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學習西方哲學的難點是什麼？恐怕有一個答案沒有人會反對：語言哲學。
不錯，對於中國讀者而言，學習西方語言哲學是一個門檻，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傳統文化不甚看重語言，許多讀者缺少語言學方面的邏輯訓練。
比如中國傳統儒家、道家思想，都比較輕視語言，只是把語言視為表達思想的工具。
孔子在《論語》中說：辭，達而已矣；意思是說，語言只需要把意思表達清楚就可以了。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對於語言的輕視態度非常明顯。
莊子也說：得兔忘蹄、得魚忘筌、得意忘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哲學同樣具有輕視語言的傾向。
中國古代著名經典《周易》說的很明白：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立言以盡象，立象以盡意；意思是說，語言無法充分表達人的思想情感，需要藉助於形象（如意象、意境）。
總起來說，中國古代思維方式不甚看重語言，中國哲學也沒有產生純粹的邏輯學，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和語言邏輯學密切相關。
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有三條線索：一是索緒爾語言學所開闢的結構主義哲學及後結構主義哲學；二是海德格爾後期哲學的人本主義語言論；三是分析哲學。就理論成就和歷史影響而論，分析哲學最有代表性，其次是結構主義，最後是海德格爾語言論。
上述三種哲學形態中的任何一種都是現代西方哲學的重鎮，和以笛卡爾、胡塞爾為代表的現象學唯心主義並肩而立。
現象學泛指西方唯心主義哲學，如休謨、笛卡爾、康德、胡塞爾等人的“心靈意識”哲學，現象學哲學的主題是人的感覺或心靈意識。
如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他把知識的來源歸結為人的感覺經驗——感覺意識；笛卡爾把心靈自我視為尋找真理的入口；康德的先驗哲學把人的先天理性視為科學知識的先決條件；胡塞爾現象學專注於人的“純思”——“意向性”。
西方語言哲學轉向的背景是批判唯心主義，反對將人的心靈或意識視為知識經驗的起點，如英國哲學家摩爾寫作的《駁唯心主義》一文。摩爾認為，唯心主義將感覺和存在混為一談是錯誤的，人類知識的確定性來自對“思想”形式的分析（符號分析）。
下面先討論海德格爾的人本主義語言學。
海德格爾哲學的使命是探尋“存在”的意義：何謂“存在”？“存在”的根源是什麼？
海德格爾的“存在”範疇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有”或“是”，是個助動詞，如“這裡有個房子”，“它是一張桌子”。海德格爾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這裡“有”個房子，為什麼它“是”一張桌子？這個“有”或“是”的意義是什麼？
海德格爾前期哲學從“此在”——人的存在探尋“存在”的意義；到了後來，海德格爾認為這條路無法走通，於是轉向語言學思考。
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通達“存在”真理的唯一途徑，對於海德格爾而言，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轉向。
從“此在”探尋“存在”的意義，是一條唯心主義之路；由語言探尋“存在”的意義，既可以確定“意義”的來源，又可以解決現象學的“主體間性”難題。
其中原因在於，語言是創造“意義”的根源，是“存在的家園”（海德格爾語）；再者，語言的“意義”具有客觀性和社會性，可以實現人的主體間性。
舉個例子：人們如何認識事物存在的“意義”？比如一朵花為什麼叫“花”，一張桌子為何叫“桌子”？
在海德格爾看來，“花”或“桌子”的“意義”包含在語言裡面，這是語言符號的“存在”論意義。
比如“花”或“桌子”的形象、特性、用途等存在“意義”原本就“儲存”在“花”或“桌子”符號裡面；當人們看到生活中的某朵花或某個桌子，就會給它們命名，“花”或“桌子”的“存在”意義（“是”）便產生出來。海德格爾認為，“存在”的意義不是對象，而是一個生成過程——存在即生成。
換言之，語言具有命名的強大作用，不是人的意識賦予“花”或“桌子”意義（“是”），也不是外在物質的刺激，而是源於語言的命名作用。
海德格爾把語言的命名過程稱為真理的“敞開”或“去蔽”，他的意思是說，語言的命名就像黑暗中的燈光一樣，通過賦予事物“意義”而照亮世界，這是“存在與虛無”思想的深刻含義。
海德格爾認為，只有詩歌語言才具有“敞開”真理的功能，即詩歌語言是事物“存在的家園”；海德格爾後期哲學把詩歌、藝術、美、真理、存在等範疇統一起來。
海德格爾語言論帶有唯心主義色彩（詩歌語言和人的存在——“此在”有關，如人的感受、體驗、想象、情感等主觀因素），但他畢竟走出了唯心主義主義泥淖，把“存在”的意義歸結為語言。這是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趨勢——語言學轉向。
讀者可以參考黑格爾的“語言”觀理解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思想，黑格爾說，一個東西一旦“說”（言說）出來，便成了社會之物，成了可傳達之物；即絕對的“個別” 存在（如感性物質）不可言說，唯有語言可以傳達社會意義（沒有私人語言，只有社會語言）。
海德格爾後期哲學把語言視為“存在”意義的來源，絕非偶然，而是包含深刻的歷史背景，這個背景即是結構主義語言學。
下面簡論結構主義語言學。
結構主義語言學產生於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這本著作的影響非同小可，直接引發了西方哲學的語言學革命——結構主義哲學。
索緒爾認為，語言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言語”，二是“語言”。“言語”是指人們平時所說的話，屬於經驗現象，如“這是一朵花”、“那是一張桌子”；“語言”是“言語”背後的深層存在，是“言語”產生的背景和條件——語法規則。如漢語有漢語的語法規則，英語有英語的語法規則，德語有德語的語法規則，等等。
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不是“言語”，而是“語言”——“言語”背後的語法結構或語法規則，這種方法又叫結構主義方法——“共時性”研究方法。
如英語中的“馬”（horse）這個語言符號。根據結構主義語言學，“馬”之所以是“馬”，並非取決於“馬”自身的意義，而是取決於“馬”不是“牛”，不是“羊”，不是“狗”，等等。總之，“馬”的符號意義取決於和其他符號之間的“差異”關係——英語系統的符號“差異”決定著“馬”的意義；語言符號背後的“深層結構”即是英語系統的語法結構。
請大家不要小看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方法，事實證明，這個方法很有啟發意義，可以解釋很多經驗現象，如體育比賽的“規則”就是“深層結構”，類似於語言系統的“語法”。
例如每一場足球比賽的過程或結果有可能不同，但所有場次的足球比賽“規則”則始終如一，沒有變化；其他球類運動像籃球、排球比賽同樣包含各自的規則。
因此不同球類運動的區別在於“規則”不同，而非運動員的表現；或者說，球類運動員的表現是經驗現象，球類運動的“規則”是深層結構，深藏不露。
結構主義方法引發了西方文化的深刻變革，像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倫理學、哲學、美學、教育學等領域都受到了語言學方法的影響。
如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福柯的結構主義哲學、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符號學、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拉康的結構主義心理學等等。
此外，結構主義語言學還深刻影響了“後結構主義”哲學和後現代文化，如法國德里達的後結構主義哲學、後現代“文化研究”、新歷史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
結構主義反對存在主義的“自由主體性”，但結構主義哲學對語言現象的重視，直接啟發了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後期哲學轉向語言論即根源於此。
最後是分析哲學。
在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中，分析哲學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直至今日，英美哲學界的主流哲學依然是分析哲學。
分析哲學是西方經驗哲學的變種，是20世紀文化精神的產物——重視科學、技術，認為依靠科學、技術可以引領哲學進步。分析哲學立足於語言、邏輯分析，從技術層面分析陳述（語言）的“意義”，追求哲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因此分析哲學又被人們稱為語義學分析、邏輯經驗主義或邏輯實證主義。
從起源上看，分析哲學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羅素、摩爾、維特根斯坦等哲學家；分析哲學的延申階段是20世紀20、30年代的邏輯經驗主義，如以卡爾納普為代表的維也納學派；20世紀50年代後的分析哲學主要是以奧斯汀、塞爾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哲學”。
鑑於分析哲學陣營龐大，成員眾多，影響時間長，觀點比較駁雜，本文僅舉幾個例子闡明分析哲學的方法和要義。
如德國分析哲學家弗雷格的“意義”和“所指”理論。
弗雷格認為，語言符號包括“意義”和“所指”兩個層面：“意義”是符號本身的意義，其中包含符號“指稱事物的方式”；語言符號的“所指”是語言指稱的對象。
舉個例子，“魯迅”、“《狂人日記》的作者”、“周作人的哥哥”是三個語言陳述。
借用弗雷格的邏輯分析，“魯迅”這個符號的所指是現實生活中的某個人——魯迅；“《狂人日記》的作者”、“周作人的哥哥”這兩組符號的所指同樣是指生活中的某個人——魯迅；三組語言符號的指稱對象完全相同——魯迅。
但三組語言符號的“指稱方式”（符號“意義”）卻存在差異：“魯迅”是個專名，指稱生活中的某個人；“《狂人日記》的作者”是個組合符號，指示魯迅和《狂人日記》的關係（魯迅創作了《狂人日記》）；“周作人的哥哥”一詞顯示魯迅和周作人的“同胞兄弟”關係。
顯然，上述三組語言陳述的“指稱”完全相同，但符號“意義”不同；“指稱”的相同等於同義反復，不產生知識，即A=A；“指稱方式”的差異則產生知識，即A=B（弗雷格《論意義和所指》）。
在弗雷格看來，邏輯表達式“A=A”是重言句式，兩個符號沒有差別；邏輯表達式“A=B”包含事物的差異，意味著知識的增值（源於指稱事物方式的差異）。
弗雷格舉例說明：“昏星”和“晨星”的所指是同一顆星，但兩個符號的“意義”不同（一個指稱晚上的星，一個指稱黎明的星）。
弗雷格的“意義”“所指”理論啟發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羅素隨之提出了著名的限定“摹狀詞”理論。
羅素認為，有些語言符號包含指稱對象，他稱之為專名，如太陽、星辰、司各特（人名）等；有些符號沒有指稱，只是限定摹狀詞（對某些屬性的摹寫），如“金山”、“圓的方”等符號就不包含指稱，只是摹狀詞語。
根據數理邏輯形式，羅素對“金山”符號進行了“拆解”，他說：假定存在一個x，x是一座山且是金的，此x不存在。根據上述邏輯，羅素否定了“金山”的指稱對象：“金山”是摹狀詞，不指稱任何東西。
關於摹狀詞理論，羅素還提出一個著名例證——“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
根據羅素的分析，此語句可轉換為另一種邏輯形式：存在一個x，使得x是《威弗利》的作者，並且對於所有的y而言，如果y是《威弗利》的作者，則y等於司各特。
在羅素看來，語法描述可以掩蓋邏輯形式，所有陳述（語句）都可以還原為基本的邏輯單元和邏輯關係，藉助準確、清晰的數理邏輯，可以揭示語言陳述的“意義”。
羅素認為，許多形而上學命題都可以還原為“邏輯原子”，從中揭示陳述背後的錯誤推理，這是羅素分析哲學的重要目的——揭示形而上學命題的虛假性，用清晰、準確的數理邏輯取而代之。
分析哲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哲學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的“邏輯圖像”論哲學（《哲學研究》）、後期“語言遊戲”論哲學（《邏輯哲學論》）。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理想的語言是實在世界的圖像，語言的本質和世界的本質一樣；如基本語句由“名稱”組成，“名稱”代表世界的“事物”，語句中的名稱關係代表事物的排列組合。
維特根斯坦認為，只要人們清楚地把握理想語言的邏輯形式，使得邏輯形式在有意義的使用中顯示自身，傳統哲學問題就會消失。換言之，形而上學問題源於人們對“語言邏輯”的誤用，一旦人們掌握了理想語言的邏輯形式，傳統哲學問題就會消解。
最終的結果是，維特根斯坦並沒有解決形而上學問題，而是取消了傳統哲學。他認為，對於不可言說之物，人們應當保持沉默。
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轉向“語言遊戲”論。他認為，語言符號沒有固定意義，語言的意義來自實際“應用”，不同的語言環境（語境）產生不同的語言意義。
比如“藝術”一詞，這個語言符號並非指藝術形式的共同“本質”，而是意謂所有藝術都包含某些相似性，這些相似性時斷時續，不斷遊離，處在變化發展當中，維特根斯坦稱這種現象為“家族相似”。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說對西方後現代主義產生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語言學轉向是西方哲學史上的重大事件，這一轉向既批判西方哲學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又開闢出西方哲學的新境界——從語言、邏輯視角分析人類文化現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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