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錫的文化符號意義：

眾所周知，人類文化一種是通過符號在歷史上傳承的意義模式，它將某些抽象性概念提煉到具象的物體當中。通過文化的符號體系，人與人得以相互溝通，綿延傳續，並且發展出更深層次的人生認識和對生命的態度。

譬如歷史上的“九錫”符號，一開始雖為九種不同器物配合成的禮器，但後面發展成了“篡位奪權”一詞的政治文化符號。

自從新朝王莽通過不正當手段取代劉氏江山以來，綿延至北宋一朝，九百多年的歷史背後有大小數個王朝更迭，多數皇帝的登位大均採取禪讓形式。王莽開啟“禪讓篡奪”登基過程中，出現了一道不可或缺的程序——加九錫。權臣若要篡位，必移步至鼎前，先晉爵、次封公封王、而後賜九錫，方可名正言順登上九五寶座，這逐漸演變成了後面九百餘年的慣例。

“九錫”所涵蓋的雙重含義

《公羊傳·莊公元年》書中有云：“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這裡“錫桓公命”中的“錫命”最早見於《易經》：“王三錫命”。換而言之就是周天子要賞賜諸侯一些東西，如果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而後有功，才加以九錫。其中所包含的物體則是：馬車、衣服、樂則、朱戶、納陛（一種階高較矮的階梯）、虎賁、弓矢、鈇鉞、秬鬯（jù chàng，酒）。

乍眼一看，這表彰諸侯功勞的九錫之物居然就是些生活起居用品，一開始周天子的九錫賞賜是要以諸侯具體功勞定奪，譬如：諸侯進退有節，行步有度，就賜車馬；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可賜衣服；擅長教誨，內懷至仁的，賜以樂則，以化其民，等等。

可見被賜予“九錫”的諸侯在道德操行及文治武功上皆為楷模，受賜後便享有禮儀制度上的待遇，甚至是執掌專殺征伐等大權。

後來隨著經濟條件的發展，當一個諸侯大臣功高已無官爵再加封，就只有賜予象徵極高禮遇及權力的九種器皿，即為“九錫”。其實古人對於加錫一事甚是敏感，因為它除了代表天子的賞賜，還有另外一層潛藏的符號含義。

如《漢書·地理志》中所記載的：“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

既然舜以玄圭賜給大禹，以獎賞他治水有功。大禹也因此而受禪，成為夏朝的開創者。那麼這裡提到的圭就是受封者的符信，在古代禮儀中，每一個官位層級都會手持符信，以表明其身份，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那麼此前大禹所得的玄圭就等同於九錫當中的一種具體器物，從而演化出“賜玄圭於大禹大概可作為後世加九錫於禪讓的濫觴”，這就說明文化符號的等同可以根據具體情況變換實物做參考，只要它們背後所指代的含義相通。

所以在某種層面上，“九錫”所賦予的價值隨著時代的發展，潛在意義就凸顯出來了，作為受賜之人該如何把握好這特殊符號的度才是關鍵。

九錫文

越過禮儀界限的“加九錫”，就與“篡位”同名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之前，受“九錫”賞賜的一般都是諸侯群體，此前有沒有具體的大臣，有待商議。

從嚴格意義上說，歷史上第一個被授予九錫的西漢王莽。在漢祚中衰，元后長壽期間，王莽藉著他的外戚身份權勢輔政，手握大權，詭稱自己如周公輔佐成王，但是如何才能名正言順登上寶座，取代漢王朝，他想到了先秦時期“九錫禪讓”的典故，於是安排心腹秘密謀劃，精心炮製出一幕先以“九錫”封賞，接著篡位的劇情。

其步驟為：先命大司徒陳崇上奏，頌揚王莽的功德；此功勞古今難有，應屬“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話說當年成王之子周公功德，因為度百里之限（如前文中的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為了進一步加賞：

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殷民留族……陳崇上奏後，又讓元后和大臣們商議，群臣奏議通過，要求朝廷厚賞漢安公，隨後王莽“位宜在諸侯王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

由此可見，王莽“加九錫”的端倪出現。後來進一步策劃之下，漢平帝下詔，可以商議賜其九錫之事，等到時機成熟，王莽命手下心腹九百餘人上書：漢安公制禮作樂，已使天下太平，其功高伊周。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

在元始五年五月，王莽正式接受“九錫”封賞，為他取代漢王朝天下邁出了大膽的一步，因為同年十二月（元始五年），距離他加九錫僅僅半年的時間，王莽正式篡權，以攝政王頭銜行帝王權力。三年後取代劉氏王朝，正式宣佈登位，改國號新。

於是後世之人，把九錫當成王莽通向皇位道路的加速器，此時的“加九錫”正式等同於“篡位”政治文化符號，王莽便是捅開這層膜的始作俑者。

“加九錫”：從禮儀文化到政治文化符號的演化路程

王莽

以加九錫的形式完成王朝革新，王莽是首創，雖千萬古人，可後面來者洶洶。王莽篡位採取加九錫的舉措可能是西漢封爵制度及其託古改制，試圖恢復《周禮》有關。因為西漢建立之初，劉邦曾說過“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按照此種規定，只有宗室子弟才有封王的資格，異姓大臣只能封侯，外戚有軍功者封侯，無軍功不受封。

王莽固然是個外戚，在永始元年，被漢成帝封為新都侯，後來鑑於他的功勞，又受封為漢安公，依照漢制的限定，於官爵，他沒有了上升的空間，只能另闢蹊徑，在以精神禮儀方面尋求權力登頂的途徑。

於是“加九錫”原本的禮儀犒賞本質，演變成了“篡位”前的必行步驟。

清代趙翼說：“自古以來，只有禪讓，徵誅二局，其權臣奪國名篡弒，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託於周公輔佐成王，用攝政加九錫方式踐祚。”

不過此時的“加九錫”並沒有完全對等成為“篡位”的政治文化符號，最終定性之人乃是曹操，曹操加九錫，封公建國，其子曹丕代父完成禪讓。

九錫文故此可以用來作為“加九錫”政治符號的文本解讀。

不過曹操雖“加九錫”，然而終身不敢越過界限，未敢稱帝，等他一去世，曹丕逼迫漢獻帝禪位，才完成了魏代漢立的革命。於是這又添加了一個文化步驟：加九錫——逼禪位——登基；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歷代奪國逼禪者，紛紛效仿，例如東晉桓玄把持朝政，有過受九錫之賞，後篡奪東晉政權；南朝劉裕，受九錫，禪讓登位；高歡死後加九錫，其子高洋禪代建齊，等等。

因而加九錫成為禪讓模式的基礎，效仿上古時期的堯舜禪讓故事，美化成為權臣奪取皇位的正當理由，最終徹底等同於篡位，九錫也從禮儀文化符號轉變成為政治文化符號。

“加九錫”、“假節鉞”同類政治文化符號意義

人是生活在一個無比豐富的世界中，無時不刻都在接受信息或者與對象打交道，發生主體和客體關係，當我們在和外界打交道時，通常要用一定的符號來代替對象，以便能夠隨便“提取”對象。這種符號讓人產生聯想，用一物傳達，指稱另一物，功能性的簡化一些物品。

就如同“九錫”一詞首先指代的九種生活器皿，大大簡化了內容範疇。

於此同時又賦予這個符號一些深層文化含義，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從禮儀到政治符，最終直接作為“篡位”的文化符號。讓後人不再囉嗦地去闡釋權臣通過不正當手段改朝換代裡面那些繁複步驟和內容。

與加九錫類同的文化符號還有“假節鉞”，節鉞雖不同於九錫的禮儀含義，但是也有本質相通。如“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的符節，代表皇帝的身分，凡持有節的使臣，就代表皇帝親臨，象徵皇帝與國家，可行使權利。除外還有像皇冠，玉璽作為皇權本身的指代文化符號。

持節者，雖行政權力和軍權等同皇帝，但是在道德層面上和名譽上的皇帝，這些權臣一旦試圖捅開了這個界限，下一步就可以用加九錫的模式奠定篡位基礎，再以禪讓的美化符號官宣登基，接受玉璽指代的皇帝含義，成為新一朝代的君王。

以上的步驟，紛紛採用實物性質的物品來取代某種抽象概念，這些物品就形成一種典型的政治文化符號，流傳至今，讓人提及這個詞時立馬就在腦中輻射出更多的文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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