒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非常容易通過飛機傳播。
二
香港並不是最早發現SARS病毒的地方，但是離最早發現SARS的地方非常近，而且這種病毒從香港傳播到世界各地。幾個月前，這種病毒在中國大陸南部的廣東省悄無聲息地出現。廣東因為其繁榮的貿易和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而著稱，而香港和廣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97年恢復了對香港的主權，但是允許香港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主權，同時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包括九龍、大陸上的一些地區、香港島和其他一些島嶼，與廣東省接壤且與其人員和貿易的往來頻繁。每天有大約25萬人通過陸地邊境來往於兩地之間。儘管兩地之間的貿易和交流的便利，香港政府和廣東省省會廣州之間卻沒有太多直接的聯繫。廣州是一座有900萬人口的城市，通過邊境之後乘車3小時即可到達。兩地之間的政治交流需要通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審查。這種限制也表現在兩地科學和醫療機構當中——舉例來說，香港大學雖然有頂尖的醫學院，廣州也有權威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但是兩地卻缺乏基本的交流，更不要說合作和分享臨床經驗了，這就給應對SARS病毒時帶來了問題和阻礙。這些問題最終都得到了解決，但是這種阻礙的後果卻是非常深遠的。當這種病毒第一次通過邊境從廣東傳到香港時，香港方面卻沒有獲知太多的信息。
廣東省位於珠江流域，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新興的城市深圳、佛山、中山和周邊的一些其他城市，在英語中統稱為珠江三角洲地區。
2012年11月16日，佛山有一位46歲的男子因為發燒和呼吸困難而去世。他也是通過病例追蹤方法確定的第一例SARS病例。他雖然沒有留下血樣和唾液樣本進行實驗室篩查，但是他感染了一系列其他患者（他的妻子、探望過他的姑姑、姑姑的丈夫和女兒）這樣的事實就足以顯示他患上的就是SARS。沒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是被稱為一位“當地的政府官員”。回過頭來看，他個人信息中唯一比較明顯的方面就是他做過飯，食材包括雞肉、家貓和蛇。蛇肉出現在食材中在廣東並不少見。廣東人素以貪食各種野味兒著稱，列入其食材的美味動物很可能被誤認為是寵物店或者動物園中的動物名單。
3周後也就是2012年12月初，深圳一家餐館的廚師也因類似的症狀病倒。這位廚師是掌勺的廚師，他並不負責殺死野生動物並去除內臟，可能是因為在將野味的肉剁碎或者切丁的過程中感染了病毒。在深圳發病後，他回到了另外一個城市——他的家鄉河源市，併到河源市人民醫院就診。在轉入距河源市西南部130英里外的廣州的一家醫院前，他至少傳染了這家醫院的6名醫護工作者。一位隨救護車將其轉入廣州醫院的年輕醫生也被感染。
不久，2012年12月底到2013年1月這段時間，中山市也出現了這樣的病例。中山市在廣州南部60英里處，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側，隔著珠江和香港相望。接下來的幾周時間裡，這裡又發現了28例SARS病例，這些病人的症狀包括頭痛、高燒、發冷、身體疼痛、持續時間較長的嚴重的咳嗽症狀、咳血和肺部的進行性破壞，使肺部積液導致缺氧，有些病人可能因器官衰竭而死亡。中山的患者中有13人為醫護工作者，至少1人為廚師，其食材包括蛇、狐狸、果子狸（一種小型哺乳動物，和貓鼬有關）和老鼠。
廣東省衛生廳的官員注意到中山的群發病例並派出多組“專家”幫助治療和阻止這種疾病的傳播。但是這些人中沒有什麼真正的專家，至少針對這種神秘、沒有確診的疾病還沒有誰能夠稱之為專家。其中一組專家對這種新型疾病準備了一份諮詢文件，將其稱為“非典型性肺炎”（用粵語講就是“非典”）。這個稱呼雖然普通且界定的並不清楚，但數週之後世界衛生組織在其發佈的全球預警中使用了這個名稱。非典型性肺炎可以指由任何一種不常見的感染源引起的肺部感染，如由肺炎鏈球菌引起的。將這個為人所熟知的名字用在這種新型疾病上可能將淡化發生在中山的這種疾病的特殊性和潛在的危害性。這種“肺炎”不僅非典型而且反常、來勢兇猛、非常可怕。
這份諮詢文件被呈送到廣東省衛生廳官員和全省的各家醫院（呈送之前處於保密狀態），其中列出了該病的症狀和控制其進一步傳播的措施。這些措施太少而且出來得太晚了。月底，有一個近期到過中山的水產批發商進入廣州的一家醫院檢查，導致了新一輪席捲全球的疾病傳播。
這位水產商叫周卓峰，被稱為SARS的第一個“超級傳播者”。超級傳播者是指由於某種原因，直接感染的患者人數比一般的患者要多很多的SARS感染者。
R0（喬治·麥當勞引入疾病數學中的重要變量）代表疾病開始爆發時每一個第一批感染者傳染的第二批感染者的平均數，超級傳播者傳播的人數要遠遠超過這個平均值。因此，從現實的角度來看超級傳播者在矩陣的出現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而這個因素往往會被普通數學忽視。J·O·羅伊德-史密斯和其他幾名同事在發表於《自然》雜誌的文章中指出，“R0的人口估測值使傳染過程中的大量個體差異變得不明顯。由於急性嚴重呼吸系統疾病（SARS）在全球範圍肆虐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多“超級傳播事件”，“即某些病人傳染的第二批患者人數要遠遠高於其他普通患者，而使R0的人口估測值得到凸顯”。
傷寒瑪麗就是一個有傳奇色彩的超級傳播者。羅伊德-史密斯和文章的合著者強調，超級傳播者這個概念的作用在於，如果超級傳播者確實存在，且能夠在疾病剛剛開始爆發的時候就找到，那麼控制措施就針對這些人將其隔離起來，而不是對整個人群廣泛地實行隔離政策。反過來，如果隔離了49個感染的患者，錯過了一個，而錯過的這名患者又恰好是超級傳播者的話，控制措施就失敗了，疾病可能大規模爆發。但是2005年才提出這個寶貴的建議，顯得有點為時已晚，沒能用在2003年初賣魚的商販周卓峰的身上。
誰也不知道周卓峰從何處感染了此病，估計不會是通過海鮮傳染的。魚類和其他貝類海鮮從來沒有被認為是SARS病原體可能的宿主。周卓峰在一個魚市經營著一家店鋪，可能是他的活動範圍和其他經營家養或野生鳥類和哺乳動物的活體動物的市場有所交叉所致。不管疾病來源於何處，總之這種病毒侵入了他的身體，進入肺部，導致其咳嗽、發燒，使他不得不在2003年1月30日到廣州的一家醫院就診。他只在那家醫院住了兩天，就感染了至少30名醫護工作者。隨著病情不斷惡化，他被轉入第二家醫院，一家專門收治非典型肺炎的醫院。由於在救護車上週卓峰呼吸困難、嘔吐、將痰液濺到車上，轉院的過程中又有2名醫生、2名護士和1名救護車司機被感染。在第二家醫院裡，醫生對他進行插管治療以免其窒息。所謂插管治療就是將一根軟管通過口腔和聲門，直接插入肺部上方氣管中幫助病人呼吸。這個事件也可以作為解釋SARS為何在世界各地的醫院中傳播如此之快的一個重要線索。
至少在理論上講，插管是一項非常簡單的操作，但是當病人有嘔反射、噴濺和咳痰的時候卻不易進行。插管對於周卓峰這樣一個健壯、安靜、發著高燒的病人來說顯得尤其困難。雖然周卓峰的病情還沒有得到確診，參與醫治的醫生和護士好像感知到了他們可能面臨的風險。那時他們就已經知道，這種非典型肺炎比普通的肺炎更易傳染，更加致命。
據駐港的資深外國記者托馬斯·亞伯麗罕描述：“每次插管的時候都會有血狀的黏液噴出。”亞伯麗罕繼續說：這種黏液濺到地板、醫療設備和醫護人員的臉上和白大褂上。他們知道這種黏液（原文如此）傳染性極高，通常情況下，他們會盡快清理乾淨。但是在遇到特別危重的病人又踢又吐、軟管尚未完全插入氣管、黏液和血液噴出時，他們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離開。
在那家醫院，周卓峰又感染了23名醫生和護士，18名病人及其家屬。他的19名親屬也開始發病。周卓峰後來被廣州的醫護工作者稱為毒王。雖然和他有過直接或者間接接觸而傳染的很多病人沒有活下來，他卻倖存了下來。
受到周卓峰的傳染後，第二批發病的患者中有一位64歲的醫生，名叫劉建倫，是周卓峰就診的第一家教學醫院的腎臟內科的教授。2月15日，也就是和周卓峰接觸2周後，劉教授開始表現出流感的症狀，後來病情好像有所好轉——他自認為已經康復了，可以按計劃參加侄子在香港的婚禮。2月21日，他和妻子從廣州乘坐了3個小時的大巴，跨國境到達香港。晚上和家人團聚後，他們住進了位於香港九龍的一家大型的中檔酒店，香港京華國際酒店，這家酒店是商人和遊客的首選。他們住在911房間，在長長的樓道中間的位置，正對著電梯，這一情況也成為後來流行病調查的關鍵。
就在那一晚，京華國際酒店還同時發生了兩件事，彷彿是命中註定的。劉教授的病情惡化，可能打噴嚏、咳嗽、或者在9層的樓道中嘔吐過（取決於你相信哪種情況）。不管是哪種情況，他都在樓道中留下了大量的病原體，傳染了住在這家酒店的至少16名客人和1名訪客。劉教授也因此成為這場傳染病的第二名超級傳播者。
住在這家酒店9層的客人中，有一名來自加拿大的78歲的老婦人。我之前曾經提到過她。她是來探望家人的，和丈夫一起在京華酒店住了幾晚。在這家酒店住宿是航空+住宿套餐包的一部分。她住在904房間，在樓道的另一側，距劉教授的房間只有幾步之遙。她和劉教授同時下榻這家酒店的時間只有一個晚上——也就是2003年2月21日這個晚上。也許他們曾經同時乘坐了電梯，也許他們曾經在樓道中擦肩而過，也許他們從來沒有注意到對方。誰也不知道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即使流行病專家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情況就是第二天，劉教授醒來之後病情加重沒有辦法參加婚禮，只能住進最近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並於3月4日去世。
劉教授離開京華酒店後一天，這位加拿大的老婦人在結束了香港之旅後也離開了這家酒店。此時她已經被傳染但還沒有症狀，也許她感覺正常吧，她登上飛機飛回多倫多，將SARS病毒帶到全球各地。
三
另一條跨國傳染途徑是從香港京華酒店到新加坡。一位叫艾斯特·莫的年輕姑娘在香港購物時住在京華國際酒店，回到新加坡後，她感到有點發燒。那天是2月25日。之前，她和一位女性友人在京華國際酒店的938房間同住了四個晚上，和劉教授住的房間僅幾步之遙。
回到新加坡後，艾斯特一直高燒不退，並開始咳嗽。3月1日，她到陳篤生醫院就醫，這是一家大型公立醫院，坐落在市中心北邊一座裝飾一新的大樓裡。胸部的X光檢查發現她的右肺部有白色片狀影，莫小姐被診斷為非典型性肺炎，住進了醫院。給她接診的一位醫生叫布倫達·安，是治療傳染疾病的資深醫師，她也恰好負責陳篤生醫院的傳染防控工作。艾斯特剛剛入院時，醫院並沒有任何關於防控傳染的警示。安醫生後來告訴我：“那時，我們根本不瞭解那到底是什麼病。”
這次事件過去了六年後，安醫生憑著記憶又帶我重溫了那場風波。儘管她預示我拼湊起的回憶可能並不完整，但是事實表明，她講述的很多細節清晰準確。我們初次見面是在景色優美的陳篤生醫院，一間不大、獨立的會議室裡。這間屋子偶爾供醫生們會議使用，也是實習醫學生的教室。我們的會面持續了一個小時。安醫生那天穿著一條格子裙，身材不高，坦誠、直率。出於行醫的謹慎，安醫生沒有說出艾斯特·莫的名字，而是用“一位年輕姑娘”來稱呼接診的第一例指標病例。作為治療傳染疾病的醫生，安醫生親自接診了第一例指標病例。一位年輕的專科住院醫師（正在接受培訓的年輕醫生）協助安醫生提取了莫小姐的黏液樣本進行培養。安醫生告訴我，這位住院醫師當時沒有戴口罩。一開始，陳篤生醫院沒有一個人戴口罩來預防這一傳染病，但是和安醫生不同的是，這位住院醫師被感染了。
他的病情及嚴重的併發症隨後表現出來。與此同時，因為莫小姐的肺炎不斷加重，這位年輕姑娘即將成為這種尚未被識別和命名的疾病的另一超級傳播者，但正在為其診治的安醫生和其同事，絲毫沒有察覺。
開始，莫小姐被收治在了普通病房，病床之間空隙很小，病人和病人也捱得很近，醫院工作人員在病房裡來來往往。幾天後由於呼吸困難，她被轉到了重症監護室。安醫生告訴我，這樣的情況有點非同尋常，年輕人很少患如此嚴重的肺炎——這種異常的情況引起了安醫生的警覺。那週五，當新加坡其他醫院的醫生到陳篤生醫院例行每週大查房的時候，安醫生和同事將這一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例提出來請各位醫生討論。聽聞這位病人的症狀和病歷後，一位新加坡中央醫院的醫生說：“奇怪，我們醫院也有一例非典型性肺炎的病例，也是一位年輕姑娘，也是最近剛剛從香港返回新加坡。”稍加核對，他們發現住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的那位病人正是莫小姐的朋友，她和莫小姐在香港京華國際酒店時同住938房間。這一發現使在座的醫生們不寒而慄。
接下來的幾天裡，越來越多的非典型性肺炎患者到陳篤生醫院就診，絕大多數患者或者說所有患者都和艾斯特·莫有聯繫。首先入院的是莫小姐的母親。三天後，莫小姐所屬教堂的牧師也入院接受治療，他曾探望入院的艾斯特併為她祈禱。接下來入院的是莫小姐的父親，他有咳嗽的症狀，痰中有血絲。接下來入院的是她的外婆，再後來是她的舅舅。到3月中旬，他們都住進了陳篤生醫院接受治療。就在莫小姐的家人不斷髮病入院為醫生們拉響警鐘的同時，布倫達·安獲知了另外一個不幸的消息。3月13日，週四，醫院的行政助理通知她，曾經在莫小姐住過的病房裡工作的四位護士同時發病。四位護士在一天同時生病可不是什麼正常的現象。我坐在安醫生旁邊，看到潦草記下要點的便箋，她冷冷地說：“對我來說，這是個決定性的時刻，事態在不斷加劇。”
儘管安醫生和她的同事對此還一無所知，這樣的事態不僅僅發生在陳篤生醫院，全球範圍也在不斷加劇。幾乎是同一時間，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向全球發佈預警——“發現一種來源不明、嚴重的急性呼吸系統疾病”。新加坡衛生部很快得知，三例非典型性肺炎患者（艾斯特·莫、她的朋友、另外一個病人）同時出現，而且追根溯源都和香港京華國際酒店有關。這就使人不得不將莫小姐的情況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中來考慮了。新加坡衛生部部長可能給陳篤生醫院的院長打了電話，而當時院長正與醫院其他的資深專家舉行會議。安醫生說，醫院的院長、醫學委員會的主席、護理部主任和身為傳染科主任的安醫生本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都被召集到這個房間來探討這個事件的緣由。
我問：“來這個房間開會？”
“這個房間，就是這個房間。”就是在這兒，院長告訴他們：“這裡可能有疾病大爆發了，我們得組織起來。”
一位叫李冶森的醫生由於之前有過處理立百病毒爆發的經驗，受命負責採取特別措施應對此次疾病的爆發。新加坡衛生部建議陳篤生醫院的領導層做好接收更多病人的準備，因為病人越來越多——前三例“非典”病人的家人和朋友現在都有發病的症狀了。李冶森組織大家行動起來。他們在一間病房外搭起帳篷接收患者，並在帳篷中安置了一臺X光機，檢查該疾病對病人肺部可能造成的損害。絕大多數病人住進了普通病房，危重的病人住進了重症監護室。由於第一重症監護室人滿為患，另外兩間病房也被改造成SARS的重症監護室，只用來接收其他患此病的病人。雖然安醫生和她的同事還不清楚究竟在隔離什麼，但他們深知隔離和防護護理是控制疾病傳染的重要措施。她告訴我：“記住，這個時候沒有任何診斷檢測。”她說的沒有任何診斷檢測，是指沒有對病人進行的病原檢測——因為致病的根源尚未發現。“我們完全是按照流行病學的原理在工作——那就是判斷現在接診的病人是否和原發病人有過接觸。”這只不過是在盲人摸象罷了。
3月14日，週五，醫院一年一度、備受關注的聯歡會如期在威斯汀酒店舉行。布倫達·安和同事們坐在空著一半座位的餐桌前，好奇地發現：“李冶森呢？這位同事呢？那位同事呢？”他們在緊鑼密鼓地工作，都沒能參加晚會——他們在醫院搬床搬傢俱，將一切安排妥當以備不時之需。安醫生週六早上也加入這場爭分奪秒的準備工作中。
作為傳染科的主任，安醫生讓所有的醫護人員都穿上罩衣，戴上手套和隔離效果較好的N95口罩，這種口罩佩戴起來比普通的醫用口罩更為舒適。但是，當時這類物品奇缺，黑市價格猛漲。N95口罩的價格從2美元漲到了8美元，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盡力而為。3月23日，這種疾病已經有了國際公認的名字，陳篤生醫院成了新加坡收治SARS病人的指定醫院，所有“非典”病人都將從其他醫院轉到這裡。禁止探視“非典”病人。醫護人員必須戴上口罩、手套，穿罩衣。
隔離和防護措施全面實施之前，又出現了一位超級傳播者。這位患者住在醫院的心臟重症監護室，是一位患有糖尿病、心臟病等多種疾病的中年婦女。開始她住在普通病房，被一位護工傳染上了“非典”，這位護工則是被艾斯特·莫傳染的。接著這位婦女心臟病發作並轉入心臟重症監護室。當時，這位婦女的非典型性肺炎症狀還沒有表現出來，或者說不如她心臟病的症狀那樣嚴重。在心臟重症監護室，心臟科的專護醫生和一位住院醫師給她插管治療。正像廣州的毒王一樣，插管似乎為“非典”創造了極佳的傳播條件。最終在心臟重症監護室，有27個人被傳染上了“非典”，包括5名醫生、13名護士、1名做超聲波檢查的技師和2名心臟科技師、1名專科護士和5名探視者。我是後來在報道中看到了這些數字，布倫達·安的敘述更加感性化。她回憶說，那位心臟科的醫生已經懷孕，插管時戴著口罩。儘管被傳染了“非典”，但是後來康復了。那位插管時也站在旁邊的住院醫師沒有戴口罩。安醫生說：“這個住院醫師是個小夥子，生病一段時間之後被送回家修養，他母親親自護理他，也被傳染了‘非典’。”
“他們活下來了嗎？”
“沒有。”
“母子倆誰也沒有活下來。”
“真是太不幸了。這位住院醫生非常年輕，只有27歲，他母親也去世了。”
協助安醫生的年輕住院醫生也同樣面臨著被傳染的危險，還記得他嗎？正是他從艾斯特·莫的嗓子中取出疾病的化驗樣本。他的經歷讓人們認識到這種疾病是由傳染性極高的病毒或者細菌引起的，這種病毒在面對面的接觸時，特別是在擁擠或者近距離接觸下傳播得更快。在協助安醫生對莫小姐進行檢查後幾天，這位住院醫生就飛赴紐約參加一個傳染疾病的會議，經歷了20個小時的長途飛行後，他感到身體不適。在轉道法蘭克福回新加坡的途中，他給一位新加坡的同事打電話提及他生病的消息。這位同事就此事向新加坡政府提出了警示，新加坡政府通知了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及時提醒了德國官員。德國官員在飛機到達法蘭克福機場的時候接走了這位醫生並對他進行了隔離。他的妻子和岳母此時也有發病的症狀，三人在法蘭克福醫院住了三週。一位機組成員也被傳染。和心臟科協助插管的住院醫生不同，這三位病人最終都活了下來。
在新加坡，衛生部門的官員和政府部門通力合作阻止疾病進一步蔓延。他們所採取的強力措施遠遠超出了醫院的範疇：強制隔離疑似病例、對不接受隔離者給予監禁和罰款的懲罰、關閉大型市場、關閉學校和每天對出租車司機測量體溫……疾病爆發的趨勢終於得到了遏制。新加坡是一個獨特的城市，以管理嚴格和井然有序而著稱（客氣的說法），即使對付如此來勢洶洶的非典型性肺炎也顯得遊刃有餘。2003年3月20日，11人因為吐痰受到法庭的審判，每人罰款300美元。
7月中旬，當最後一位“非典”病人出院時，陳篤生醫院總共確診了200多例“非典”病例。33名病人去世，其中包括艾斯特·莫的父親、牧師、母親、舅舅等。艾斯特自己卻倖存了下來。
四
不論這些人是去世還是恢復了健康，他們都被傳染了——但是究竟傳染了什麼？
隨著這種疾病在全球範圍內傳播，來自3大洲的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裡開始研究從這些患者身上提取的組織、血液、黏液、糞便和其他重要材料的樣本，試圖分離並確認致病原因。這種疾病剛剛開始爆發時起的這個名字SARS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們只瞭解這種疾病的結果和影響，它就像一隻巨大、隱形的動物一樣，人們只看到了它的腳印。埃博拉是一種病毒，亨德拉是一種病毒，立百是一種病毒，而SARS則表現為一系列症狀。
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裡緊鑼密鼓地尋找著SARS的病原體，但是由於一些錯誤的信息和誤導，這個過程進行得並不順利。這種疾病開始時，症狀和流感非常相似，或者更準確地說，有點像嚴重的流感症狀。最重的一種流感也就是俗稱的禽流感，由H5N1病毒所致，6年前，香港曾經經歷過禽流感的襲擊，18人被家禽感染，這場疾病在港人的心中留下了可怕的記憶。18人這個數字並不大，這種病的可怕之處在於感染的18人中有6人死亡。衛生部門迅速地採取了措施，命令關閉出售活禽類的市場，滅殺香港所有的活雞，總數達到150萬隻，之後又進行了為期7周的滅菌消毒。這樣嚴格的措施，加之H5N1病毒只能通過禽類傳染給人類，而不在人類之間傳播，使得香港能夠在1997年成功地阻止這場疾病的蔓延。
2003年2月，從廣東發來的電子郵件和短信傳來“一種奇怪的傳染病”。開始出現說法時，禽流感再一次襲擊了香港。禽流感和SARS的爆發有著明顯的區別，但是區別兩者卻並非易事。
禽流感導致一位健康的33歲的男子死亡，他8歲大的兒子也染上此病（但是並沒有死亡）。這種疾病可能還導致了這名男子7歲的女兒死亡。這個女孩在父親去世前2周在去廣東東北部的福建省探親的過程中由於類似肺炎的症狀去世。可能這個小女孩和雞接觸得太多了，她哥哥後來也證實了這一點。父親和兒子的鼻涕樣本中都有H5N1病毒，好像證實了從廣東傳來的那些令人恐慌的患病報道，這種新的疾病也許和禽流感有關。因此這些科學家開始檢測SARS樣本中是否存在H5N1病毒。這是個誤導。
另外一個錯誤的想法就是SARS可能是由某種衣原體引起的，這種病毒包括兩種和人類呼吸疾病相關的病毒（還有一種衣原體病毒，多在青年中傳染，通過性接觸傳播）。其中一種呼吸衣原體屬於人畜共患病，可以通過鳥類（最有名的就是通過鸚鵡）傳染給人類。
2月底，中國一位資深的微生物學家在一些SARS樣本中發現了類似衣原體的病毒，基於他並不確鑿的證據和其在中國學術界的威望，這種衣原體假說得到了北京衛生部高官的認可。至少有1名著名的中國學者曾對此假說提出過不同意見，他說如果衣原體病毒是致病原因，抗生素治療應該對SARS患者有效，但是抗生素治療對SARS患者並沒有效果。但是提出這個觀點的學者遠在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方面並不認可他的觀點。
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們同時也在探討其他的可能性，可能性很多：瘟疫、斑疹熱、軍團病、傷寒和其他幾種病毒引起的肺炎、季節性流感、血液中的大腸埃希菌、新大陸和舊大陸都出現過的漢坦病毒等等。尋找SARS致病原的困難還來自於科學家們不知道要找的究竟是熟悉的病毒、和熟知的病毒非常相似新病毒還是全新的病毒。
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獸醫熟悉但卻首次感染人類的病毒。換句話講，這是一種剛剛出現的人畜共患病毒。
我之前曾經描述過實驗室所使用的方法，通過PCR篩查已知的DNA和RNA片段，用分子方法測定其抗體或者抗原。但是這種方法只對尋找熟悉的病毒有效，或者說對尋找和熟悉的病毒非常相像的病毒才有效。這種實驗結果只能顯示陽性還是陰性，或者只能給這樣的具體問題，如：“是這種病毒嗎？”，提供一個近似正確的答案。找到一種全新的病原體非常困難。只有大概知道這種分子的分子特徵才能確定這種微生物。所以實驗室中的科學家們只能使用一種比較傳統、需要更多人工操作的方法：將微生物放在細胞中培養，通過顯微鏡觀察。
在可以俯瞰到香港繁華景色的香港大學的實驗室裡，由馬立克·佩雷斯率領的一個科研團隊使用這種方法得出了非常有價值的結論。佩雷斯是一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微生物學家，出生成長在斯里蘭卡，說話彬彬有禮、條理清晰、長著一頭濃密的黑髮。他是一位研究流感的知名專家，在禽流感大爆發之前於1995年來到香港。他有理由認為來自廣東的這種疾病可能是由禽流感引起的。
2003年他對一名記者說，“我腦子裡出現的一個想法就是H5N1病毒可能獲得了在人類之間傳播的能力。”但是當他們檢測了SARS病人的樣本之後並沒有發現H5N1病毒，也沒有發現其他可能導致此病的病毒，他的團隊開始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他們面對的可能是一種新型病毒。
接下來，他們集中精力培養這種病毒。也就是說，首先給這種神秘的生物提供活體細胞，使其能夠繁殖，等到這種生物在培養皿中繁殖到一定數量，對細胞造成傷害時，就可以觀察到這種生物了。培養液中的活體細胞必須是某種“不死病毒”，這樣這種新型病毒就可以不斷繁殖，直到某種東西將其殺死。佩雷斯的團隊為這種新型病毒準備了5種細胞株，多方證明這些細胞株非常適合熟悉的病原體的繁殖：這些細胞有的來自狗的腎臟，有的來自於老鼠的腫瘤，有的來自於流產的人類胚胎，還有其他來源的細胞。運氣不佳。沒有任何細胞受損和病毒生長的證據。接下來他們又實驗了另外一種菌株，提取自恆河獼猴胚胎的腎臟細胞。是的，運氣來了。
3月中旬，他們觀察到了獼猴細胞培養液中的“細胞病變效應”，這就意味著某種東西開始在細胞中繁殖並對細胞造成了損害，這種損害從一個細胞傳染給另一個細胞，最終造成了可以觀察到的損害。幾天後，這個團隊有了原型病毒粒子的電子顯微鏡影像，每個粒子周圍都有微小的冠狀球形突出物。這樣的結果完全出乎大家的預料，團隊中的一名顯微鏡專家甚至像實地考察中的嚮導一樣，查閱病毒微生物圖、尋找能夠和這種病毒匹配的病毒。我們可能在發現一種從沒見過的鳥類或者野花時也會這麼做。他在冠狀病毒屬發現了和這種新型病毒匹配的病毒，其特點為每個病毒粒子的外緣上有冠狀球形突出物。
細菌培養工作證明SARS病人體內存在一種未知的冠狀病毒，準確地說是某些病人體內有這種病毒，但這並不足以證明是這種冠狀病毒導致了這種疾病的發生。為了建立起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佩雷斯的團隊檢測了SARS病人的血清（因為血清中可能存在抗體）看其能否殺死培養中發現的這種新型病毒。這就像將聖水撒到女巫的頭上。抗體對這種新型病毒有反應，且反應非常明顯。不到一個月，根據這一證據和其他證實性的實驗，馬立克·佩雷斯和同事們發表了一篇論文，稱發現的這種新型冠狀病毒是SARS的“可能致病原”，措辭非常謹慎。
他們的結論是正確的，這種病毒被稱為SARS冠狀病毒，縮寫為SARS-CoV。這是人類首次發現的能夠給人類帶來嚴重疾病的冠狀病毒。（其他幾種冠狀病毒和很多其他病毒一樣可能導致普通的感冒。還有幾種冠狀病毒可能導致鼠類患上肝炎、豬患上腸胃炎、火雞患上呼吸系統感染。）
SARS冠狀病毒沒有不祥的環狀物。以前，這種新的病原體可能會被冠以更加形象，更具地域特徵的綽號，如佛山病毒或者廣州病毒，人們也會奔走相告：當心！他去過廣州！但是到了2003年的時候，每個人都認識到這樣的綽號帶有誹謗性、不受人歡迎，而且對旅遊業會有負面的影響。
還有幾個其他的研究團隊，也都在各自進行著分離SARS病原體的工作，他們也幾乎在同一時間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在美國，有一組科學家在亞特蘭大CDC從事著此項工作，其中很多研究者來自不同的國家。在歐洲，來自德國、法國和荷蘭的研究機構的一組研究者也在通力合作。在中國，一小組熱情、技術熟練、嚴謹的研究者已經分離出一種冠狀病毒並拍下了這種冠狀病毒的照片，這一成果比佩雷斯的團隊的工作要提早幾周。這些軍事醫學研究院的科學家們顯然受到了衣原體理論和北京這種理論的權威專家的影響，錯過了首先發布這個發現的機會。後來其中的一名科學家說：“我們太謹慎了，等待的時間太久了。”
在確認了這種病毒後，馬立克·佩雷斯和他的團隊接下來對這種冠狀病毒的一部分基因進行了排序，並將其和其他冠狀病毒的族譜進行了對比，希望找到它的來源。這種病毒不會憑空出現。但是它通常寄居何處，生命史和自然宿主究竟誰，這些問題都有待回答。參與這項研究的一位年輕的生物學家裡奧·普在香港和我聊天的時候談到了上述問題。
里奧·普說：“我們在人類樣本中發現的數據表明這種病毒是首次感染人類。我的意思是人類從來沒有被這種病毒感染過，所以說這種病毒肯定來自於某種動物。”
但是這種病毒是哪種動物傳播的，怎麼傳播給人類的？
要回答這些問題只能通過深入中國南方的森林、街道、市場和餐館去收集數據。我又進一步問了他一個問題：“你也參與到這次實地研究了嗎？”
他說：“沒有，我只是一名分子物理學家。”我想這就像問傑克遜·波拉克這樣的畫家會不會刷房一樣吧。但是里奧·普沒有誤會我的問題，他對我提出的好的問題適時地給予肯定。他沒去，但是他的一位叫關熠的同事去做了實地調查。他有著流行病學家的特質和猴子般的靈活，關熠到了中國和一些當地官員一起從SARS患者的嗓子裡提取黏液，從肛門處提取分泌物，從深圳最大的生鮮動物市場提取動物的排洩物。正是這些樣本引導里奧·普（對樣本進行了分子分析）、馬立克·佩雷斯和關熠以及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衛生官員第一次將懷疑的目光投向了一種叫作果子狸的哺乳動物。
五
對於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吃飯是個大問題，人們吃蛇不足為奇。廣東人吃狗也就顯得順理成章。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們吃貓雖然有些殘忍卻顯得理所應當，而不會讓人震驚了。但是果子狸並不是真正的貓，而是靈貓科的一種，其更為人知的名字是花面狸。靈貓科的其他動物還有貓鼬。在珠江三角洲地帶，烹調這些並不常見的野生動物的生意與貿易和最近流行的飲食潮流有關，人們很少考慮這種動物是否數量稀少，是否應該吃這種動物，或者是古代傳統。對中國文化有較深研究的人稱之為野味的時代。
其中一位研究者叫卡爾·泰羅·格林菲德，2003年時在香港工作，是《亞洲時代》的編輯。他見證了這本雜誌對SARS的報道，之後出版了和SARS有關的書《中國綜合徵》。在擔任這本雜誌編輯之前，格林菲德曾在“新亞洲”地區當過多年的記者，這樣的經歷使他能夠觀察到人們都將什麼食物送進了嘴裡，他說：
中國的南方人可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吃到的動物種類都多。在野味時代，他們消費的野生動物的範圍、種類和數量可以說涵蓋了生活在陸地、海洋和空中的幾乎所有物種。
吃野味被認為是一種有面子，有錢且能夠帶來好運的事。格林菲德解釋說，吃野味只是這些高消費階層賣弄財富的一個方面；他們的賣弄財富的另一個方式就是逛色情場所，那裡的玻璃牆後面站著1000多名在招攬生意的妓女。新的飲食時尚很快從品嚐美味佳餚、自然中的藥材和能夠激發性慾的食物（例如虎鞭）轉變到遠遠超出這個範圍。一位官員對格林菲德說現在僅在廣州這一座城市，野味餐館就有2000多家，格林菲德在這位官員的辦公室採訪的一個小時內，又有4家餐館獲得了經營野味的執照。
這些小飯館的野味來自廣東省的各個“水市”，有些市場面積很大，如廣州的潮頭野味市場和深圳的東門市場，市場中店鋪一排挨一排，經營著各種生鮮動物。潮頭野味市場1998年開始經營各種野味，5年的時間裡就成為眾多最大的野生動物市場之一，主要經營哺乳動物、鳥類、青蛙、烏龜和蛇類。2000年底到2003年初，香港的一組研究人員就對潮頭市場、東門市場和廣東其他兩家大型的市場經營的野生動物的種類進行了調查。這組研究人員發現和1993到1994年的調查相比，市場上現在經營的野味有了一些變化，出現了新的趨勢。
第一，野生動物貿易的數量有了增加。
第二，通過合法或走私途徑的跨境的貿易增加，東南亞各國的野味進入中國南方的市場。像婆羅洲河龜和緬甸星龜這樣肉質鮮美且非常珍貴的瀕危動物也開始出現在市場上。
第三，大量的養殖動物進入市場。很多養殖戶養殖了青蛙和海龜，有傳言說，市場上經營的蛇類也是養殖的。位於廣東省中部和江西省南部的小型的靈貓的養殖場向市場提供了靈貓。實際上，市場上最受歡迎的3種野生哺乳動物——鼬獾、豬獾和花面狸，都是養殖戶培育和飼養的。這組調查人員做出這種假設的證據是市場上出售的這些動物吃得很好、身上沒有傷痕而且非常馴服。如果是從野外捕獲的，這些動物身上往往會有被捕獲時留下的傷痕或者有絕望和虐待的痕跡。
儘管這些動物從養殖場運來的時候都非常健康、精神，市場的環境卻對這些動物的健康不利。這隊調查人員寫道：“這些動物被裝在狹小的空間裡，和其他野生動物或者馴養的動物如狗和貓擠在一起。很多動物都生了病，或者身上有傷口卻沒有得到基本的治療。這些動物就在市場上專門屠宰動物的店裡被宰殺。”打開的金屬籠子高高地摞在一起使得一個動物或是一種動物的排洩物無遮無攔傾瀉到摞在下面的動物身上。這裡就像是一個混亂的動物王國。這組研究人員也強調說，“這些市場也為動物疾病從宿主傳播給人類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
關熠，來自香港大學的那位勇敢的微生物學家，深入到深圳東門市場去了解情況，並說服小販從他們出售的動物身上提取樣本和血液。他是如何說服這些小販的我們不得而知——是靠人格的魅力、雄辯的語言、還是向他們解釋了科學緊迫性？——可能手裡拿著一沓港幣就能起到作用。
關熠將25只動物一隻一隻麻醉，提取黏液、糞便，抽取血液然後將收集到的樣本送回香港進行分析。豬獾身上沒有這種病毒，兔子身上沒有病毒，歐洲河狸身上沒有病毒，家貓身上也沒有這種病毒。
關熠還提取了6只花面狸身上的樣本，結果顯示所有6只果子狸身上都有病毒，和SARS冠狀病毒非常相似。另外，從一隻貉（一種野生的犬科動物，似浣熊貉，長得像吃撐了的狐狸，有浣熊的特點）的糞便樣本中也檢測出這種病毒。但是所有的證據都將這種病毒的罪魁禍首指向了果子狸。
香港大學於2003年3月23日召開了記者發佈會宣佈了這一發現，這也是SARS病毒為人畜共患病的第一個具體的證據。
一天後，《南華早報》（香港最權威的英語報紙）在頭版刊載了這個消息（也刊載了其他和SARS相關的報道）標題為“科學家稱果子狸導致SARS爆發”。在此之前，香港市民已經瞭解SARS病毒除了通過野生動物的肉和體液傳播，還可以通過人類的呼吸排放物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該病。
《南華早報》以前的版面和其他香港報紙也曾經在報道的文章旁附上人們戴上口罩的生動照片——一對情侶戴著口罩接吻，一名醫院的官員展示口罩和麵罩的用法，一位容貌秀麗的模特在汽車展上佩戴著有汽車廣告的口罩——還有醫院的醫護工作者和士兵身著全套的防護服進行控制傳染的工作。
香港政府的物資供應部門為學校、醫護工作者、和工作在醫療一線衛生官員調撥了740萬個口罩，而且普通民眾對口罩的需求也非常高。Ok便利連鎖店售出了將近100萬個口罩，莎莎化妝品店售出了150萬個。每個口罩的價格翻了兩番。儘管已經提醒人們注意這種病會通過人傳播給人，人們對找到這種疾病的動物宿主仍然非常感興趣。
通過召開記者招待會而不是通過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來公佈果子狸為這種病毒的宿主的舉動並不符合傳統，但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因為要對文章進行編輯、同行審閱、排隊發表以及出版時間等因素，在雜誌上發表文章需要的時間比較長。
香港沒有通過常規的程序來處理SARS問題，反映了公眾擔憂、疾病爆發的緊迫性，當然也可能是出於科學競爭的考慮。位於亞特蘭大的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簡稱CDC）兩個月前也通過記者招待會的形式發佈了這條消息，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可能導致SARS，這樣的做法反映了其急迫的心情。CDC的聲明中沒有提到馬立克·佩雷斯和他的研究團隊已經在三天前發現了這種病毒，並證實了其和SARS之間的聯繫。CDC這種想要拔得頭籌的做法，雖然沒有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卻將香港大學的科學家們在和亞特蘭大以及其他地方的競爭者的競爭中逼到了懸崖上，使得關熠不得不選擇最早的時機公佈自己的決定。
關熠發現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中國政府禁止出售果子狸。由於不確定性，政府還同時禁止在市場上出售其他53種野味。這種禁止出售的措施可能造成經濟損失，7月底給動物養殖戶和商戶帶來了驚詫，政府評估其風險之後，這項規定又被廢止。這種政策上的反覆原因在於另外一組研究者又曬出了花面狸沒有發現疑似SARS的病毒。由於政策的修改，養殖的果子狸又可以合法地出手了，但是禁止出售野生動物。
有些人對關熠的發現表示質疑，他心裡因此非常不痛快。但是他繼續進行科學研究，在10月份將更加詳細的解釋和支持的數據（圖表、數字和基因圖譜）寫成論文發表在《科學》雜誌上。里奧·普、馬立克·佩雷斯和香港大學的同事們都被列在長長的合著者名單中。關熠和夥伴們措辭非常謹慎，他們強調說雖然果子狸感染了病毒，但並不意味著果子狸就是這種病毒的宿主，它也可能是受到了“其他未知動物”的傳染，而這種動物才是自然界中這種病毒的真正宿主。果子狸的作用可能是擴大宿主（就像澳大利亞那些受到亨德拉病毒傳染的馬匹一樣）。關熠和同事們認為，東門和潮頭這些水市為類似SARS冠狀病毒提供了傳播的場所，“通過動物將病毒擴大後又傳播給包括人類在內的新宿主，從公共健康的角度看，這一觀點顯得非常重要。”
這篇論文發表的時候，2003年的SARS爆發已經停止，全球總計有8098人感染，774人死亡。6月15日臺灣發現並隔離了最後一例“非典”病人；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也徹底消滅了SARS；全球各地都徹底消滅了SARS。
更準確地說，這些聲明的意思是SARS目前不會在人類當中大規模爆發了，但是人類並沒有徹底消滅這種病毒。這是一種人畜共患病，疾病科學家都堅信其致病原仍然潛伏在一種或者多種宿主體內——可能是果子狸、浣熊或者其他動物——可能生活在廣東也可能在其他地方。人們因為這場疾病的結束而歡欣不已，但是那些有識之士在歡慶之餘還心存小心。SARS病毒並沒有消失，只是暫時隱藏了起來，可能捲土重來。
2013年11月底，SARS真的捲土重來了。就像地震後的餘震，廣東又爆發了一例新的“非典”病例。很快，又有3例新增病例，其中一名病人是飯店的服務員，曾經接觸過果子狸。
2004年1月5日，確認第一例“非典”病例的當天，廣東政府又重新調整了政策，命令滅殺和處理廣東省境內養殖場或市場上所有的花面狸。野生果子狸究竟如何處理就不得而知了。
負責規範野生動物貿易的農業廳和衛生廳聯合派出滅殺小組深入到各個狸養殖場。接下來的幾天中，有1000只養殖的果子狸被勒死、燒死、煮死、電死或者溺死。真有點像中世紀清除惡貓的計劃。這種滅殺果子狸的行動似乎穩住了事態，穩定了人心。這種穩定持續了一年或者一年多的時間——直到其他科學家表明對宿主身份的懷疑是有根據的，人們也理解了關熠在文章中謹慎的措辭的意義，這個事件變得更加複雜。果子狸不是SARS的宿主，放鬆。
六
里奧·普給我講述了有關香港野生果子狸的事。我們是在香港大學醫學院教學樓高層電梯旁的一間小會議室裡見面的，從其所在的山上可以看見中環地區銀行的高層建築和其他摩天大樓，就像黑曜石的尖端一樣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從這間會議室向外看，穿過維多利亞港，是籠罩在恐慌中的街道、商店、小巷、店鋪、麵館、建築工地和九龍的旅遊景點，還能看到京華國際酒店。這次我就住在這家酒店，現在已經消毒並改了名字。我從來沒有想過在這樣充斥著人、車輛和水泥建築的城市裡會發生如此令人恐慌的事情，可能原因在於我沒有見過香港的城市景色。里奧·普向我保證說野生果子狸只有在新界才能找到。被稱作新界的地方（1898年英國從中國政府處租借了99年，對英國來講還是比較新的一塊土地）包括了從九龍北邊界限街的到廣東邊界的地方，還有一些偏遠的島嶼和在地圖上標為綠色的森林、山峰和自然保護區，這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中欠發展的地區。即使現在已經是21世紀，但在這些地方還能夠找到野生的花面狸。里奧·普說，在鄉間果子狸到處可見。
這次疾病剛剛結束，他和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就開始在野外捕捉這種動物，尋找冠狀病毒的證據。他們將重點首先放在果子狸身上，捕捉到大約24只果子狸並提取了樣本。他們提取了每隻果子狸的呼吸物和糞便樣本，動作迅速熟練，採集完畢又將果子狸放回香港的野外。每一個樣本都使用“聚合處理劑”利用PCR的方法進行了篩查。這種處理劑是普通分子起動劑，不僅可以用於關熠在果子狸身上發現的疑似SARS的冠狀病毒，還可以放大各種冠狀病毒共有的RNA片段。我問道，那麼里奧·普究竟發現了多少中冠狀病毒呢？他說：“一種也沒發現。這也是果子狸並非SARS冠狀病毒宿主的直接證據。我們感到非常失望。”
但是在科學領域，失望可以引導科學家去發現新知。如果果子狸不是這種冠狀病毒的宿主，那什麼動物是其宿主呢？我們假設說，“如果這種尚未確定的動物是SARS的自然宿主，那麼它肯定分佈得非常廣泛。”他們又在其他幾處森林裡捕捉到了他們能夠找到的野生動物。他們找到了各種各樣的動物，有恆河猴、豪豬、食鼠蛇、斑鳩、野豬、黑老鼠和至少一種中華眼鏡蛇。這一次使用PCR方法篩查後得到的結果也幾乎都是陰性。44種動物中只有3種有感染冠狀病毒的跡象，而這三種動物都為小蝙蝠。對我們這樣的外行來說：就是體型較小的蝙蝠。
只有一種動物的感染率較高，通過檢驗其糞便中的病毒，其中大多數個體的檢驗結果都呈陽性：這種動物就是小巧的南長翼蝠，一種翼展平直的蝙蝠。
里奧·普給我看了他2005年發表在《病毒學雜誌》的論文（和以前一樣，合著者的名單中有關熠和佩雷斯的名字），這篇論文發表在那場果子狸大屠殺的一年之後。他希望我能夠了解他的發現。里奧·普說：“這種蝙蝠身上的冠狀病毒和SARS冠狀病毒不同。”也就是說，他並沒有聲稱發現了SARS冠狀病毒的宿主。“但是這是在蝙蝠身上發現的第一種冠狀病毒。”也就是說，他發現了兩者之間的聯繫。
不久，一組由中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研究人員組成的國際團隊根據他們在廣東和其他3個地方收集的樣本，發表了一項更有意義的研究。這組研究人員由中國的病毒學家李文東領導，成員有修姆·菲爾德，曾經發現了亨德拉病毒宿主的那個說話簡潔的澳大利亞科學家，還有來自紐約醫藥聯盟的其他兩名科學家。和香港科學家取樣研究不同，李文東領導的這項研究將重點放在了蝙蝠身上。這個研究團隊從野外捕獲動物，抽取血樣、糞便和嗓子拭樣，然後分別在中國和澳大利亞的實驗室裡分析複製的樣本，比對各自的實驗結果，進一步證實實驗結果。他們發現了一種冠狀病毒和里奧·普發現的病毒不同，卻和在人類身上發現的SARS病毒非常相似。他們將這種病毒稱為疑似SARS冠狀病毒或者縮寫為SL-CoV。他們在取樣的過程中發現這種疑似SARS病毒在頭蝠屬中的幾種蝙蝠身上非常普遍，這種蝙蝠也稱為菊頭蝠。菊頭蝠體型小巧，長著大大的耳朵和突出外翻的鼻子，普通但非常實用，好像在其發出超聲波叫聲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們主要在洞穴裡築巢，而這樣的洞穴在中國南方地區隨處可見。它們晚上出來捕食飛蛾和其他昆蟲。這種蝙蝠屬包括的種類很多，大概有70種左右。李文東的研究表明攜帶有疑似SARS病毒的主要有3種蝙蝠：大耳朵的菊頭蝠、最小的菊頭蝠和皮爾森菊頭蝠。如果你在中國南方的餐館的菜單上發現這些動物，可能寧可點麵條也不會點這道菜的。
菊頭蝠身上攜帶這種病毒抗體的普遍性和野生果子狸身上沒有這種病毒的抗體這一事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還有更多的發現。李文東的團隊還對提取的糞便樣本進行了病毒基因片段排序。對這些基因片段的對比分析發現樣本之間的這種疑似SARS的病毒表現出巨大的基因差異——比在人類身上分離出的所有SARS冠狀病毒的差異還要大。這種病毒好像已經在蝙蝠當中存在了一段時間了，發生了變異、改變和分化。實際上，蝙蝠身上的病毒的差異可以涵蓋人類SARS病毒中表現出的差異。這種涵蓋關係可以通過族譜的形式形象地表示出來。李文東和同事們就畫出了這樣一張族譜，以圖表的形式出現在其發表在《科學》雜誌的論文當中。人類身上的SARS病毒是單獨的一支，孤孤零零，數目稀少，是寄居在菊頭蝠身上的冠狀病毒的一個分支。
這意味著什麼呢？這就是說即使不是唯一的宿主，菊頭蝠也是SARS病毒的宿主之一。這還表明2003年“非典”爆發時，果子狸只是擴張宿主而不是宿主。這也意味著，雖然李文東和同事們做出了假設，但是沒有人知道那個冬天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廣東爆發了那場疾病。（他們在文章中寫道：“對感染的蝙蝠的檢查意外地讓人獲知了一種容易受到傳染的擴張宿主，這可能會導致疾病的傳播，並且由於易感動物身上攜帶病毒可能會在市場上建立疾病傳播的怪圈。”動物之間可以通過接觸而傳染此病。容易感染此病的動物可能不僅包括花面狸，還有浣熊、鼬獾等，誰也不知道還包括其他哪些動物。在野生動物供應鏈上還有很多動物。）也就是說，即使殺死中國所有的果子狸，SARS病毒可能仍然存在。這種病毒仍然存在——面臨著生態學方面的限制和機會——在消費“感染的蝙蝠”這樣的飲食文化背景下，其仍可能出現在肉市上，供人們食用。也就是說，要提醒食客們多加小心。這也說明還需要就此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七
阿萊克塞·穆拉是一位年輕的美國研究人員，風度翩翩、愛好整潔、經歷豐富、興趣廣泛。他在康涅狄格州長大，從大學退學後到各地遊歷，曾經當過麵包師、受過廚師培訓、從事過修復傢俱的工作，10年之後又重新進入學術界從事環境科學研究。我第一次遇到他時，他受僱於醫藥聯盟，從事管理工作（是野生動物信託基金的一個項目，後來改名為生態健康聯盟）。併為研究南亞人畜共患病毒，特別是研究中國的SARS病毒的博士項目收集數據。為了這個項目，他需要從蝙蝠身上提取樣本。因此，他邀請我過來看看這裡的工作情況。在約定的日期，他到廣州接機，從他身上的榴蓮味我就判斷出他應該是個非常膽大的食客。
在機場內，我和穆拉見到了他中山大學的朋友們，並大吃了一頓世界上最臭的水果。榴蓮個大，帶尖，就像吞食了足球的河豚。去皮後，榴蓮中有黏黏的充滿果漿的果瓣，每個榴蓮中有8到10個果瓣，同時散發出一種難聞的氣味。這種果漿有點像香草奶黃的味道，但聞起來卻非常臭。每個果瓣都很黏，非常飽滿，有種涼涼的感覺，有點像生牡蠣，裡面有點像鱷梨。千萬可別吃這個東西。還在聽我說嗎？這個東西這是人間美味啊。我們用手拿榴蓮，黏黏的東西在我們的指間被擠得流出了液體，滴了下來。此時正好是吃飯之前的時間，我們吃了榴蓮就當是代替啤酒和花生吧。之後我們到一家飯店，穆拉點了一道由豬血做成的菜——切成小塊，有點像切碎的肝臟——還有豆芽和辣椒作為配菜。晚上，我的襯衫已經都是汗水了。歡迎到中國來。我很想知道阿萊克塞·穆拉為了滿足自己對美食的愛好，究竟對中國美食有什麼樣的瞭解，如果有必要我也想跟隨著他的喜好，一路品嚐一下中國的美食。
第二天我們飛赴位於廣州西北部的城市桂林，此地因喀斯特地貌和巖洞而著稱，有山有水景色宜人。這裡的山峰非常突兀，但是樹木蔥鬱，到處都是自然形成的巖洞、瀑布、坑窪等，外部是喀斯特地形中可溶的石灰岩。這對想要欣賞美景的遊客來講是個好去處，對於想要築巢的蝙蝠來講也是個絕佳的去處。我們可不是欣賞景色來的。
開始尋找蝙蝠的工作開始之前，阿萊克塞帶我到一個食材市場去看一看桂林的黑市上都在出售哪些動物。沿著市場中店鋪之間的長長的過道漫步，蔬菜綁成一捆一捆的，水果擺放得整整齊齊，蘑菇各個精挑細選，肉放在三合板的大肉案上，切成大肉塊、排骨和裡脊，賣肉的婦女手裡拿著鋒利的切肉刀。鯰魚、螃蟹和鰻魚在打著氧氣的魚缸中慢慢遊動。牛蛙扭動著身體，擠在一起。想想動物們是如何滿足人們吃肉的需求，真是讓人不寒而慄，但是這個市場和其他地方的肉市一樣，並無古怪、特別之處。這就是重點所在。這是SARS爆發後，對肉市情況進行對比後的市場狀況，SARS的爆發確實對人們食用野味造成了影響。阿萊克塞告訴我，最近幾年肉市的變化就是野生動物的交易幾乎絕跡，而2003年甚至是2006年他剛開始看到的中國南方水市的情形和現在有著天壤之別。
在廣州的潮頭市場，他曾經看到過作為食物出售的鸛鳥、海鷗、蒼鷹、仙鶴、鹿、短吻鱷、鱷魚、野豬、貉、飛鼠、多種蛇類、烏龜、青蛙和家養的狗、貓。他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潮頭市場就沒有出售果子狸的店鋪，果子狸已經被當作魔鬼一般被人滅殺乾淨了。他說出的寵物市場出售的這些動物，只是通過仔細觀察後靠著記憶說出的一部分，當時這些動物在肉市上也在出售。在當時的肉市上還可以買到豹貓、黃猄、黃鼬、狗獾、中華竹鼠、蝴蝶蜥蜴和蟾蜍，還有很多其他的爬行動物、兩棲動物、哺乳動物和兩種果蝠。好一份美食清單啊。當然上面也少不了各種鳥類：牛背鷺、琵鷺、鸕鷀、喜鵲、各種鴨子、鵝、野雞、鴿子、啄木鳥、短喙秧雞、秧雞，黑水雞、白冠雞、磯鷸、松雞和烏鴉。阿萊克塞的一位中國同事告訴我有句話可以概括這裡的鳥類–蝙蝠貿易的情況：“只要是空中飛的東西，中國的南方人除了不吃飛機，什麼都敢吃。”這位同事是個北方人。
SARS爆發後及果子狸為這種病毒的擴張宿主的情況為人所知後，當地政府（可能也有來自北京方面的壓力）加大了管理的力度，實施了新的限制措施禁止在市場上出售野味。雖然野味市場的時代還沒有結束，但是卻被迫轉入地下。阿萊克塞說：“在中國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吃新鮮的野生動物有益於呼吸系統，可以提高性能力等等。”但是現在要追蹤野味的運輸渠道非常困難，更不用說衡量其運輸的數量了。市場上出售野味的商販非常小心，特別提防像阿萊克塞這樣說著蹩腳的漢語的外國人，他在市場上非常引人注意，很可能就是來探聽情況的外人。毫無疑問，野生動物的交易仍然存在，但是現在可能是藏在櫃檯下面，從後門運出或者是凌晨2點在停在某一個街角的貨車上進行交易。現在如果想吃到緬甸星龜或者赤麂，你就得有點關係，花個高價，避開公眾的視野秘密地交易。
和阿萊克塞在一起和一起進餐的這段時間裡，我發現他對肉食性這個問題的觀點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是指對美國人來講。他對吃野味並不排斥，也並不反對吃任何動物，也就是說吃什麼動物都可以，只要這種動物不是非法捕獵而來，不屬於瀕危動物，沒有受到他所研究的有害的微生物的汙染即可。接下來的一天晚上，我們圍坐在煮著魚和竹子的火鍋旁，啃著魚頭和魚骨，我想讓他說出心中的顧慮。我想我的問題也許太直截了當了。阿萊克塞，你不吃什麼動物？告訴我，吃什麼動物是你的底線，靈長類動物？你會吃猴子嗎？他眼睛眨都沒眨說，會啊，但條件是：猴子肉看起來非常可口才行。吃猿猴嗎？如果在非洲生活，你會吃大猩猩和黑猩猩嗎？他回答說：“我沒有什麼底線，只有吃肉還是不吃肉的區別。你不用將人肉放在我面前看我吃不吃。”他的回答聽起來非常殘忍、有挑釁性或者說有點傻，其實不然，他在非常坦率地回答我的假設。究竟吃哪類動物的肉可不是他制定食譜的標準。回到紐約後他告訴我，他主要以水果為食。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都在桂林市內和桂林附近繼續捕捉蝙蝠。喀斯特地貌的山脈，侵蝕後形成的空洞為蝙蝠提供了充足的築巢場所。我們要做的就是看看哪些山洞裡現在住著蝙蝠。為了找到這樣的地點，為了結網和捕捉，有幾名得力的中國學生在幫助阿萊克塞，其中還有一名來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年輕生物學家，名叫朱廣建。有了幾年的經驗，朱廣建是一名捕捉蝙蝠的高手，當蝙蝠這種小巧的動物想要扭動身體掙脫捕網，咬他後掙脫時，他顯得鎮定自若。他身材不高，很瘦卻很結實，爬起山來非常敏捷，探索洞穴毫不膽怯，這使得他非常善於在野外研究蝙蝠。另外一名學生叫楊建，他熟知當地地形，並在探索洞穴的過程中為他人探路。第三天的下午，我們4個人打車來到了桂林郊外，帶著捕網和竹竿，走在鄉間狹窄的土路上。傍晚時分是到洞穴中捕捉蝙蝠的好時機，這時人們就可以趁蝙蝠在夜晚出洞捕食之際將其捉住。
此時的太陽像一個火紅的橘子，消失在桂林傍晚的炊煙中，我們在村外穿過一片柑橘園、走過一片花生地、踏過一片長滿高高野草的地方，走到了一個有點像隧道的小路，旁邊長滿了綠色的植物，荊棘藤條和竹子。走的時間不長，我們就看到了山坡上一個山洞，比古老的地窖門大不了多少。廣建和楊建爬到洞裡就消失不見了，我和阿萊克塞跟在他們後面。進了洞口是一個類似門廳的地方，在另一頭有一塊低矮的石頭橫在地上。我們匍匐前進，進到洞裡的第二層時身上已經都是灰塵。我們沒有幽閉恐懼症，穿過了這一層，屁股著地又滑過了另一個矮溝，進到第三層洞室裡的一個小洞中（這個過程有點像被牛吞進胃裡，在裡面過了一關又一關），這個洞室顯得更寬更深。在這個洞裡，我們發現自己比地面高出很多，就像待在二層樓的窗臺上。我們可以感受到蝙蝠扇動翅膀在眼前盤旋的聲音。我很想知道，這裡的哪些蝙蝠身上有這種致命的病毒？
到處都是蝙蝠，這是件好事——但是，處在洞室裡一處位置較高的角落的我們能捉到蝙蝠嗎？我想不出什麼捉到蝙蝠的辦法。當然，很多事情我都無能為力。藉助頭燈的燈光，我在洞室傾斜的巖壁上找到一處突出的石灰岩，有點像一個小壁架，我一屁股坐到上面，等著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讓我驚訝的是，接下來我發現阿萊克塞和朱廣建將一張網鋪在我們剛剛進入的洞口處，將我們也封在了洞穴裡面。現在，蝙蝠也被封在洞穴裡面了。這裡的空氣非常溫暖，讓人感覺非常舒適。網子很快就起到了作用，將蝙蝠收入網中。蝙蝠撞在網上被捉住時發出的聲音很小，就像蒼蠅落入蜘蛛網中一樣。出口被堵住了，蝙蝠就落入了我們的掌中，我們就像是捕獵的蜘蛛一樣。
阿萊克塞和廣建迅速地將蝙蝠從網上拿下來，放入布袋中，並把布袋交到我的手上。我的任務就是將這些布袋系在橫在岩石之間的一根水平的竹竿上。這些倒掛著的蝙蝠看起來很鎮定、很舒服——即使被裝入布袋的蝙蝠也是如此。與此同時，楊建站在洞穴的底部，揮動著抓蝴蝶時用的網子希望抓住飛著的蝙蝠，一旦失手他就用英語說出一句詛咒蝙蝠的話。
這時，我開始考慮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雖然我們在這些動物身上尋找疑似SARS的冠狀病毒，並在這樣狹小的空間中與它們共處一地，我們沒有一個人帶著防護的面具。連個醫用口罩都沒有戴，更不要說N95口罩了。我問阿萊克塞，為什麼不戴防護面罩呢？他說：“我想和不繫安全帶一樣吧。”他的意思是我們接觸蝙蝠就表明已經計算過被傳染的風險，且這種被傳染的概率不高。飛赴一個陌生的國家，在機場跳上一輛出租車，你在趕時間，語言又不通——往往這時就忘了系安全帶，對吧？你會跳下來再去找另外一輛出租車嗎？不會的，你會繼續前進，因為有事情等著你去處理。可能會在進城的路上發生車禍而死，但也可能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只有接受了這種可能性才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在洞穴中捕捉蝙蝠的情形和這種情況非常相似。如果你非常想要避開這種病毒，那麼就不僅需要防護面罩，還需要全套的防護服，手套、氧氣管——或者還需要面罩和護目鏡。整套裝備還得用電池作為動力的風扇吸入的過濾氣體封壓。阿萊克塞說：“這不太現實。”
我一邊回應著一邊繼續將裝袋的蝙蝠系在竹竿上。我非常同意這種說法，但是我在想：“那麼找到SARS病毒這種想法，就一定現實可行嗎？”
回到桂林的實驗室裡，阿萊克塞將處理蝙蝠的工作在幾個人中間進行了分工，就像流水線一樣。由朱廣建主要負責，楊建協助，阿萊克塞在關鍵的時候才會參與，3個人都戴上了藍色的膠皮手套。朱廣建從袋子裡取出蝙蝠，手法很輕但是抓得很牢。他給每隻蝙蝠稱重，測量體長，確定品種，楊建則負責記錄這些數據。菲菊頭蝠，最小的頭蝠；中菊頭蝠，中型的頭蝠；中蹄蝠，中型的圓翅蝙蝠。朱廣建從每隻蝙蝠的嘴裡和肛門處提取樣本，遞給楊建。而楊建則將棉棒的棉球部分取下，放在試管中保存下來。阿萊克塞用針頭樣的工具在蝙蝠的尾部穿一個小洞——只是輕輕一刺，提取1或2滴血樣。他解釋說不可能像從猴子或者果子狸身上提取血液那樣，用注射器從這麼小的動物身上提取5毫升血液，那就相當於抽乾這種動物的血液了。取兩滴血就足夠兩個樣本使用、複製，每一個樣本都可以單獨用來篩查這種病毒。楊建用一種非常小巧的移液管將血液一滴一滴吸走，將其放入緩衝的試管中。其中一份完整的血樣和拭樣會送到上海，另外一份樣本送到紐約。
這三個人在一起工作得非常順利，所有的工作都按部就班完成了。按照規定完成工作降低了受傷的風險，不會因為動作不熟練或者拖延給蝙蝠造成不必要的壓力或者導致數據喪失。這個過程結束之後，蝙蝠從實驗室3層的窗戶被放生——當然，是指絕大部分蝙蝠被放生。實驗的過程中也可能由於無心而導致蝙蝠的死亡，這種情況在捕捉和處置野生動物的過程當中非常普遍。今晚，抓到的20只蝙蝠中死了2只。一隻是體型最小的頭蝠，和老鼠一般大小，楊建在山洞中用捕捉蝴蝶的網子的邊緣碰到了它，導致了這隻蝙蝠的死亡。阿萊克塞決定如果這隻動物不能放生，他就要將這隻死亡的蝙蝠進行解剖，對其進行最大限度的利用以獲取數據。
他用小剪刀刺破蝙蝠的皮膚，並沿著蝙蝠的胸腔向上破開屍體的時候我站在他身後觀看。他用手將蝙蝠的毛皮撥開——只要稍稍用力即可——看到大塊的胸肌，像紅紫色的牛腰肉。這種動物有點像蘋果公司的大力鼠鼠標。
阿萊克塞將這些幫助飛行的肌肉切開，又切開下面的骨頭，手法熟練，剪子靈活輕鬆地在其中游走。輕輕剪開心臟，他從蝙蝠的胸腔裡取了一點血，將肝臟和脾臟拿出，放在不同的試管中。我注意到，在進行這一系列工作時，汽車安全帶的比喻並不適用於此。阿萊克塞除了戴上藍色手套外，還戴上了N95口罩。整個工作看來並無特別之處。後來我才注意到最小的頭蝠和李文東的團隊的發現之間的聯繫。菲菊頭蝠是這種病毒已知宿主中的一種。
這些工作結束之後，阿萊克塞保存了蝙蝠的血樣和器官，並把屍體放進了封口塑膠袋子中。他將解剖之後的另外一隻蝙蝠的屍體放進了同一個袋子裡。我問他這些東西放到哪兒？他指著一個盛放生物危險品的箱子，而這個箱子就是為了盛放可疑物品而設計的。
他接著說：“如果這些蝙蝠是用來食用的，就放在那裡。”他指的是放進牆邊的一個普通的垃圾箱。他的話是針對那次在餐桌上我們討論過的有關食用動物底線的問題的：可以食用的動物還是神聖的動物，安全的動物還是感染的動物，有危險的動物下水還是垃圾。對於這些問題的區分標準，他的觀點是，在中國南方，區分的標準非常隨意。
八
幾天後，我們到了距桂林南部約80英里的另外一個城市，荔浦市，去參觀一家阿萊克塞非常感興趣的竹鼠養殖場。我們乘坐了一趟比較豪華的巴士，車上有安全帶還為乘客提供瓶裝水，經過2個小時的路程來到了此地。在荔浦汽車站等待當地聯繫人到來的空隙，我注意到一塊安全警示牌。警示牌上的字是用繁體中文寫成，但是我從上面的圖片中判斷出了荔浦到桂林的巴士上不允許攜帶的東西：不許攜帶煙花爆竹、不許攜帶汽油、酒精、小刀和蛇。我們一樣違禁品也沒有帶。
魏尚正終於開著一輛白色的麵包車出現了。他個子不高，非常結實，非常愛笑，特別是在自己說完話後更是如此，他笑不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言談幽默而是因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這是朱廣建把他的話翻譯給我聽，以及他的快樂心情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我們上了他的麵包車，驅車6英里來到荔浦東北部的一個村莊。魏先生將車拐上一條小路，穿過一道門，門上方的漢字寫著：田間小屋，竹鼠養殖場。進門後是一個院子，三面都是灰色的房子。房子的兩邊是低矮的牲口圈。圈裡養著銀灰色的動物，小眼睛、圓腦袋有點像大型的豚鼠：中華竹鼠。魏先生帶著我們繞著牲口圈轉了一圈。
牲口圈很乾淨，用水沖洗過，每個牲口圈裡都有一個水槽，給4只竹鼠提供飲水。中華竹鼠是中國南方特有的品種，而有些籠子中被嚼過的竹子也說明這種動物的飲食習慣和名字之間的聯繫。這種動物的前牙有點像河狸，非常適合啃咬竹子；性情卻更像貓。魏先生抓住一隻竹鼠脖子後面的毛，將其拿起，翻過來，輕輕地戳它大大的陰囊。對河狸可不能這樣，竹鼠卻任憑人戳也不會扭動身體。沿著牲口圈，我們看到了成年竹鼠、小竹鼠和一隻母竹鼠，它正在照顧兩隻老鼠大小的小竹鼠。魏先生解釋說，這種竹鼠非常容易飼養。他養的主要是母竹鼠，還有幾隻良種的公竹鼠。上個月，它賣掉了200只竹鼠，現在他正在擴大經營規模，準備再建些新牲口圈。他興奮地告訴我們，他現在是中國南方最大的竹鼠養殖戶！中國南方，是啊，也許比這個範圍還要大！擴大規模後，可以養殖5000只竹鼠，那他就應該是中國最大的竹鼠養殖戶了吧！看起來，他不像是在吹噓而是為養殖事業蒸蒸日上而欣喜不已。生意不錯，生活也不錯。哈哈哈！——想到生活的美好，他又不禁笑了起來。他還告訴我們，他也是個名人了！他曾經上過中國的電視！我們可以在谷歌上搜索他的名字！2001年他在工廠下崗後，決心幹點別人沒有幹過的事，於是就開始養殖竹鼠。
魏先生非常富於冒險和創新精神，現在他還養了兩對箭豬，體型更大，更具攻擊性，此時正在房間另一頭大一點的牲口圈裡悶悶不樂。他打算多種經營。他正在嘗試養殖箭豬，小箭豬和成年箭豬都將被作為食物進行銷售。當然這種特別的食物需要針對特別的場合，是為那些富裕、金貴的美食客準備的。魏先生說，一對箭豬就可以賣到1000美元。這次他沒有提起箭豬用手戳它的陰囊。
我注意到幾個皮下注射用的注射器已經放在了牲口圈的旁邊。我問他是不是非常關心竹鼠的健康狀況？魏先生說，是的，非常關心，特別關心它們不要感染上病毒。病毒用肉眼看不見，但是非常危險。如果竹鼠生病了，養殖場也就辦不下去了。他給我們看了如何給生病的竹鼠的腿內側注射藥物。他沒有說注射的是什麼藥物，很可能是抗生素（對抗病毒並沒有效果），而不是竹鼠養殖場可以買到的最新研發的SARS疫苗。至少，魏先生的竹鼠在出售的時候可能不會感染通常由病毒引起的疾病。至於它們後來和其他動物堆在一起，互相傳染疾病，或者在倉庫或水市被蝙蝠或者果子狸或者貉的糞便汙染，而得了什麼病那就另當別論了。
參觀之後，魏先生堅持留我們吃飯。他已經讓家人準備了一桌豐盛的菜餚。我們坐在小板凳上，圍坐在一個小桌旁，中間有一個電磁爐，魏先生的母親將一個火鍋放在電磁爐上。她把切好的豬肉、鴨肉、像土豆一樣的菌類、金針菇、豆芽、小白菜和一種與牽牛花有關的植物放入滾燙的清湯中。她在鍋裡攪拌著，向裡面加了一些鹽。這些東西很快就煮熟了，漂了起來，成了非常可口的食物，我們用筷子將其撈起，放進碗裡。在一個盤子裡，放著烤好的竹鼠肉。
竹鼠肉柔軟、細膩還有點甜味，有很多小的關節和肋骨。我知道應該用手拿著吃竹鼠的蹄膀，將骨頭吸乾淨，放在自己碗邊，或者扔到地上（魏先生的父親就喜歡這麼做，他沒有穿襯衫，坐在我的左邊），這樣睡在桌子下面的瘦貓就可以將這些骨頭一掃而光了。火鍋的溫度非常高，魏先生是個非常好客的主人，拿出好幾瓶冰鎮好的桂林最好的啤酒——漓泉啤酒給我們喝。喝了幾杯啤酒後，我們吃飯的興致高漲起來，開始吃起盤裡的烤竹鼠肉。
我開始理解阿萊克塞的觀點了：如果你是食肉動物，那麼就得吃肉，區別究竟吃什麼肉有什麼意義呢？我想既然要吃竹鼠肉就在這兒吃，在竹鼠養殖場吃——別等到這種動物被裝船，和其他動物擠在一起生病後再吃。可千萬不要等野味感染了病毒後再吃。
九
除了2004年初發生的再次襲擊後，SARS還沒有再出現過，確切地說是到目前還沒有再發生過。人們還在研究2003年的那次爆發中的種種事件，很多細節還並不清楚，很多問題還沒有找到答案。
蝙蝠是疑似SARS冠狀病毒的唯一貯存宿主嗎？如果是，是哪種蝙蝠？
菲菊頭蝠身上發現的冠狀病毒是在人類身上發現的SARS冠狀病毒的祖先嗎？如果是，最初的傳染又是如何發生的？
只是一起單一的傳播——從蝙蝠傳染給果子狸——還是有幾個這樣的傳播事件同時發生？
從果子狸傳染給人類——這樣的事件發生了幾次，有幾次獨立的傳染事件？
是關在同一只籠子裡感染的果子狸，在市場上一隻一隻出售後將這種疾病傳播到各個地方的嗎？
京華國際酒店9層究竟發生了什麼？劉教授在樓道中嘔吐了，還是隻打了個噴嚏，只咳嗽了一下——或者就是呼出了一口氣？
這種疾病在傳染8098個病人的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進化？
中國南方獨特的飲食文化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將這種危險的病原體傳播到香港進而傳播到全球各個地方？
魏先生的竹鼠離開田間小屋竹鼠養殖場將被賣到哪裡？
在被運到桂林、廣州和深圳的餐館之前，它們和其他動物在一起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遭遇，會裝在哪些箱子裡，會被什麼樣四處飛濺的糞便汙染？
為什麼感染這種病毒後，有些人會成為超級傳播者，而有些人卻不會？
SARS這種疾病的R0的值是多少？這種病毒何時才會再次出現？
阿萊克塞·穆拉是試圖回答這些問題的研究者中的一員。
從2003年春天開始已經有太多的科學論文論述了SARS這種疾病了。很多論文都非常專業，討論的是其分子進化的細節、宿主關係或者流行病原理。但是也有一些文章的視角廣闊，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是什麼使這種病毒如此與眾不同？”，“從SARS爆發對我們有什麼啟示？”。第二類的文章中有一種看法：“人類僥倖逃脫了疾病的懲罰”。SARS的情況可能會糟糕很多。
2003年的SARS只是局部爆發，並沒有在全球範圍內流行；8000個病例的數字對這樣一次突然地爆發的疾病來講也不算大；死亡的人數只有774人，而不是700萬。還有幾個因素也起到了限制疾病傳播範圍和影響的作用，而人類的運氣算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實驗室診斷的快速高效——找到病毒並確定為何種病毒——做出這種實驗室診斷的科學家有馬立克·佩雷斯、關熠、他們香港的同事，以及來自美國、中國和歐洲的同事和競爭者。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快速隔離感染病例，追蹤接觸史，中國南方、香港、新加坡、河內和多倫多采取的檢疫措施（經歷過早期的困惑和否定）以及院方採取的有效的傳染控制措施，如陳篤生醫院的布蘭達·安醫生所採取的措施。如果這種疾病襲擊的是其他的大城市——管理不是那麼嚴格，都是窮人，沒有一流的醫療機構——那麼這種病很可能會失去控制，對人類造成更大的災難。
還有一個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SARS冠狀病毒影響人體的特別的方式。得了這種疾病，患者受到高度傳染之前就表現出症狀，而不是在高度傳染之後才表現出症狀。頭痛、發燒、發冷——甚至是咳嗽這些症狀都發生在病毒傳播給其他人之前。
2003年SARS爆發時，有些超級傳播者的情況也是如此。症狀在前，傳染在後這樣的順序使得SARS病人在達到傳染高峰值之前就能夠被確診、收治入院並被隔離。這種情況的負面影響就是醫護人員成了被傳染的重點人群，好的方面就是感染後的病人如果沒有明顯不適的感覺就不會在乘車或者坐地鐵上班的時候將這種疾病傳播給其他人。這是SARS傳播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也是幸運的因素，也救了很多人的命。
對於流感和很多其他的疾病來講，出現症狀和傳染的順序正好相反，傳染通常要比症狀提前幾天表現出來。
一個幾乎顛撲不破的規律：危險在先，警告在後。
這個規律也就解釋為什麼1918到1919年的流感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如此大規模的死亡：病人在沒有明顯症狀之前其傳染性就已經非常高了。病毒在發出警示之前就已經在人群中傳播開來了。
現在，世界上所有東西的傳播的速度都更快了，病毒也是如此。如果SARS的爆發也是遵循這樣的規律的話，2003年的爆發就不會成為好運和有效應對疾病爆發的經典案例了。情況會非常糟糕。
這種糟糕的情況並沒有發生，但糟糕的情況也許不是由這種病毒引起的，而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但下一次大型病毒爆發到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想見，它的規律可能和流感類似，在出現明顯的症狀之前有非常強的傳染性。這種規律可以讓病毒像死亡天使一樣在城市和機場之間傳播。
在竹鼠養殖場吃過飯的兩天後，我早早起床，向待在桂林的阿萊克塞·穆拉告別，搭乘飛機回到了廣州。我在機場待了幾個小時，買了一個火腿三明治和兩杯拿鐵咖啡，花的錢比我在桂林的咖啡館和麵館一週的花費還要高。接著我登上飛機。我旁邊是兩名年輕的日本遊客，一對情侶，可能剛剛度完蜜月回來，剛剛感受過廣州和中國南方的其他城市裡的旅館、公園、購物中心、市場和擁擠的街道。他們坐到座位上，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經過短途飛行到達香港。也許他們因為自己的冒險之旅而感到後怕不已，想到要回到自己的國家心情非常放鬆；也許他們又想起了關於SARS的新聞報道。我們上前問他們什麼問題。如果不是因為他們都戴著醫用口罩，我可能根本都不會注意到他們。
是的，我想，如果情況真的這麼簡單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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