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愷，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用鮮血和生命踐行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創造了一段璀璨而華美的人生。
廖仲愷
新道路，新生活
1877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廖仲愷出生在美國舊金山一個華僑家裡。
廖仲愷雖生在美國，卻從小就被教以待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道，處世以“灑掃進退、揖讓謙辭”之方。4歲時，就跟哥哥一塊認方塊字，讀三字經、千字文。
一場突變改變了廖仲愷的人生軌跡。1893年，廖仲愷16歲時，他父親突然病故了。失去了頂樑柱，廖家的生活一下子變得艱難起來。年輕的廖仲愷決定將父親的靈柩護送回國，葉落歸根，也讓母親在自己的國土上過幾年舒心日子。
回到故鄉的廖仲愷先在叔父的資助下進入私塾學習，但他很快發現，在“四書五經”中根本找不到扭轉這個腐朽世界的良方。巧的是，此時恰逢康有為在離廖仲愷家鄉很近的廣州開堂講學，康提出“令天下之士皆通西學”的主張引起了廖仲愷的共鳴，他決定到香港去專攻“西學”。
19歲時，廖仲愷入讀皇仁書院。這所學校在香港頗有名氣，許多中產階級子弟都在這裡讀書，孫中山就曾在這所學校就讀過。在這裡，廖仲愷系統研修了“西學”，並很快熟練掌握了英語。其間，他還找到了一生的最愛——何香凝。1897年，二人經媒妁之言，步入婚姻殿堂。中國近代一樁著名的美滿姻緣，並不是自由戀愛結出的喜果，但二人的“天足緣”又似乎佐證著“冥冥中自有天定”的說辭。
皇仁書院的學習結束後，叔父希望廖仲愷進入官場，但廖仲愷卻再也無法在充滿朽爛死氣的空氣中活下去，他要追尋新生活。去日本，廖仲愷找到了又一個能讓自己感受激情的地方。不過，叔父卻再也不肯支付他留日的費用了，最後還是何香凝變賣了陪嫁，湊了3000多元，才使他如願以償。1902年秋天，廖仲愷乘船經香港來到東京。生活隨之掀開新的一頁。
學了一年日語後，廖仲愷先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預科，後又入中央大學專攻政治經濟學。在東京，廖仲愷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孫中山。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一次留學生集會上，孫中山即席發表的講演聽得廖仲愷熱血沸騰。幾天後，廖仲愷還專程到小石川的一間“下宿屋”拜訪了孫中山，在這間狹小而簡陋的屋子裡，二人暢談著理想與未來。
兩年後，廖仲愷加入同盟會，並擔任了同盟會總部外務幹事。不過，在同盟會組織的數次起義中，卻看不到廖仲愷的身影。這主要是因為，這段時間恰逢他接受孫中山指派到天津從事革命聯絡工作，分身乏術；另外，他和許多同盟會員一樣，試圖先設法進入清廷衙門，以合法身份為掩護，暗中從事革命工作。就在從中央大學畢業那年的秋天，他到北京參加了清廷組織的留學生考試，取得法政科舉人的身份，被派往吉林巡撫陳昭常幕下做譯員。在東北一年多，廖仲愷積極協助吉林邊務督辦、革命黨人吳祿貞與日本交涉所謂“間島問題”，迫使日本當局派代表來北京簽訂了《間島協約》。後來，吳祿貞的反清活動被陳昭常覺察，處境很是危險，又是在廖仲愷的斡旋下才保得平安。
就在廖仲愷在北中國穿著“合法”外衣從事革命活動時，南中國的一聲驚雷把歷史帶到一個新起點。聽到武昌首義的消息，廖仲愷匆忙南下廣東，欣喜若狂的他立即投身到埋葬舊世界的戰火裡去。不過，和先前艱難的鬥爭相比，接踵而來的勝利與失敗，無論是進展的速度，還是輕易的程度，都出人意料，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改組國民黨的頭號功臣
1923年1月29日，一艘名叫“亞洲皇后號”的輪船駛離了上海，船上搭載著蘇聯駐華全權代表越飛和廖仲愷。3天后，輪船抵達日本橫濱。當天，廖、越等人就趕往東京，一同住進築地靜養軒。幾天後，他們又一道前往伊豆山海岸的溫泉風景區熱海，共同下榻熱海飯店。這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旅行，這幾位遊客也並不像外人看來的那樣輕鬆愜意，他們肩負著中蘇合作談判的任務。
廖越會談是秘密進行的，廖仲愷常以探病的名義到越飛房間裡去，一談就是幾個鐘頭。這樣的會談持續了一個多月，直到3月17日，廖仲愷才返回東京，4天后乘船回國。會談的成果很快接踵而來，5月初，蘇聯政府致電孫中山，表示願給中國必要幫助。8月初，由蔣介石率領的“孫逸仙代表團”赴蘇聯學習革命經驗。10月2日，國民黨主辦的《廣州民國日報》讚頌中俄兩國才是“最誠信的友邦”，3天后，蘇聯選派的鮑羅廷將軍抵達廣州共商“中國革命未完成之救濟方法”。孫中山與蘇聯的關係日漸加深。
這年10月，廖仲愷出任改組委員、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9委員之一，擔負改組國民黨的重任。但破舊立新，談何容易；加之，時任執委中多數人對改組都不願負實際責任，千鈞重擔就只能由廖仲愷獨自承擔了。在狂風暴雨般誣衊、誹謗源源不斷襲來時，堅強的廖仲愷也難以承受，他甚至一度想離開廣州到香港過幾天舒心日子，後來在孫中山的勸阻下，才打消了念頭。
決定留下來的廖仲愷愈發無所畏懼，在他的主持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自成立之日起至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共召開會議28次，議決案400餘件，還起草了“宣言”、“黨綱”、“章程”等多個草案。在國民黨“一大”開幕式上，廖仲愷第一個發言；會議期間，他先後7次發言，在關鍵問題上發表意見。廖仲愷的辛勞與努力，就連當初不贊成改組與國共合作的汪精衛與蔣介石也交口稱讚。
國民黨改組後，廖仲愷花了很大氣力去領導工農運動。在他主持或參與下，制定了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組織法，頒佈了工會組織條例。這些法令和條例，是中國第一個保護農民協會、提倡農民自衛的政府法規，也是中國第一個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以及言論、出版和罷工自由的政府法令。他支持建立農民運動講習所，併兼任了第一、二屆的教員。廖仲愷還能傾心結交工農，凡有農民來訪，無不親自接見。他到香山縣參加農民代表大會，乘船登陸後，棄肩輿步行至縣黨部，在當時傳為美談。
省港大罷工的成功，與廖仲愷的支持關係密切。為解決罷工工人的生計問題，他下令關閉廣州的煙館與賭館作罷工工人的宿舍之用，並撥出專款作為罷工工人的生活費，解決了回到廣州的近十萬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當時他領導的國民黨財政部經費雖十分困難，仍每月拿出一萬元充作罷工活動經費，並於7月份在廣州徵集捐租半月（後改為一月）、在各縣徵收殷實紳富捐、拍賣所有沒收英國人的貨物用於支持罷工。
就在廖仲愷風風火火前行的時候，一場有預謀的殺戮正在等著他。
謎案
1925年8月20日，在孫中山辭世5個月後，廖仲愷被槍殺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外。當時，他身中四槍，未到醫院，就已氣絕。
當廖仲愷中槍時，他的衛士當場將兇手之一陳順擊傷。在醫院，昏迷的陳順不時呼叫“大聲佬”，大聲佬是朱卓文的諢號。案發現場還拾獲了陳順使用的大號曲尺手槍，並從他身上搜出襟章、槍照等物。根據這些線索，廣州市公安局於案發當日扣留了發給陳順槍照的梅光培，並拘捕了為陳順填發槍照的粵軍南路司令部參謀郭敏卿及與陳順過往密切的梁博等人，這些人多是朱卓文舊部。
朱卓文被認為是“廖案”最直接的涉案者。他在香山縣長任上被廖仲愷免職，與廖有怨；又曾多次揚言“非殺廖仲愷不可”，即便在“廖案”發生一年後，朱卓文仍斥罵廖仲愷。看來，對廖仲愷，朱卓文的確素懷怨恨，他也承認有“殺廖”預謀，但辯白說因計劃洩露而作罷，卻未能舉出反證。因此，朱卓文的嫌疑實難洗清，國民政府也未放棄對他的追捕。此人躲過了多年追捕，後來竟化名朱元鼎出任中山縣土地、建設兩局局長，1935年被陳濟棠捉住就地槍決，不過罪名並非“廖案”，而是陰謀推翻陳濟棠。
“廖案”後的第三天，粵軍第三軍軍長李福林舉報胡毅生（胡漢民的堂弟）、魏邦平、朱卓文、林直勉等人有涉案嫌疑。周恩來率黃埔軍校學生逮捕了林直勉，胡毅生、魏邦平脫逃。林直勉被捕後，承認要“推倒”廖仲愷，“但謀殺廖仲愷是不知情的”，即承認有反廖言論，不承認有參與殺廖行為。1927年春，林直勉獲釋。
隨著胡毅生浮出水面，胡漢民也被牽進案中，更被懷疑為主使者，只得遠遁蘇聯避禍。案發之初，胡毅生受“重視”的程度並不在朱卓文之下，但很快他就淡出了辦案者的視線，這與國民政府內部權力格局的變化不無關係。為了對付西山會議派，汪精衛、蔣介石需要爭取胡漢民，因此，他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不僅沒有改變，胡毅生後來也當上了國民政府委員、“國大”代表、“總統府”顧問。不過，胡氏兄弟並沒有從“廖案”中清白脫身，陳公博就說，“自然不是胡先生當面指使兇手，但團體裡醞釀暗殺廖先生，而胡先生不加制止，這是事實”。看來，胡氏兄弟與“廖案”撲朔迷離的關係還真難說清楚。
一年後，經“廖案”特別法庭審理，梁博處以死刑，後郭敏卿也被處死，梅光培被釋放，其他兇手大多不知所終，震驚中外的廖仲愷被刺案就這樣稀裡糊塗地結束了，但幕後的主謀元兇是誰？至今仍是歷史懸案。（來源|《讀者報》 作者|齊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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