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就现有材料而言，二里头遗址既不能确认为商都也不能确认为夏都，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部分青铜礼器应是属于二里岗（商）文化系统的”。
目前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不属于夏文化系统，而是属于商文化系统。有人会有疑问，二里头是3800～3500年前的遗址 ，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应该属于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呀，怎么会全部属于商呢？其实夏商周并非类似元明清的继承关系，而是属于并列关系，就好像武功郑家坡遗址有4500年的历史，但它也属于先周文化，和夏商没有瓜葛。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是认可夏商周三代是并列关系的， 它们之间长期存在部落交错的现象。
探寻“夏都”或许夏文化，有一个东西至关重要，它就是“食盐”。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从古到今一直是硬通货，甚至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我们吃的只有一种叫“专控食用盐”，但在古代，食盐有好多种，譬如：海盐、井盐、矿盐、湖盐、土盐、西羌山盐、胡中树盐等，其中池盐以河东池盐为最优，井盐以自贡井盐为最好。在史前，关陇、四川、河东、安徽，福建等都有食盐生产，福建生产海盐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但河南恰恰不产古盐。
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有唐尧、虞舜、夏禹几位先圣。在夏禹时代舜是天子，帝都就在河东，即冀州，当时的冀州指的就是晋南河东地区，古有冀国，也称“中州”，“冀州”的概念延伸到太行山以东的河北那是很晚的事情了。九州给舜帝上贡几乎都是走水路到河东的。食盐是战略物资，近水楼台先得月，舜帝的“帝都”基本可以确认就在今天的陶寺遗址。陶寺因盐而兴，估计也是因争夺食盐资源而战废。从河东到自贡是一条著名的盐道，一个池盐一个井盐，给川陕地区带去了繁荣。近代以来，可以确认山陕商人从自贡运河返回陕西甚至进行更广泛的贸易，自贡的山陕会馆修的更是富丽堂皇，看来食盐贸易的利润还是很丰厚的。从秦晋之好到山陕会馆，再到山陕梆子、眉户，河东地区历来和关中语言相同，文化相同，打成一片，这既有历史的缘由，也有文化的相通。
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有两个得力干将，一个是周人始祖后稷；一个是秦人始祖伯益，恰恰缺了殷商之人。从殷甲骨文中，确实找不到一个“夏”字，也没有任何类似成汤灭夏的蛛丝马迹。恰恰出土于甘肃礼县的秦公簋“受天命鼏宅禹迹”的金文，记录夏禹的事迹。当然，大禹治水最早就是在渭河中上游，渭河也被当地人称为“禹河”。
《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
从《史记》的记述我们知道，周祖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嫡妻）所生，姬姓；商祖契为帝喾的次妃（妃子）所生；后稷和契乃同父异母的兄弟，后稷为嫡子，继续留在关中渭水流域发展，庶子契则被“封于商，赐姓子氏”（《史记•殷本纪》），“商”即现在的陕西商洛。东汉郑玄：“商在太华之阳”。《帝王世纪》：“商契始封于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
那么夏祖禹呢？其父鲧，被封于崇，姒姓，夏禹算是后稷和契的叔侄辈。《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史记•周本纪》“崇侯虎”下《正义》引皇甫谧说：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崇，一般解读为在陕西户县。还有种说法，现在发现的陕北“石峁遗址”为古崇国，鲧就出生在那里。“夏”又称“西夏”，夏来自西北，可能与大夏河有关。“西夏东殷”之说由来已久。《博物志•异闻》费昌问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东殷”。清华简《尹诰》称“夏”为“西邑夏”。《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夷从大从弓。朱骏声曰：“就全地言之，中国在西北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方言》第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夏意为大，周人也自称“有夏”。一般认为夏人祖先也来自西羌，发源于大夏河，然后在关陇繁衍，在河东建立都邑，夏的核心区域基本和晋语区重合。后来的历史我们知道，宋时有西夏国，唐时有窦建德在河北建立大夏国，按推测这应该属于夏人后裔东西迁徙的遗存。
那么二里头遗址的主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我说它属于商文化呢？经过论证，二里头属于一个先商遗址，源头就在渭南华县的太平庄文化，这属于一个尊奉“玄鸟”的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后迁徙到商洛，顺雒河东去到达二里头，再到二里岗（晚于二里头），再到安阳殷墟（比二里岗晚），再南返北蒙朝歌（比殷墟晚）被周所灭。这大概就是殷商族人的一个迁徙过程，中间当然也会有其他民族或者部落的加入。
夏周和殷商是不同的文化系统，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论述：“三代及三代以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属西系，夷与商属东系。殷周间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源于陕西的华夏文明最终取代了夷商文化，重振华夏文化风气，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尚书·禹贡》载：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豫地“其土壤，下土坟垆”。“下土”就是最低等的土地；坟垆：高起的黑色硬土。在3800年前，豫地基本是一片荒芜的滩涂地，一是农耕还没有大规模开启，二是人烟稀少。许宏先生关于二里头遗址是“广域王权”的定位本人是不认可的，目前的考古发掘还不足以支撑此理论。虽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文物和石峁遗址、陶寺遗址有很多共性，但二里头只能是一个部落遗址，就像出土了青铜器精品“四羊方尊”的湖南炭河里遗址一样也属于一个部落遗址。
根据研究，在大禹时代，石峁遗址、陶寺遗址和良渚遗址之间的文明交流应该是很频繁的，之间有联姻，甚至大禹本人就在浙江去世。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发布的这三个大遗址考古的深入，我相信那个时代的历史会逐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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