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三次大的政治改革，秦國商鞅變法、北魏孝文帝變法、北宋王安石變法。前兩次變法都成功了，唯獨王安石變法虎頭蛇尾，而且造成北宋新舊黨爭，種下北宋亡國的種子。
王安石的變法三大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變法的寫照。在北宋中期，儒家思想已經固化，成為北宋的國家主流思想。利益階層已經固化，任何觸及這些利益者的改革都會遭到強烈反抗。相反秦國的貴族勢力不強，因此更容易清除，商鞅的政策也更容易執行下去。比如說商鞅的軍爵制度，雖然損害貴族利益，卻給了老百姓升官發財的好機會，任何士兵，只要殺掉足夠多的敵人，就可以晉升為貴族，能吃上肉，這對窮人來說是最大的誘惑，商鞅得罪了貴族，收買了窮人。因此，貴族可以洩憤殺掉商鞅，卻不能廢掉他的政策，商鞅的變法由此成功。
在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貴族和平民階級之間沒有流動性，貴族永遠是貴族，可以一天吃8個雞腿，他們沒有任何工作。而平民每天在太陽底下啃泥土，卻只能喝一點野菜粥。商鞅變法，打破舊傳統，只要你上陣殺敵，殺敵越多，軍功越大，都是明碼標價。
王安石變法失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變法過程中王安石自己用人不當，而反對派卻是人才濟濟，自己這邊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都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
商鞅變法遇到的對手其實就是一些舊貴族，而王安石遇到的除了貴族還有很多的文臣集團，文臣可以說是最難纏的一種人。不僅會搞事，也會整人，可以說這是文臣最拿手的把戲。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把好事攪黃，把好人抹黑成壞人。可以說王安石遇到的阻力對手是商鞅的好幾倍不止。
王安石改革的關健點和立足點找得很準，直接指向神宗皇帝，還說什麼只有賢明的君主支持改革才能進行到底，這樣的言論一般大臣是不敢說的，這很明顯犯了君臣禮儀之忌，其實就是有逼迫神宗非改革不可之意。這難免會得罪神宗皇帝，最起碼得不到全力支持和配合。
商鞅變法時期，分封制、奴隸制、貴族制顯然已經不適合社會的發展趨勢了，矛盾日益激化，而且國家實力停滯不前，那麼必須要有新的政策制度出來，才能改變這些。從商鞅變法的措施來看，基本上就意味著中國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而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制度正是解決了這些問題，迎合了當時統治者的想法。
李亞平先生在其《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實錄•都是王安石惹的禍》一文中說，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是，天還沒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確實如此，王安石就像一個摸黑趕路的孤獨先行者，雖不辭萬難決然前行，像個敢於直面慘淡人生的猛士，但他性格中的種種缺點，直接導致了他失敗的命運，可見，性格決定命運的說法，冥冥中在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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