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網】（記者 高昱）
感染科醫生的除夕
先戴口罩，然後是帽子，接著穿白色的清潔工作服，也就是醫生護士們每天穿的白大褂。領子要豎起來，儘可能遮住脖子。
最重要的是第四步，穿連體防護服。非織造布的防護服經過了復膜處理，透氣性和透溼性都很差，但是隔離性好。先把兩隻腳伸進去，然後套上半部分，前面的拉鍊拉到頭，再粘好。
第五步，戴一次性手套；第六步，護目鏡和護面屏。作為援助專家的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內科主任王廣發曾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他歸因為或在接觸感染者時未佩備防護眼鏡，讓護目鏡成了醫院防護的標配。像電焊工戴的那種面罩，也被認為防護意義不亞於防護服。
“要把整個面部遮住。”趙雷介紹，新冠病毒在以下呼吸道為主的，它通過飛沫傳播，只能飛兩米以內，“所以最重要的要防止正對著說話、打噴嚏”。
最後一項是穿鞋套。趙雷把防護服的兩條褲腿拉到底踩在腳下，然後用鞋套牢牢裹住，鞋幫和襪子都被包在防護服裡面。
穿戴整齊，趙雷像個木偶一樣走了兩步。防護服被拉緊到鞋子下面，讓他行動有些不便。護士在他後背寫上名字，他回頭看看兩名也已經完成全副武裝的二線帶組教授，率先踏入那扇通往病房的門。
1月24日，農曆大年三十，上午9點，武漢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醫師趙雷來到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下稱紅會醫院）查房。紅會醫院是武漢協和醫院的下級醫院，綜合性二級甲等，1月22日與武漢市漢口醫院、市七醫院、市四醫院西院區、市九醫院、市武昌醫院、市五醫院等市屬醫院一起被緊急整體徵收為發熱門診定點醫院，專門收治新冠病毒感染的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據紅會醫院方面介紹，1月23日，僅僅一天時間，醫院一層、二層原來的門診部改為發熱門診，三層門診和四層普外病房改為留觀輸液區，五層婦產科改為緩衝區和清潔區，六樓以上的十層樓全部變成隔離病房，原有300多名病人全部清退，騰空400張病床，各科室醫生經過緊急培訓，全部轉崗為呼吸科醫生。1月23日晚，140餘名患者從武漢協和醫院轉運過來，其中包括趙雷的10多名病人。
趙雷的病人主要分佈在六層和11-15層，但是作為協和醫院的主任醫師，他還需要指導紅會醫院病區醫生對所有入院病人的診治。在徵收了七家二級醫院後，武漢市要求同濟、協和、省人民醫院、中南醫院等七家大型綜合性醫院對口支援這七家定點診療醫院。紅會醫院負責人對財新記者說，協和醫院和旁邊的湖北省新華醫院已經支援過來上百名醫護人員。
但面對蜂擁而至的發熱門診患者和一床難求的病人，醫護缺口仍然很大。事實上，從1月中旬以來，尤其是1月19日國家高級別專家組到武漢考察後宣佈有人際傳染和醫務人員感染，武漢市眾多有發熱門診的醫院都擠滿了惶恐的人流。1月22日財新記者在紅會醫院看到，一層門診大廳人滿為患，走廊過道上也擠滿了打點滴的人。雖然所有人都戴著口罩，但是咳嗽聲此起彼伏，平添幾分緊張氣氛。
紅會醫院的六層原來是骨科病房，五名骨科醫生和一名婦產科女醫生負責管理這層病區。趙雷帶著兩名協和醫院教授走進醫生辦公室時，他們剛剛完成查房，正在記錄頭天轉入病人和新收病人的病歷。對三位專家的到來，醫生們明顯有些欣喜。病區負責人，一位有著骨科大夫標誌性魁梧身材的男醫生伸出雙手，在抓住趙雷之前的一瞬間才突然想起來緊急剎車，轉而略有些激動的指著桌上的學習材料說：“趙教授，我們願意上一線，但我們都來自骨科還有婦產科，急需您這樣的專家指導。”
六樓收治的50多個病人相對較輕。病區醫生告訴記者，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還沒有下發，這裡的病人都屬於沒有確診的疑似患者，只能算病毒性肺炎患者，但從臨床表現和已有的CT影像學特徵看，都比較符合新冠肺炎。
醫療器械不足也是醫院面臨的主要難題。整個六樓病區，只有一臺測手指血氧飽和度的指氧飽和度檢測儀，指氧飽和度小於等於93%被認為是衡量重型病人的重要臨床分型指標。而在11樓病區，20多名病人也只有四臺床頭心電監護儀。
“我昨天向院裡要求調床頭監護儀，上面說今天先給五臺，到現在還沒來。”11樓病區負責人是紅會醫院消化內科主任，一位語速很快的中年女醫生，她跟趙雷握了握手，直接帶他走進病房，“我這裡病人數量不多，但病情嚴重的不少”。
趙雷和兩名協和醫院的同事跟著女醫生著重看了幾名病人，囑咐病人放鬆心態，控制好體溫，抗病毒治療，加強營養支持。出來到樓道上，教授們神情變得嚴峻，“這兒有兩個病人情況不樂觀，指氧飽和度太低，能不能熬過去五五之數，今天如果繼續惡化就得送ICU了”。
趙雷專門來到一位從他在協和醫院病房轉過來的高姓老人床前。這位78歲的老人原本就患有糖尿病，高燒入院後又合併呼吸道真菌、細菌感染，呼吸衰竭加重，需要機械通氣，屬於危重型病人。趙雷在協和醫院對他進行了抗病毒、抗感染和調血糖等治療，轉來紅會醫院時僅靠鼻管給氧就可維持呼吸。看到趙雷過來，高姓老人還氣喘吁吁的說著感謝的話。趙雷在床前下了醫囑，囑咐病區醫生隨時跟協和過來支援的二線教授聯繫，有問題也可以直接打他電話。
下午1點，趙雷完成了對全部六層樓病區的查房。在緩衝區脫掉防護服，反覆消毒後重新戴上一層N95口罩，醫生們終於可以喝口水、上個廁所，坐到紅會醫院的員工食堂吃一口盒飯。“這還只是走馬觀花，有時候查房一天下來腰都彎不下去。”趙雷說，“病人太多，就醫能力不足，基層醫療資源和水平有限，這是我們臨床治療目前最大的困難。”
救治“超級傳播者”
趙雷是傳染了武漢協和醫院神經外科14名醫護人員的那位“超級傳播者”的主管醫生。和武漢多數醫生一樣，他第一次聽說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在武漢出現，是在2019年12月中下旬。
“我們協和醫院在漢口片區，離漢口火車站旁邊的華南海鮮市場不算遠，但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紅會醫院和新華醫院離海鮮市場更近，所以他們接診的更早，最早的一批病人是以感冒或者肺炎症狀到他們那裡就近就醫的。”趙雷回憶道。
協和醫院的發熱門診屬於趙雷所在的感染科。在他的印象中，他們科室第一例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來自華南海鮮市場，是由鄭主任接診的。“當時我們科內會診，也是覺得這個病人肺炎的表現比較特殊，出現病毒性肺炎的改變，有大面積的肺部磨玻璃狀陰影。”按病毒性肺炎治療幾天後，這位病人被轉院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金銀潭醫院又名武漢市醫療救治中心，由原武漢市傳染病醫院、武漢市結核病醫院、武漢市第二結核病醫院整合而來，是武漢市唯一的傳染病三甲專科醫院。
但是很快，協和醫院的發熱門診接診了越來越多的病人，最高是一天可以達到八九百人。“這次疫情正好發在冬春季節，本身就是其他呼吸道傳染病的高發季節，大量病人湧到醫院來，都是以發熱就診的。”趙雷介紹，武漢協和醫院感染科以前只有接觸性傳染病隔離病房，比如肝炎、血吸蟲病，沒有建呼吸道傳染病病房，平時呼吸道的病人統一收治到金銀潭醫院。12月31日，擁有單獨一棟五層病房樓的協和醫院感染科，不得不把整個一層改成了呼吸道傳染病隔離病區，有24張床位。
24張床很快被填滿，根據醫院的總體部署，二層又拿出來作為隔離病房，然後還是不夠，三層四層也很快被騰空，變成呼吸道感染病房，原來的病人部分被勸退出院後，剩餘重症病人集中到五層。感染科原有的近30名醫生已經不夠用，醫院動員全院內科資源，尤其是呼吸科和急診科的內科醫生來輪班，護士也是全院支持。
1月13日，趙雷調到了隔離病區的重症病房。他的病人中，就包括在神經外科手術後感染了一名管床醫生和13名病房護士的“超級傳播者”。
這名69歲病人是以垂體瘤入院，在協和醫院神經外科病房住院10余天後，擇期於1月7日行垂體瘤切除術，手術成功，轉入監護室觀察後，回到神經外科普通病房。有消息稱，包括術後監護，這名病人在協和醫院神經外科一共住過三個病房。
1月11日，也就是術後第四天，處於圍手術期的病人出現發燒。趙雷說，有很多種原因會導致發熱，“這個病人本身他沒有去過海鮮市場，當時我們醫生也並不知道新冠肺炎會人傳人，或者說這個傳染人的強度有多強，確實都不清楚。所以神經外科的同事最初是按照術後感染這個級別來進行診療和防護的，這一套方案都是沒問題的”。
然而很快病人病情開始惡化，CT顯示左右肺均出現磨玻璃影病變，其病房護士也開始出現發熱。1月15日，病人被轉到感染科重症病房，由趙雷主管治療。
“他在我手上治療了五天，來的時候確實是很重，是一個休克狀態。他本身是垂體瘤的病人，然後有糖尿病，還有過心梗的病史，基礎疾病就比較多。”趙雷說，由於當時並沒有檢測試劑盒，只能說是疑似新冠肺炎病人，他先給予抗休克治療，“血壓當時已經恢復了，但是後面因為他有心梗的，所以實際上整個循環系統基礎都不是太好，可以反覆出現休克，所以我們相應的治療是先緩解休克，再進行抗病毒、抗感染，調節血糖，還有其他的一些抗心衰的治療”。
從整個的治療效果，趙雷說恢復是很慢的。“針對冠狀病毒沒有特效藥物，我們只能經驗性的給一些抗病毒的治療。他的身體條件本來就不好，所以激素這一塊我們非常慎重。”
1月19日，這位病人病情有所緩解，疾控中心方面的核酸檢測結果也確診了新冠肺炎。20日，病人轉入武漢市肺科醫院，肺科醫院和漢口醫院是武漢市第二批定點收治醫院。“大概轉過去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跟那邊的主管醫生也聯繫過一次，聽說是有了一定的好轉”。
防大於治，不僅是經驗更是教訓
2003年SARS爆發的時候，趙雷還在讀研究生。從事傳染病臨床十多年，這次新冠肺炎是他第一次遭遇如此大規模的疫情。從疫情爆發性增長到現在，他沒有休息過一天。看到新聞裡越來越多的感染者數字，看到身邊的同事和熟悉的同行一個個病倒，他也有自己的思考。
“應對突發性傳染病，對我們是經驗不斷摸索、認識不斷豐富的一個過程。從非典之後，我們當時都在猜測非典什麼時候再發。到現在十幾年過去了，那個時候的我們年輕一輩已經到中年了，成了各醫院的主力，這一次來自武漢的一些專家，很多是當年抗擊SARS的主力，所以我覺得經驗的積累和傳承對我們醫學界是最重要的，在不斷的跟疾病打交道的過程中積累經驗。”趙雷認為，對廣大醫生護士來說，這次疫情沒有任何先兆，突然一下子就衝到醫務人員面前了，整個武漢的醫療機構揹負了很大的壓力，“沒有哪一家醫院在沒有發病的情況下去會去備那麼多病床，我們武漢的醫務人員能夠承受住這麼大的壓力，同時能夠給這麼多的患者去看病，我覺得已經做得很不錯”。
在趙雷看來，如果要從這輪疫情做一些反思的話，首先就是要加強預防。“疾病以預防為主，傳染病尤其如此，這不再只是前輩傳給我們的一個經驗了，而且是活生生的非常慘痛的教訓。”他說，“我們治療的都是一些發病的病人，但是真正的要打好傳染病這一仗，最重要的還是把預防這一塊做好，防大於治。否則事後花再多的錢，投入再大的精力、物力、財力，造成的損失都無法挽回了。”
其次，衛生防疫和臨床治療、疾控與醫院這公共衛生的兩大塊應該密切協調。“我們是協和的醫生，但是我們一開始對疫情都不清楚。協和醫院對院感一向很重視，但因為不知道這個病會人傳人，導致醫護人員被感染多了一些。其他很多醫院和科室的醫護人員並不知情，是看了20日鍾南山在電視上的採訪，才知道這個病能人傳人和醫護人員被傳染的事情。”
趙雷認為，高齡合併有基礎疾病的人群是新冠肺炎死亡的高發人群，但並非不可治，醫患都要有信心戰勝疾病。“整體的死亡率我不太清楚，不過症狀比較輕的確診病人在家自我隔離口服藥治療後恢復的有很多，我這裡大部分重症和危重病人也都能夠救過來。”他說，“平心而論，如果能早發現、早預防、早診治，這個病實際上危害不是很大。”
從紅會醫院的病區出來，趙雷又補充了一條，基層醫療能力建設也亟需國家投入資源進行提升，“一個是設備投入上，一個是診療水平上，在國家的科研投入上也應該給我們一線醫院這部分偏臨床的醫療人員更多的支持，能夠把治療上的經驗歸納總結，更多轉化到臨床應用裡去，治療更多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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