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日，剛果（金）戈馬，孩子們在看預防埃博拉感染知識的宣傳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而人類新一輪面對死亡的戰爭剛剛開始。
對手是一種只有子彈頭直徑三十萬分之一的傢伙。
起先，只是流感，然後，是高燒、肺炎。18個月的疫情中，這種病感染了世界近三分之一的人口，5千萬～1億人死亡，而當時的世界人口僅17億。至1920年，致死人數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部陣亡人數。
人們不禁要問：對手到底在哪？
“祈求星星的照看”
直到2005年，研究人員才確定了元兇——一種與甲型H1N1密切相關的病毒。它的變種——流感病毒，至今每年仍導致全球29萬～65萬人因呼吸道疾病而喪命。
北京時間1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此前，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2016年的寨卡病毒疫情和自2018年開始的剛果（金）埃博拉疫情，都曾被列為PHEIC，均由病毒引起。
而這只是人類在漫長曆史中，和病毒狹路相逢的眾多戰役中的幾例。
據《中國古代疫情年表》統計：從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中國發生重大疫情352次，平均6.1年發生一次。
一些病毒傳染病帶來的災難，遠超1918年大流感。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順治皇帝病逝第三天，不滿8歲的玄燁坐在了紫禁城金鑾殿的寶座上。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不難發現，小皇帝的臉上還有幾粒麻子。
順治帝臨終前，詢問他一向敬重的傳教士湯若望，誰來接班？得到的答案是：玄燁。原因很簡單，他出過天花，活了下來，對這種可怕的疾病擁有免疫力。
彼時，被稱為“痘瘡”的天花仍為不治之症。東晉醫藥學家葛洪在《肘後方》中曾描述天花帶來的慘狀：“不即治，劇者多死，治得差（瘥）者，瘡瘢紫黑，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
這種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致死率高達30%。
在病毒感染的傳染病面前，無力反抗曾是人類的常態。有人認為這是妖法，處死女巫。但這都沒能阻止“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的哀嘆。
地球的“原住民”
1918年大流感如此慘烈，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醫學上尚沒有有效應對病毒感染的措施，人們甚至不知道流感是由病毒引起。
隨著物理學特別是電磁學的發展，1937年第一臺掃描透射電子顯微鏡問世，生物學家才第一次看到病毒的真容：這些屢次讓人類成為手下敗將的傢伙，構造簡單得甚至無法“獨立”。
病毒一般由兩種物質構成，即蛋白質衣殼包裹核酸遺傳物質（DNA或RNA）。和細菌不同，病毒甚至稱不上是真正的生命。多數細菌可以獨立生存，進入人體只求“營養”，並非一定侵入細胞。但病毒沒有獨立的代謝和能量轉化系統，唯有侵入其他生命體的細胞，藉助細胞加工遺傳物質才能繁衍。
但這些簡單的傢伙，才是地球真正的“原始”居民。不是病毒生活在我們的世界裡，而是我們生活在病毒的海洋裡。它們是所有生態系統的重要部分，我們呼吸的氧氣很大一部分是在病毒的幫助下生產的，我們所在的這顆星球的溫度也和病毒的活動息息相關。甚至科學家發現，人類有8%的DNA來源於病毒。
在演化史最近的瞬間，人類脫穎而出，病毒“功不可沒”。
古老的鼻病毒可以訓練我們的免疫系統不會出現過度反應。如果沒有病毒，我們甚至可能沒法“出生”——胎盤的進化就來自病毒的貢獻。科學家認為，大約1億年前，哺乳動物的祖先感染了一種病毒，這種病毒把抵禦免疫系統攻擊的能力轉移給了哺乳動物。胎兒的血型、基因與母親不同，卻可以免受免疫系統攻擊，就是因為胎盤擁有了欺騙免疫系統的能力。
一個人一生中，要被500～600甚至1000種不同的病毒攻擊，多數攻擊都被人體的免疫系統擊敗。
進入體內的病毒，實施打擊只需幾步：首先，吸附和注入宿主細胞。接下來，利用宿主細胞進行蛋白質和核酸的複製，並製造病毒外殼。第三步，將組裝好的病毒核酸和外殼從破裂的細胞中釋放出去，感染新細胞。這種入侵和複製的速度極快，六小時內可以產生10萬拷貝。
每種病毒的攻擊目標和方式不一樣，一些病毒攻擊表皮細胞，留下可怖的疤痕，但真正讓人喪命的，是在人體內部器官進行復制的病毒。
尋找武器
康熙皇帝感染天花的140多年後，世界上第一個疫苗誕生。人體的免疫細胞會存儲如何識別和擊敗病毒的信息，受到同樣病毒的二次攻擊時，會產生抗體。
人類學會了通過注入微量病毒或戰鬥力不強的同類病毒，讓人體預先產生抗力，預防病毒感染。
長久的束手無措後，人類以這種方式第一次向病毒發起了反擊。
公共衛生工作者開始在世界各地用疫苗圍剿天花病毒。1933年，魯迅在《我的種痘》一文中，記述了當時上海人打天花疫苗的場景：“倘走過施種牛痘局的門前，所見的中產或無產的母親們抱著在等候的，大抵是一歲上下的孩子。”
20世紀初，一個又一個國家報告了他們最後一例天花。1959年，天花病毒已從歐洲、蘇聯和北美洲全面潰退，只還在一些醫療力量相對薄弱的熱帶國家施展餘威。不久之後，世衛組織啟動了加強根除天花規劃，向天花病毒發起總攻。公共衛生工作者第一時間把受害者隔離起來，並給周圍的人接種疫苗。天花如同一場森林火災，碰到針對性免疫的“防火屏障”，火勢很快被控制下來。
1977年，索馬里記錄了世界上最後一例天花。1980年5月8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全世界已消滅天花。這個和人類纏鬥了幾千年的烈性病毒，被擊敗了。
隨著分子生物技術、生物化學、遺傳學和免疫學的迅速發展，針對不同傳染病及非傳染病的亞單位疫苗、重組疫苗、核酸疫苗等新型疫苗不斷問世。狂犬疫苗讓人類不再擔心100%致死的狂犬病。古埃及時就作祟人間的小兒麻痺症，因疫苗的出現正從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消失。1988年，每天患小兒麻痺症的人約1000名，2014年，這個數字減少到每年僅1人。
有研究顯示，通過疫苗接種，全球每年死亡人數減少300萬例，平均每分鐘就有約5人因接種疫苗被挽救了性命。
對付病毒的稱手武器越來越多。隨著藥物化學等學科的發展，血清和抗病毒藥物也相繼被髮明。
1890年，人類第一次利用血清注射成功治療疾病。因研究白喉的血清療法，德國醫學家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獲得1901年首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最早有完整記錄的血清療法，是在1918年大流感時期。隨著逐漸成熟，血清療法在SARS、MERS及埃博拉等病毒引發的傳染病疫情中都有應用。
自上世紀60年代第一種抗病毒藥物碘苷獲得批准以來，截至2016年，已有90種、共13類抗病毒藥物被正式批准用於治療9種人類感染性疾病。
在病毒“入侵”的不同階段，都有相應的藥物可以阻擊，干擾病毒的吸附、複製、釋放。比如抗艾滋病藥物“克力芝”可以阻止病毒成熟。一些藥物可以中斷病毒核酸的複製。還有一些藥物分子可以冒充病毒所需的原料，它們混進修建病毒大廈的工地，引發整個工地停工，達到抑制作用。
病毒的殺手鐧
疫苗和隨後抗生素的出現，讓一種樂觀的情緒籠罩在當時科學家心頭。
甚至有聲音預測：足夠的食物加之微生物控制方面的科學突破，顯微鏡下地球上的所有“災星”都將被滅除。
直到一種叫埃博拉的病毒登上歷史舞臺，才捅破人們幻想的泡沫。感染者發燒並嘔吐，有的病人身上如口鼻等所有開孔都流血不止。研究者很快發現，這是一種和已出現的馬爾堡病毒親緣關係較近的新病毒。除了隔離，別無他法。
1989年5月，科學家們在華盛頓聚會，試圖說明地球上的致病微生物遠遠沒有被擊敗，相反，正在對人類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證據之一是：病毒正在迅速發生變異。
人類還沒來得及放下手中慶祝的香檳，就領教了病毒真正的殺手鐧：它們的差異性極大，且不斷突變。
事實上，病毒的進化速度是人類的4000萬倍。它們結構簡單，基因組複製時缺少嚴格的校對機制，常出現差錯，發生變異。某些病毒還可能發生重組，即當宿主同時感染多種病毒，病毒間可能交換基因，產生全新的病毒。
這意味著，人類將不斷面臨新興的病毒。最大的威脅莫過於此——免疫系統對新興病毒一無所知，沒有抗體“儲備”，而疫苗和藥物等醫學防治手段也尚不具備，如同毫無準備地被偷襲。
研究顯示，新興病毒約四分之三來自動物，而後傳染給人類。
病毒選擇宿主也受到限制，它們外殼上的受體結合蛋白，就像“鑰匙”，通過“解鎖”寄宿者的細胞壁，侵入細胞。一把鑰匙只能開一把鎖，但病毒突變會使“鑰匙”變身，突然能打開其他物種細胞的“鎖”。動物攜帶的病毒便突破物種界限，傳染至人。
從人類開始馴服動物，到集中化的養殖和頻繁的貿易流動，都為病毒物種跨界和傳播開了路。
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與導致豬流感的病毒相近，且至今仍在變異。2003年的SARS病毒、導致中東呼吸綜合徵的MERS病毒都由動物而來。對我們的免疫系統而言，它們新得可怕，也強得可怕。
病毒的突變，也為疫苗和抗病毒藥物研發設置了極大的阻礙。
天花病毒之所以能被疫苗攻克，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病毒只在人體存活，宿主相對可控，同時沒有很高的突變率。但其他病毒就沒有這麼簡單了。特別是相對於DNA病毒（如水痘病毒和乙肝病毒）而言，RNA病毒（如冠狀病毒、流感病毒）在複製過程中沒有糾錯系統，變異頻繁。
人體通常可以通過接種疫苗獲得對DNA病毒的長期免疫力，但很難獲得對RNA病毒的長期免疫力。這也是乙肝疫苗打一次可以維持很長時間，但每年都需接種流感疫苗的原因。
新藥與疫苗研製的速度很難跟上病毒變異的速度。前者的研發需要經過種子毒株篩選和試劑、動物模型下交叉保護力試驗，以及臨床試驗的安全性、有效性驗證三個無法繞過的環節。即使在某些不太關鍵之處放寬，仍需數年之久。例如儘管極為緊迫，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研製，人體臨床試驗過程仍耗時兩年。
同樣，多數抗病毒藥物只能起到抑制病毒的作用，而非殺死。一方面，病毒突變速度遠快於藥物研發速度。一方面，因為病毒將自己的遺傳物質插入宿主細胞內進行復制，能干擾病毒複製的藥，難免會引起人體細胞的功能異常。所以人類雖已能用抗生素對抗不少細菌，但安全性問題仍極大限制著抗病毒藥物的研發。另一方面，病毒種類多、共性少，很難找到廣譜的抗病毒藥物。這就決定了，對絕大多數病毒感染，人類尚沒有特效藥。
永不停歇的“軍備競賽”
在研究者看來，永不停歇的“軍備競賽”，才是對人類與病毒關係的準確描述。
“不能指望科學家來消滅所有的病毒。相反，目前我們沒有這樣的能力。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已研製出比現在的抗病毒藥藥效強100倍的藥物，各位可能歡欣鼓舞，但我會忐忑不安。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抗100倍藥效的新流感就會出現。這就是‘軍備競賽’的真實含義。”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鍾揚曾在一次演講中說。
20世紀以來，人類逐漸認清這位重疾背後的對手，不再“祈求星星的照看”，研發疫苗、藥物與之對抗。同時，病毒在與人類的鬥爭中不斷變異。城鎮化和越來越頻繁的人口流動，則為病毒傳播提供了新的溫床。而每一場與病毒的戰役，都促使醫學工作者、科學家乃至治理者，更新手中的“武器”，不僅是疫苗和藥物——
我們主動設立防線。1918年大流感加速了公共衛生標準化，許多永久性的公共衛生機構在大流感中得到確立和保留，各國疾病監控體系逐步建立。
我們主動預測動向。1947年，世衛組織啟動全球流感計劃，負責監測全球最新傳播的流感病毒株。如今每年的流感季，世衛組織都會根據“當季流行”，建議應對所需的流感疫苗。
我們完善應急體系。2003年的SARS直接推動了世衛組織的重大改革。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得以修訂，設立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機制，要求“不論其起因和來源是什麼”，成員有義務直報任何會引起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明確要求各成員應當建立應急體系。
以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為例，世衛組織宣佈這起流行病事件已經構成PHEIC，隨即開始協調在世界範圍內的診療設備和抗病毒藥物調配，呼籲各國和企業捐贈疫苗，併為95個欠發達國家提供了兩億劑疫苗。
隨著科技發展，我們開始主動掌握“敵情”。2018年2月，《科學》雜誌發表文章，全球病毒組計劃啟動，計劃通過病毒監測和樣品蒐集，一方面獲得“病毒生態學”大數據，包括宿主範圍、地理分佈和流行病學；另一方面通過測序病毒基因組獲得數據庫，建立一個綜合自然病毒生態學和遺傳學的病毒超級數據譜，建立一個病毒威脅和傳染性疾病的全球大數據庫。通過這個計劃，人類將能對每個病毒科的數千名成員進行比較分析，識別最具潛在威脅的病毒。
1918年大流感結束至今，導致千萬級人口死亡的傳染病未再現身。但人類社會未敢中斷為自己注射“疫苗”，目的只有一個：做好準備。
1919年6月28日，距離大流感消失還有近一年，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的標誌，《凡爾賽和約》簽訂。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說：“這不是和平，不過是20年的休戰。”
而今看來，這句話也如同人類面對病毒對手的宣言——我們知道它會一來再來。但不知何時、何地。
唯有常如寇至、枕戈待旦。
▲ 瑞士日內瓦世衛組織總部外景（2月12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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