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前一段時間，著實颳起一股"宋朝熱"。鼎鼎大名的王安石，就是北宋熙寧變法的主要人物。提起王安石變法，人們大都給予正面評價，而忽略了變法帶給普通百姓的負面效應。王安石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強民，可惜他這個願望最後也未能實現。學者葉檀說，王安石理財，短期雖然滿足了國庫所需，但產生的弊病，卻造成了更深遠的負面作用。對於王安石本人和王安石變法，我們既不該一味吹捧，也不能因變法的負面作用而肆意貶低。"不偏之謂中"，不抹殺功勞，也不掩蓋過錯，全面看待人和事才是正確的。
本文摘自《歷史的拐點：中國曆朝改革變法實錄》，馬立誠，東方出版社。
現在我們要看一看王安石變法的真面目了。
王安石一直很敬重范仲淹，他一共寫過37篇祭文，以《祭範穎州仲淹文》篇幅最長，花的工夫最大。他稱頌范仲淹說："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他說自己就是追隨范仲淹的後來者之一。
聰明的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從政改入手陷入被動的教訓，他的變法是從經濟即"理財"切入的。
王安石理財，重點是貫徹神宗最關心的"富國強兵"。當然，王安石多次說過，他推動變法，是為了"摧制兼併，均濟貧弱"，"凡此皆以為民"。
但是，明眼人不難看出，"富國強兵"的目標與"為民"的願望，二者側重點有很大差別。後來，在變法過程中果然發生偏差，"為民"不過成了一個空洞的說辭。
熙寧二年（1069）二月，在原有的三司上面，新設了一個叫作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機構，相當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主持變法，出臺新章，統管全國經濟。這個新機構主管鹽鐵、度支、戶部的政策制定與實施。第二年，新機構撤銷，職權分別劃到戶部、工部等，由戶部開始主管全國財政。
新機構由樞密使（國防部長）陳昇之和王安石領銜，不用說，實際大權操在王安石手裡，具體主事的是王安石啟用的變法派副帥呂惠卿和變法派骨幹章惇。
郭沫若說，秦漢以後第一個大政治家就屬王安石。黎東方說，熙寧變法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具誘惑力的歷久彌新的大題目，自變法時起一直爭論到今天，做不出定論。
讓我們瀏覽一下"最具誘惑力"的王安石變法都變了些什麼。首先看看爭論最大的三個法。
一、均輸法。
熙寧二年（1069）七月頒佈。
京師每年需求物資如海。過去朝廷在六路（省）設轉運使，為皇室和京師採購物品，並負責運到京師，這就是"輸"。但各路官吏無法瞭解京師的需求變化，也沒有全盤調度各路物資的權力，只是機械地在本地按定額採購上貢，致使豐年物價賤不能多買，歉收物價貴又必須辦足。貨物運到京師，常因不合需求，削價拋售，朝廷內外所需，又要另行搜刮。每逢京師有什麼特殊需求，各路官員就增加稅收，進行採購，各地商人趁機抬價，結果農民負擔加重。
均輸法改了舊章程，由朝廷專設發運使這一官職，統一採購，並大大增加發運使的權力，讓他總管東南各路稅賦收入，有權調運各路物資和資金，在物產豐裕、價格便宜的地方就近購買，也可以把剩餘物資賣到物價高的地方賺錢。王安石撥出500萬貫（穿錢的繩子，每貫1000文）錢和三百萬石（一石等於十鬥）米，作為採購週轉經費。均輸法把地方供奉變成了中央採購。
這個法的初衷之一，是把商人把持的"輕重斂散之權"收歸政府，減輕農民負擔。但是，發運使衙門成了巨無霸式的國營採購和銷售壟斷機構，其弊病更甚於民間商人。史載，發運使曾經把大量大米運往米貴的地方賺錢，銷售時"比市價增及一倍"， 這就增加了民眾的負擔。
官方的採購價格常常扭曲，不是大大低於市場價格幾近白吃白拿，就是大大高於市場價格收受回扣。在均輸法實施過程中，官員大肆索取回扣，不是貴的不買，不給回扣不買，以至於撥付的週轉經費連本也很難收回，其間產生無數腐敗行為，總之是嚴重干擾市場正常運行。這些弊病，當時蘇軾等人就指出來了。均輸法實行兩年就無聲無息了。
二、青苗法。
熙寧二年（1069）九月頒行，這是爭議最大的一個法。
這個法規定，把過去備荒用的常平倉、廣惠倉（政府儲備糧庫）的糧食拿出來作本錢，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貸糧食或現款給農民，按每戶財產的不同狀況規定貸款數額，富的多貸一點，窮的少貸一點。最多的每次貸十五貫，最少的貸一貫五百。不管貸多貸少，都要在半年之後償還，加利息20%。每年貸兩次，利息總計則為40%。這是政府代替富人向農民發放抵押貸款，但實際上，其用意很明顯，是為了增加政府的"青苗利息錢"收入。
官僚機構在全國範圍強硬推行青苗法產生諸多弊病。
首先，年息40%並不低。各地山高皇帝遠，執行的時候還擅自加息。當時全國地方官當中，真正能做到公字當頭執政為民、撲下身子為老百姓著想的有幾個人？有名目來了，還不借機撈一把？打著改革旗號多收錢，人們都很熟悉。
當時宿州（安徽宿縣）發青苗貸款，官府將庫存的一等綠豆每鬥折價為75文，二等72文，"比時價高大"，就是說，貸給農民的時候比市價貴。通常狀態下，新糧大批上市的時候，價格會低落一些。兩相比較，青苗貸款折價越高，農民還貸壓力越大。陝西農民在初春向官府借貸一石陳米，還貸時要新的一等小麥一石八斗七升，"取利約近一倍"，也就是說利息高達100%。
不少官府放青苗錢時，開飯桌請借錢人吃喝，有的甚至"令妓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為何如此？是北宋地方官要辦公共食堂或促進大眾娛樂嗎？不是，官吏們坑老百姓花樣繁多。比如放給你的時候是陳舊的黴糧，收回的時候須是新糧；再比如放的時候斤兩不足，收回的時候卻故意壓秤。
其次是手續繁雜。過去向富人借貸，雙方講好就行了，現在要填寫申請，等待審批，還貸手續也很囉唆，跟官僚部門打交道，向來如此。農民不識字，每道手續都求情託人，額外花費不少。而且貸款和還款數額完全由官吏來寫，信息高度不對稱的農民只有吃虧。
第三，王安石下達貸款指標，地方官只好攤派。富裕農戶不需要借青苗錢，也強迫他貸款。為什麼？政府要賺利息。一等富裕戶貸款數額相當於五等窮人的15倍，利息也是15倍。所以各地大搞"抑配"（強迫貸款），實際上是強迫富人出利息錢，搞得雞飛狗跳。也有的上等戶願意借貸，他拿過來之後，又尋找時機放貸，利息更高。
貸款之後，如果發生天災，青苗變成死苗怎麼辦呢？那不管，反正你得還利息。於是，差役們四處抓人，往死裡打，逼迫農民賣地賣兒女，慘不忍睹。不幸的是，變法開始之後，水災、旱災、蝗災不止，各地地方官成了虎豹豺狼。不但窮人倒大黴，諸多富人也成了官府的獵殺目標，不是破產就是逃亡。
實施青苗法，政府獲厚利。以熙寧六年（1073）為例，政府得到青苗利息達292萬貫。研究宋代經濟史的學者漆俠說："為數是頗為可觀的"（漆俠《王安石變法》）。可見，滿足"國用"，才是青苗法的根本意圖。
近來有伍立楊撰文《從王安石到尤努斯》（《民主與科學》2006年6月號），比較青苗法和孟加拉國銀行家尤努斯向農民發放小額貸款。文章說，王安石先前在一個基層單位搞小額貸款還算順利，原因在於空間小，可以施展騰挪。後來宰制全國，上下游離，官僚機構的弊端就非他能夠控制了。而尤努斯成功的要點，卻在於行政不干預，至少不成為障礙，依日常經驗和實際情況從容操作。他們路數相似，性質卻完全不同。
近年來，茅於軾和湯敏等經濟學家在山西農村試驗搞小額貸款成功，也是民間操作。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中評論青苗法，有一段話說得好："封建官僚的長技是欺下瞞上，陽奉陰違。無論什麼良法美意，一經過他們的手就變質了。青苗法的變質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法的本意是國家拿出一定的款項，在地方上放債，以免窮人受富人高利貸的剝削。 可是，地方上的官僚們把放債作為他們的一種任務。國家放債的錢一到他們手裡，他們就向老百姓攤派，不需要借錢的人也要借錢，使這些人白出利息，王安石也知道這些官僚是靠不住的，他有自己'陶冶'人才的辦法，但那是來不及的。"
三、市易法。
熙寧五年（1072）三月頒佈，這也是爭議很大的一個法。
富商操縱行會和物價，有損平民利益，市易法是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提出來的。
王安石又是靠行政力量一刀切管死，"借官錢為本，稍籠商賈之利"。
市易法主要內容是，京城設立市易司（先名市易務，後改名。各城市都設立市易司，京城遂改名為都市易司），朝廷撥一百萬貫作本錢，負責平價購買滯銷商品，到市場缺貨時出售，商品價格統一由市易司劃定。商人向市易司抵押自己的財產，即可以20% 的年息，賒購市易司倉庫裡儲存的商品，到各地出售。
這樣，政府自身成了最大的商店、銀行和物流中心。推行的結果，京城人聲鼎沸，都說市易司"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了"。它的營銷範圍任意擴展，連水果、芝麻都壟斷過來買賣，演變成最大投機商。他們收購的重點，當然是緊俏商品和暢銷貨，哪裡顧得上滯銷品？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利潤指標，並且從中漁利。看看我們的生活經驗吧，近十幾年來，為什麼很多地方官熱衷於商品房建設，而不熱心建設廉租房呢？就政府的角色而言，它應該主要搞廉租房才對。
官方大規模徹底壟斷經商，結果是最大程度破壞市場，漆俠說王安石"狠狠打擊了……商人資本"，把民間利益搶到自己口袋裡。
熙寧九年（1076），市易司收取息錢和市例錢133萬貫。熙寧十年（1077），收息錢和市例錢153萬貫。這兩個數字，分別相當於這兩年全國夏秋兩稅總收入的30%左右，斂錢規模著實嚇人。
北宋的GDP，並未有科技創新促進飛速提升，全國財富分配，官多必然民少。學者鄧廣銘說："市易法實施的結果，不能不算是卓有成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四章）市易法確實增加了國庫收入，民間可就倒黴了。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大大加重集權的辦法搞經濟，干擾和破壞了市場形態，就中國長期發展的路徑選擇來說，王安石變法產生了嚴重而持久的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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