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過往層壘式“錯誤信息”的干擾，秦漢軍事制度的文獻記載，幾乎都是漢武帝之後的體制，即“常備軍制”之後的漢代軍事制度，無論是《漢書》，還是《漢官六種》，東漢、三國時代的註釋，多是以已經“常備軍化”後的“漢制”為認識基準，也就不可能還原其原初的“秦制”。
哪怕只根據有限的史料，我們也能知道，漢武帝時代的“北軍五校”和諸多常備“校尉部”，與《史記》中展示的“楚漢爭雄”時代的軍制大相徑庭，再參以上文中關於“徭”、“役”、“屯”的區別視角，探討“兵役”制度之後，我們更能發現，西漢、東漢的“衛士”制度，實際上是“卒更制”為主的“屯兵”到“正卒制”為主的“屯兵”的長期變遷結果。
平移到唐代理解，即假設唐代史料散失，只剩下唐玄宗時代設立節度使鎮兵之後的軍事組織描述，而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時代的軍事組織全部缺載，史家只能以唐玄宗時代的軍事組織去“猜測”唐太宗時代的真相，結論自然“謬以千里”。
對應來說，“秦制”中的“徭戍”，就略同於唐代的“鎮戍”，由編戶齊民發“徭”的方式派出，並且散於諸州，並非某郡、縣集中組織的“屯兵”，只是在“更番”時長上有所區別，“徭戍”為“月更”，而“鎮戍”為“歲更”。
對於“秦制”而言，更重要的制度是“屯”，並不只是“屯戍”，還包括“屯軍”，這個“屯”字與唐代的“行軍”的“行”字略同，都是從編戶齊民中檢點徵發從“軍”，
最原始的狀態，就是類似“行軍”的“有事則興，無事則罷”的“屯軍”，編戶齊民參加它的“補償”，就是抵償“興日”、“徭日”。然而，就如唐代“行軍”在高宗武則天時代由於邊防的壓力，最終轉變為“行軍常鎮”的“鎮軍”一樣，“秦制”中的“屯軍”，也走向了固定化。
正如上文中已經考證過的，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先設的是“邦尉”，同時開始設“縣”，這也就意味著“秦制”建立之前，並沒有“衛尉”領“衛卒”的設置，更不會有“縣卒”之說，這些體制應該都是商鞅變法之後逐步分化、繁衍而成。
《商君書·境內篇》其實展示的就是一支秦軍出征“屯軍”的圖景，而“衛卒”和“縣卒”的組織結構，恰恰是一支“屯軍”的儉省版，即“衛尉—衛尉司馬—衛尉候—衛尉士吏”和“縣尉—縣司馬（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士吏（校長）”。
也就是說，早在商鞅變法之初，最早建立的“常設屯軍組織”，就是“宮—縣”體制，即秦王的宮殿防衛有一支“屯兵”稱“衛卒”，各縣的縣城防衛有一支“屯兵”稱“乘城卒”，這也是最基礎的設定。
“宮—縣”的本質就是“都—離”（首府稱“都”，都外為“離”，詳見後文解釋）關係，“縣—亭部”之間，也形成“都—離”關係，所以，一直到《二年律令》的時代，新設關口後的防衛需求首選也並非添置“屯兵”，而是設置“亭部”，“校長”（士吏）管轄的“發弩”和“亭卒”實際上承擔著最基本的治安防衛任務。
在此條件下，“發屯”就變成了常態的任務，由“徭”之中分化出來，分期分批地“發”編戶齊民“入屯”，擔任“衛卒”、“乘城卒”，其任務也就走向了“戍守”，所以，就在“徭戍”之外，有了“屯戍”之名。
在法律性質上，“徭戍”是“罰戍”、“貲戍”、“謫戍”，乃至於“募人”的制度根基，簡單地說，不是“軍人”，所適用的自然也不是“軍法”，而是《徭律》和《戍律》。
反觀“屯戍”，它的制度根基是“發屯”，也就是“軍興”，屬於“軍人”，適用的自然是“軍法”，也就是《興律》、《奔命律》等項。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詳細討論了“戍”的時長問題，儘管漢代的“衛士”迎送明確以一年為期，“屯戍”也是“歲更”，但在“秦制”仍需計算“興日”、“徭日”的體系下，將“屯戍”的時長視為“一歲”，並不明智。
而且，在裡耶秦簡中有限的“屯戍”和“乘城卒”樣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其籍貫分散於臨近多個“郡、縣”，卻絕無本郡、本縣的記錄，說明“秦制”中可能施行了“縣卒”交叉服役的管理手法，以防備“縣”一級的反叛，那麼，以“月”行“戍”更能增強“屯卒”的流動性，更有效地防止叛亂。
事實上，公認為“秦虎符”的“杜虎符”、“新郪虎符”和“陽陵虎符”，在銘文上，都比較類似：
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母（毋）會符，行毆（也）。
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燔燧事，雖毋會符，行毆（也）。
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陽陵。
具體來說，就是虎符右半塊在君王，左半塊在“縣”，凡是發兵五十人以上的都要有虎符合符才可動用，但如果是烽燧有警，可以例外。
重頭戲，就在“杜”、“新郪”和“陽陵”的區劃地位，都是“縣”，而非“郡”，也就是說，秦國稱王前、稱王后、統一後，最基礎的“用兵單位”還是“縣”。
當然，另有一塊“東郡虎符”存世，卻早被人質疑為偽造品，對照上面的三個“真品”，其實也可一定程度上證偽。
“虎符”銘文表明，“縣卒”的發兵權以虎符的形式掌握在“君王”手中，則“郡”一級不可能掌握虎符，控制郡內的“縣卒”調度權限，這一權限實則由“君王”越過“郡”一級主官而獨掌。
上文中的“毋憂案”細節也表明，“郡尉”也有“發屯”的權力，但其對象並非“縣卒”，而是由“縣尉”—“士吏”—“發弩”這一組織鏈條貫穿下來，對編戶齊民的動員行為。
道理很簡單，“縣卒”的性質已經屬於“屯卒”，也就是“發屯”之結果，我們可以粗略理解為“縣屯”，當然不可能再被“發屯”一次。
綜合以上信息可知，“秦制”下的“發屯”，至少有三條基礎邏輯線：
一條是自“邦”向下，直抵本“邦（郡）”轄區內各縣編戶齊民的“發屯”，例子就是“毋憂案”中出現的“郡（邦）尉”發令組建的“都尉屯”；
一條是自“宮”向下，直抵“邦”與“郡”的各縣編戶齊民的“屯衛”，這條線，在秦未設郡時，只包括“內史”轄區，待到設郡後，其動員範圍應該會跨出“內史”，達到以咸陽為中心若干半徑內的“鄰縣”；
一條是自“縣”向外，臨近外縣的“卒”被交叉劃撥為“縣卒”，每個“縣”從若干個鄰縣分別獲取一定的“屯卒”，通俗地解釋，就是一種“插花式”的“發屯”佈局。
這三條線的同時並存，造就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兵役體系，卻可以很順滑地容納《二年律令》中的“備塞都尉”與蒙恬的“上郡屯軍”。
“備塞都尉”的存在，恰是一種特殊的“都尉屯”，也就是上文中提及的“南郡、上黨□邦道當戍東故徼者”，“故徼”就是“故塞”，屬於秦統一前的舊防禦線，而《二年律令》中的《津關令》顯示，西漢初年重新恢復了秦統一前的“內史、十二郡”對關東各諸侯國的對峙態勢，重新恢復了一系列的關卡，隔絕內外。
所以，“備塞都尉”的“發屯”模式屬於“都尉屯”的變種，只是由於其地點固定，人力來源，可能也包括一部分“更戍卒”。
而蒙恬的“上郡屯軍”，按照《史記·李斯列傳》中的說法是：
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
可知其軍隊的性質屬於“屯”，蒙恬的自辯卻是：
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
前者以“不能進而前”作為罪名，後者則自稱“守邊”，可知雙方對這支“屯軍”的目的認識是有分歧的，不過，“公子為監”卻可以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印證：
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兩個“監”字說明蒙恬以“內史”職務領軍，扶蘇以未知的身份（因“上郡侯丞”印出土，有人指出扶蘇已封“上郡侯”）“監軍”，都表明了這支軍隊“臨時發屯”的基本性質，只不過動員級別更高，遠遠超出了“郡”的範圍。
作為地位高於編戶齊民的“精選軍人”，“中卒”一直到漢高祖時代，仍舊是特殊選拔的，如“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擔任“材官”，“輕車”則是由“廄”花費四年時間來教學培養。
不過，相對於“屯”的複雜性，“中卒”的存在和使用就顯得非常簡單，只有三種形態：
其一，在宮廷中與“富戶”、“屬邦道”中選補的“騎士”一道，歸屬“中大夫令”統轄，擔任“衛士”、“官騎”等禁衛兵，只不過輪替的頻次、時長未知；
其二，在縣中，“材官”由“士吏”（校長）統領，分居各“亭部”擔任“發弩”，享受“準官吏”的待遇，“輕車”由“廄”統領，分居各“縣廄”擔任“廄御”，享受“復免”的待遇；
其三，“發屯”後，乘“傳車”趕赴軍前，組成“輕車”的車組，擔當戰場上的作戰“矛頭”。
不過，在西漢建國之後，對於“中卒”的統一管理就情有獨鍾，見《漢書·高帝紀》：
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此令為漢高帝十一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時的動員準備，上郡、北地、隴西和巴、蜀、內史都屬於秦國腹心，“車騎”、“材官”加上“中尉卒”才“發”出了三萬人，以至於漢高帝平叛出兵，都沒有用“關中之力”：
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也就是說，劉邦用了“刑徒兵”和“諸侯兵”出征，而作為首都安全底線的長安“屯軍”，卻只湊出了三萬精銳。
至漢武帝時代這些反覆置廢的“正卒”（即秦“中卒”）“屯軍”，演變為“北軍”七校尉，
按照《漢書·刑法志》的說法，漢武帝平百粵時才增置了七校尉，本為八個，由於“胡騎校尉”不常置，所以稱“七校”，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
越騎校尉掌越騎。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
虎賁校尉掌輕車。
其中的騎兵“部隊”有三個，“屯騎校尉”、“越騎校尉”和“長水校尉”，但是我們細看一下執掌：
長水校尉管理胡騎，即駐紮在長水、宣曲兩地的歸降匈奴胡騎。
越騎校尉管理越騎，受到質疑較多，認為越人不善騎，但在楚漢戰爭中，多有“楚騎”和“越將”，應該屬於南人中的善騎者。
也就是說，這兩支部隊都屬於特定兵員的“特殊部隊”，而真正的老部隊，只有“屯騎校尉”，管理“騎士”，加“屯”字，說明為“騎士”入屯。
類似的，還有射聲校尉和虎賁校尉，均為兵種區分，應為“材官”中精選的“精銳射士”和“輕車士”的入屯。
中壘、步兵，則是以駐地為標識，與前述的各校尉，實質上是將自漢初以來的“臨時屯兵”納入“常屯”，保持“校尉部”規模的固定“屯軍”，以防衛京師。
至於地位更高的“宦皇帝者”，略同於北朝、隋、唐的“內府衛士”，一部分為勳貴高官（唐官制，五品以上為“通貴”，三品以上為“貴”）子弟，宮廷警衛是任務之一，更重要的是以“親近侍從”的形式為貴族國家準備的“人才庫”。
另外一部分以“貲選”或是“材力入選”的較低身份角色，比如“騎郎”、“從騎”等，則逐步強化其警衛職能，與專門的警衛兵趨同。
參考漢武帝后、武則天后的變化趨勢就是：
“侍從官”、“議政秘書”的角色不斷增強，警衛任務越來越弱，直至交給專門的警衛兵。
同時，“精銳禁軍”的編制越來越大，直至擴充為“常備軍”的“射聲校尉、屯騎校尉、長水校尉等”或“羽林軍、龍武軍”，兵員也走向長居軍營的“職業化”。
具體到“軍制”中，就是由“徭”到“屯”，由“發屯”到“常屯”，最終忘記“發屯”的概念，成為“營”或“鎮”，而文獻中所見的漢代軍制，實際上是“營”、“鎮”體系成熟之後的“制度完全體”，回溯既往自然艱難，謬誤也多。
重構之後，我們可以確認，“秦制”從未設計過龐大的“常備軍”，哪怕是規模最大的京師駐軍“衛卒”，按照《漢書·武帝紀》記載的“建元元年詔”：
衛士轉置迎送二萬人，其省萬人。
這裡到底是原本一來一往總計二萬人，實際上只有一萬人在職；還是有二萬人在職，我們不得而知，但總體規模在一、二萬人左右應為漢代常態，而上文中述及的“嫪毐叛亂”和“秦二世之死”中，所涉及的人數規模要小得多，如“嫪毐之亂”大戰咸陽，才斬首三百，而閻樂“逼殺胡亥”所發吏卒總數不過千人左右，秦國、秦朝的京師、宮殿戍衛兵力恐怕還不到萬人。
唯有理解了秦漢軍事體制處於一個“變化曲線”之中，才能夠擺脫傳統的“漢承秦制”的錯誤認知，漢代制度確實是在秦國、秦朝基礎上發展而來，但並不意味著制度安排的“不變”，真正“不變”的是制度邏輯，而這種制度邏輯到了西漢後期由於政權組織原則由“身份化”走向“儒家化”，也一樣發生了變化。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還原“秦制”才是我們的初衷，無論兵制簡陋與否，其內在包含的“身份區別”邏輯、“徭役合一”邏輯，乃至於“互相牽制”邏輯，都為我們理解“秦制”的本相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本文系劉三解新書《秦磚》之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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