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0月，朱卓文受孫中山之託，護送宋慶齡從上海到日本舉行婚禮，伴娘則是朱卓文之女朱慕菲。1980年，宋慶齡稱朱卓文為“一位受信任的革命者”。這個“受信任的革命者”，1925-1926年被國民政府認定為謀殺廖仲愷的“主謀正凶”，質諸當時庭訊記錄，這個結論大有商榷餘地。
“巴閉佬”
廖仲愷被刺，朱卓文一定會受嫌疑。
1925年8月20日上午9點50分，廖仲愷在中央黨部門前身中數彈，未幾身亡；時鐘指到10點三刻，朱卓文在麥欄街“蔚廬”得到消息，立即入房抽出枕頭底下的勃朗寧手槍，穿著短褲就奔下樓，來到江邊，跳上小電船，用槍指著駕駛員，勒令開船，目的地是南海縣沙頭鄉。
廣州麥欄街2號。朱卓文疑即在此收到消息逃亡（黃亦民攝）
朱卓文為什麼會逃往南海沙頭鄉？要在平時，他一定跑到西堤省港澳碼頭乘船，或者衝到大沙頭乘坐廣九直通火車。此時此刻，卻不能這麼走。40天前，廣州國民政府下令斷絕省港交通，前往香港的輪船全部停開，廣九火車只開到深圳，一定會遭到工人糾察隊嚴密檢查，無法出境。他去南海沙頭鄉，乃是當地有他可以託命的朋友，先落腳後再想辦法偷渡到港澳。
廖案特別委員會汪精衛、蔣介石懷疑朱卓文是刺廖主謀，依據有幾點：兇手陳順當場被打傷腦袋，昏迷時，多次喊“巴閉佬”即朱卓文諢名（1925年8月31日廣州《國民新聞》）；陳順在現場遺下的大號手槍，不少人認為跟朱卓文平時的佩槍很像；陳順是朱卓文老部下；從陳順身上搜出的手槍執照，是朱卓文死黨郭敏卿所發；朱卓文在槍聲響過不到一個小時即已逃遁，顯然是做賊心虛、有備而逃的表現，更加坐實了推斷。
1925年8月31日廣州《國民新聞》報道
陳公博《苦笑錄》說：“兇手陳順昏迷時候頻頻呼叫‘大聲佬’，‘大聲佬’是朱卓文的諢名。”這是事後記憶的錯誤。粵語中，“大聲佬”並無特別標識意義，粵語族群中聲如洪鐘的人特別多，粵式茶樓大概是當時中國最吵鬧的公共場所。朱卓文之所以被人叫做“巴閉佬”，是有特別含意的。“巴閉”這個粵語詞，詞典釋義“了不起”“招搖”“愛炫耀”都無法曲盡其意，應該用北方俗語“牛X烘烘”來對譯。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去世，為孫中山執紼的24人，大多是如汪精衛、孔祥熙、于右任、李大釗這樣的大名人，而朱卓文也被選中參與執紼，他與孫中山的特殊關係，已可概見。這些資歷，成為朱氏在他的圈子裡炫耀的絕大資本，被稱為“巴閉佬”，真是名實相符。
朱卓文組織暗殺未遂
獲悉廖仲愷被刺，朱卓文一定要逃亡。
從《廣州民國日報》刊登的七次庭訊記錄來看，懷疑朱卓文涉嫌的直接依據，只是兇手陳順遺下的手槍與朱卓文平時佩帶的手槍相類似。由於該槍槍照是南路第一司令部參謀長郭敏卿所頒發，故司令梅光培也受到牽連。梅光培在庭上供詞只是說：“似系朱卓文曾佩帶此類槍”，又說“不止張惠長，即潘達民、莫雄等及前粵軍諸將領，多有此種槍佩帶，不算希[稀]奇”。法庭對此，按程序應該向軍中瞭解，加以證實。若這種類型的槍當時所在多有，則不能只將朱卓文列入嫌疑。法庭有責任調查槍照登記號碼與槍身號碼是否相符，但這一步從來沒有啟動過。
南路司令部參謀長郭敏卿供稱在8月4日，因委派陳順去從化執行任務，“借一枝三號左輪手槍與陳順”，10日或11日陳順回廣州，交還手槍，但自稱槍照放在家中忘記帶出來，一直拖著不還。檢察官陳肇燊在刺廖第二天記錄的陳順供詞，稱“其槍系在金陵酒店向滇軍中人買來。”（“昨日廖案審判詳情”，1926年1月26日《廣州民國日報》）法庭對陳順的其他口供幾乎全部都加以採信，唯對這一條不作回應，沒有做任何補充偵查，目的在“釘死”朱卓文，不給與脫罪機會。若此槍是陳順從滇軍中買來，對朱卓文的指控將立即失效。
朱卓文
朱卓文如果不跑，在完善的法治環境下，檢察官、法官都嚴格按刑事法規程序來起訴、審判，他很可能不被認定為廖案主謀正凶，但犯有組織謀殺未遂罪，死罪可免，活罪難饒。
多年以後，朱卓文向某報主編透露了他不得不逃亡的原因：
國共合作後，……在粵省到處鼓動風潮，煽動農民暴動，殺害地方紳士，尤以東江海、陸豐一帶情形更為殘酷……維時餘等一般老同志在廣州南堤有一俱樂部，名曰南堤小憩，餘僦居其間。大家對此赤焰甚為切齒，酒酣耳熱之際，罵座不已。後來諸人為抽薪止沸計，決議殲其渠魁。習知俄顧問鮑羅廷、加倫與汪精衛、廖仲愷等，每日必集東山百子路鮑公館會議，乃密遣死士伺機以炸彈、機槍擊之，務使群醜同歸於盡。下手前一日，餘誡赴義諸死士，當熟勘地形，以利進退。詎此輩血氣之儔，於東山茶寮中，竟將此謀洩於衛戌部某偵緝員，某急上聞。時吳鐵城任衛戌司令，聞訊大驚，即以電話向餘詰詢，嚴責顧全大局，切勿使伊為難，反覆以公私情誼勸止。餘以事既如此，知不可為，遂亦作罷。然大家恨共之積忿迄未少消，而一時對鮑羅廷、加倫將軍諸寇又無可奈何，乃轉而埋怨親共之汪、廖諸人，大罵還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至於口頭謾罵，初無若何鋤奸計劃可言也。一星期後，某日餘方午睡，陳瑞同志匆匆自外歸來，言殺廖事，神色自若。餘知事非尋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紙二百元與之，促其離穗。世人所謂朱某殺廖，如是而已。（《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五年七至十二月）》，第246-247頁。）
在廖案發生前，朱卓文等人出於反共立場，曾謀劃派人用炸彈、機槍襲擊鮑羅廷公館，意圖將鮑羅廷、加倫、汪精衛、廖仲愷一舉全殲，誰知內中一個殺手在茶樓飲茶時，無意中將消息洩露給衛戍司令部偵緝員。此時，老友吳鐵城擔任衛戍司令部副司令、廣州市公安局長，聞訊大驚，把朱卓文痛罵一番，恩威並施，說服朱氏中止計劃。然而，他招募的殺手陳順等人，在這個星期內被陳炯明偵探長黃福芝“使橫手”用錢收買（見拙文《廖仲愷被刺案主謀正凶黃福芝》）。故8月20日10點多鐘，一聽到廖仲愷被刺、陳順受傷被捕，不得不立刻逃亡。也就是說，朱卓文並無策劃中央黨部刺廖案，但確實策劃過一次對鮑羅廷公館的未遂襲擊，因密謀洩露而中止，用的殺手基本是同一幫人（陳順、吳培、馮燦等）。故此，多年以後，朱卓文跟好友葉少華談起逃亡經歷，葉少華問他：“何以你這樣冒險逃走呢？”朱回答說：“廖案當然會牽連到我的”。（葉少華：《廖案史料補充》，《廣州文史資料》第七輯）
朱卓文計劃襲擊的鮑羅廷公館
兇手陳順除了昏迷中喊“巴閉佬”之外，清醒時只供出黃福芝主使、黃福芝部下黃基現場指揮，沒有隻字涉及朱卓文。汪精衛、蔣介石認定朱卓文為主謀正凶，從法律上來說起碼是證據不足。廖案中被判死刑的公安局偵緝員梁博，在廖仲愷被刺當天上午依然到公安局簽到上班，中午對他老婆說應該是“鬥零”（陳順諢名）打死，原因在於梁博、陳順同屬朱卓文手下的殺手群體，憑藉圈子內的一些異動跡象猜出是誰作案，但沒有參與8月20日刺廖行動。
亡命歷險
8月26日，廣州國民政府發佈政府令，正式通緝朱卓文。
在此之前，朱卓文來到朋友李少荃老家南海縣沙頭鄉，起初裝扮成一個絲業老闆，藏身於石崗墟的歇業當鋪“公安樓”中。意料不到的是，當地土匪“雷公全”得知消息，糾集黨羽，攻進“公安樓”，把朱卓文綁了票，勒贖港幣二十萬元。這真是才離狼窩，又入虎口。一代梟雄朱卓文，飛機失事沒有摔死，歷經戰陣沒有被打死，此時虎落平陽，竟被土匪綁票，今後見了朋友還能繼續“巴閉”嗎？據《廣州民國日報》報道，當日雷公全帶著兄弟過來，對朱卓文說：我的兄弟要標你的參（綁你的票），請你跟我們走。朱卓文不以為意，說：“乜搵的咁笑來講嘅？”（怎麼開這種玩笑啊？）雷公全手下板起臉孔大喝一聲：“邊個同你講笑，快啲行!”（誰跟你開玩笑，快走！）朱才意識到不對路，臉都綠了。（“朱卓文被擄真相”，1925年9月15日《廣州民國日報》）
“雷公全”是這麼盤算的：朱卓文做過航空局長、廣州石井兵工廠廠長、香山縣長，家裡一定堆著金山銀山。殊不知這個算盤打錯了。朱卓文此人，確有江湖大哥的氣魄，當官時撈到的一點錢，不時用來賙濟黑白兩道的朋友，自己並無多少積蓄。這20萬的價碼，朱卓文怎麼可能交得出？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實際只管轄廣州、肇慶、韶關三府，窮得丁當響，1924年全年收上來的田賦只有151萬元，朱卓文無論如何都籌不到20萬。
在廖案發生後不久，陳炯明資助南海九江一帶吳三鏡匪幫，收編“雷公全”、“歪嘴裕”等部土匪，配合東江方向的主力兩面夾攻廣州。汪精衛、蔣介石命第五軍軍長李福林派大部隊前往清剿，雙方發生激戰，最終吳三鏡所部戰敗撤退，但李福林仍未能抓到“雷公全”與朱卓文。（“李群報告九江剿匪戰況”，1925年10月24日《廣州民國日報》）
李福林部下李群的大部隊，居然讓這麼多土匪漏網，也未能抓到身在匪窟的朱卓文。據朱卓文老部下回憶，朱卓文已被“雷公全”轉移到高明縣深山裡藏了起來。此事的結果意味深長。李福林可能受到蔣介石指示，在出兵之前故意大肆聲張，讓雷公全將朱卓文轉移。朱卓文一旦被緝拿歸案，將證實廖案與粵軍沒有任何關係，那麼蔣介石假借廖案將粵軍繳械會被證明為冤案，對蔣氏十分不利。
第五軍軍長李福林
朱卓文身陷匪窟，為求脫身，找人帶消息給在港澳、上海的親朋摯友，費盡心機籌到2萬多元，“雷公全”嫌贖金太少，予以拒絕。老朱混跡江湖多年，自有過人手段。他一直在尋找逃跑的機會。有一次，他將看守的土匪灌醉，遂順利逃往澳門。（“朱卓文匪窟脫逃之經過”，1926年7月24日《申報》）
朱氏從澳門轉往香港，隱居新界上水。1929年12月其妻病故，21日在上水開追悼會。此時，朱卓文仍是待罪之身，前來弔唁的有國民黨元老鄧澤如、林直勉、胡毅生，還有原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等，軍政商學各界聞人達數百人，可見朱卓文人緣極佳。鄧澤如身兼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要職，對朱卓文的“通緝犯”身份毫不介意，或許他早就不認可廖案特別委員會對朱卓文所下的結論。
不作死不會死
1931年，蔣介石一言不合，非法囚禁胡漢民於湯山，引起國民黨大分裂。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離京南下，舉起反蔣旗幟，聯合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形成寧粵對立。次年5月，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宣佈撤銷對朱卓文的通緝令。（1932年5月25日香港《工商晚報》）
朱卓文此人，真是典型的“不作死，不會死”。陳濟棠看在胡漢民面子上放他一馬，他卻不知收斂，取消通緝之後依然重出江湖，與陳濟棠作對。朱卓文本是洪門“五聖山”之“仁文堂”堂主，因廖案被牽連、差點被蔣介石整死的梅光培，則是“義衡堂”堂主，後來投靠蔣介石，1934年做了軍統上海站站長。蔣介石時刻想搞垮“南天王”陳濟棠，也利用幫會勢力“倒陳”。朱卓文在中山縣組織“大同救國軍”，密謀起兵推翻陳濟棠，我猜測是蔣介石通過梅光培出面收買。
“南天王”陳濟棠
陳濟棠部下在廣州某金飾店搜出“大同救國軍”徽章一萬多枚，店主供出是朱卓文委託定製，由此偵破朱卓文密謀。1935年5月初，陳濟棠派出教導師梁公福團長，以剿捕沙匪為名，帶著大隊人馬來到中山縣。梁公福不動聲色，與朱卓文觥籌交錯，使其放鬆警惕，突於5月6日夜間11點，派兵一排將朱卓文拘捕。為免黨內元老說情，梁公福按陳濟棠指示，以“意圖逃遁”為由，立即將朱卓文槍斃。（1935年5月9日、17日香港《工商日報》）
1980年，宋慶齡稱朱卓文為“一位受信任的革命者”。（《摯友情深——宋慶齡與愛潑斯坦、邱茉莉往來書信》第346頁）廖仲愷外孫女李湄對此憤憤不平：“好像她根本不知道朱卓文是暗殺我外公的疑兇之一。”（李湄：《夢醒——母親廖夢醒百年祭》第90頁）李湄如此抱怨，是因為不清楚真兇是誰。
筆者的初步結論是：朱卓文之前曾組織暗殺鮑羅廷、廖仲愷等，但謀殺未遂，但並非1925年8月20日刺廖主謀。兇手陳順只承認黃福芝主使，一直沒有供認是朱卓文主使。1926年1-3月間，廖案審判委員會主持的七次庭審中，儘管百般誘導，嫌犯梁博、郭敏卿、梅光培均沒有任何口供指向朱卓文。1925年8月20日廖案主謀正凶基本可確定是黃福芝。黃福芝為陳炯明部下得力干將，曾任粵軍偵探長多年。筆者暫時未能找到陳炯明指使黃福芝組織暗殺的證據，刺廖陰謀背後真正的策劃者是誰，仍存在著多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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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愷紀念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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