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一段时间，着实刮起一股"宋朝热"。鼎鼎大名的王安石，就是北宋熙宁变法的主要人物。提起王安石变法，人们大都给予正面评价，而忽略了变法带给普通百姓的负面效应。王安石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强民，可惜他这个愿望最后也未能实现。学者叶檀说，王安石理财，短期虽然满足了国库所需，但产生的弊病，却造成了更深远的负面作用。对于王安石本人和王安石变法，我们既不该一味吹捧，也不能因变法的负面作用而肆意贬低。"不偏之谓中"，不抹杀功劳，也不掩盖过错，全面看待人和事才是正确的。
本文摘自《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马立诚，东方出版社。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王安石变法的真面目了。
王安石一直很敬重范仲淹，他一共写过37篇祭文，以《祭范颖州仲淹文》篇幅最长，花的工夫最大。他称颂范仲淹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他说自己就是追随范仲淹的后来者之一。
聪明的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从政改入手陷入被动的教训，他的变法是从经济即"理财"切入的。
王安石理财，重点是贯彻神宗最关心的"富国强兵"。当然，王安石多次说过，他推动变法，是为了"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凡此皆以为民"。
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富国强兵"的目标与"为民"的愿望，二者侧重点有很大差别。后来，在变法过程中果然发生偏差，"为民"不过成了一个空洞的说辞。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原有的三司上面，新设了一个叫作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相当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持变法，出台新章，统管全国经济。这个新机构主管盐铁、度支、户部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第二年，新机构撤销，职权分别划到户部、工部等，由户部开始主管全国财政。
新机构由枢密使（国防部长）陈升之和王安石领衔，不用说，实际大权操在王安石手里，具体主事的是王安石启用的变法派副帅吕惠卿和变法派骨干章惇。
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黎东方说，熙宁变法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自变法时起一直争论到今天，做不出定论。
让我们浏览一下"最具诱惑力"的王安石变法都变了些什么。首先看看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一、均输法。
熙宁二年（1069）七月颁布。
京师每年需求物资如海。过去朝廷在六路（省）设转运使，为皇室和京师采购物品，并负责运到京师，这就是"输"。但各路官吏无法了解京师的需求变化，也没有全盘调度各路物资的权力，只是机械地在本地按定额采购上贡，致使丰年物价贱不能多买，歉收物价贵又必须办足。货物运到京师，常因不合需求，削价抛售，朝廷内外所需，又要另行搜刮。每逢京师有什么特殊需求，各路官员就增加税收，进行采购，各地商人趁机抬价，结果农民负担加重。
均输法改了旧章程，由朝廷专设发运使这一官职，统一采购，并大大增加发运使的权力，让他总管东南各路税赋收入，有权调运各路物资和资金，在物产丰裕、价格便宜的地方就近购买，也可以把剩余物资卖到物价高的地方赚钱。王安石拨出500万贯（穿钱的绳子，每贯1000文）钱和三百万石（一石等于十斗）米，作为采购周转经费。均输法把地方供奉变成了中央采购。
这个法的初衷之一，是把商人把持的"轻重敛散之权"收归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发运使衙门成了巨无霸式的国营采购和销售垄断机构，其弊病更甚于民间商人。史载，发运使曾经把大量大米运往米贵的地方赚钱，销售时"比市价增及一倍"， 这就增加了民众的负担。
官方的采购价格常常扭曲，不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白吃白拿，就是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在均输法实施过程中，官员大肆索取回扣，不是贵的不买，不给回扣不买，以至于拨付的周转经费连本也很难收回，其间产生无数腐败行为，总之是严重干扰市场正常运行。这些弊病，当时苏轼等人就指出来了。均输法实行两年就无声无息了。
二、青苗法。
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行，这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法。
这个法规定，把过去备荒用的常平仓、广惠仓（政府储备粮库）的粮食拿出来作本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粮食或现款给农民，按每户财产的不同状况规定贷款数额，富的多贷一点，穷的少贷一点。最多的每次贷十五贯，最少的贷一贯五百。不管贷多贷少，都要在半年之后偿还，加利息20%。每年贷两次，利息总计则为40%。这是政府代替富人向农民发放抵押贷款，但实际上，其用意很明显，是为了增加政府的"青苗利息钱"收入。
官僚机构在全国范围强硬推行青苗法产生诸多弊病。
首先，年息40%并不低。各地山高皇帝远，执行的时候还擅自加息。当时全国地方官当中，真正能做到公字当头执政为民、扑下身子为老百姓着想的有几个人？有名目来了，还不借机捞一把？打着改革旗号多收钱，人们都很熟悉。
当时宿州（安徽宿县）发青苗贷款，官府将库存的一等绿豆每斗折价为75文，二等72文，"比时价高大"，就是说，贷给农民的时候比市价贵。通常状态下，新粮大批上市的时候，价格会低落一些。两相比较，青苗贷款折价越高，农民还贷压力越大。陕西农民在初春向官府借贷一石陈米，还贷时要新的一等小麦一石八斗七升，"取利约近一倍"，也就是说利息高达100%。
不少官府放青苗钱时，开饭桌请借钱人吃喝，有的甚至"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为何如此？是北宋地方官要办公共食堂或促进大众娱乐吗？不是，官吏们坑老百姓花样繁多。比如放给你的时候是陈旧的霉粮，收回的时候须是新粮；再比如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回的时候却故意压秤。
其次是手续繁杂。过去向富人借贷，双方讲好就行了，现在要填写申请，等待审批，还贷手续也很啰唆，跟官僚部门打交道，向来如此。农民不识字，每道手续都求情托人，额外花费不少。而且贷款和还款数额完全由官吏来写，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农民只有吃亏。
第三，王安石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摊派。富裕农户不需要借青苗钱，也强迫他贷款。为什么？政府要赚利息。一等富裕户贷款数额相当于五等穷人的15倍，利息也是15倍。所以各地大搞"抑配"（强迫贷款），实际上是强迫富人出利息钱，搞得鸡飞狗跳。也有的上等户愿意借贷，他拿过来之后，又寻找时机放贷，利息更高。
贷款之后，如果发生天灾，青苗变成死苗怎么办呢？那不管，反正你得还利息。于是，差役们四处抓人，往死里打，逼迫农民卖地卖儿女，惨不忍睹。不幸的是，变法开始之后，水灾、旱灾、蝗灾不止，各地地方官成了虎豹豺狼。不但穷人倒大霉，诸多富人也成了官府的猎杀目标，不是破产就是逃亡。
实施青苗法，政府获厚利。以熙宁六年（1073）为例，政府得到青苗利息达292万贯。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漆侠说："为数是颇为可观的"（漆侠《王安石变法》）。可见，满足"国用"，才是青苗法的根本意图。
近来有伍立杨撰文《从王安石到尤努斯》（《民主与科学》2006年6月号），比较青苗法和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文章说，王安石先前在一个基层单位搞小额贷款还算顺利，原因在于空间小，可以施展腾挪。后来宰制全国，上下游离，官僚机构的弊端就非他能够控制了。而尤努斯成功的要点，却在于行政不干预，至少不成为障碍，依日常经验和实际情况从容操作。他们路数相似，性质却完全不同。
近年来，茅于轼和汤敏等经济学家在山西农村试验搞小额贷款成功，也是民间操作。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评论青苗法，有一段话说得好："封建官僚的长技是欺下瞒上，阳奉阴违。无论什么良法美意，一经过他们的手就变质了。青苗法的变质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 可是，地方上的官僚们把放债作为他们的一种任务。国家放债的钱一到他们手里，他们就向老百姓摊派，不需要借钱的人也要借钱，使这些人白出利息，王安石也知道这些官僚是靠不住的，他有自己'陶冶'人才的办法，但那是来不及的。"
三、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三月颁布，这也是争议很大的一个法。
富商操纵行会和物价，有损平民利益，市易法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提出来的。
王安石又是靠行政力量一刀切管死，"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
市易法主要内容是，京城设立市易司（先名市易务，后改名。各城市都设立市易司，京城遂改名为都市易司），朝廷拨一百万贯作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统一由市易司划定。商人向市易司抵押自己的财产，即可以20% 的年息，赊购市易司仓库里储存的商品，到各地出售。
这样，政府自身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推行的结果，京城人声鼎沸，都说市易司"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了"。它的营销范围任意扩展，连水果、芝麻都垄断过来买卖，演变成最大投机商。他们收购的重点，当然是紧俏商品和畅销货，哪里顾得上滞销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利润指标，并且从中渔利。看看我们的生活经验吧，近十几年来，为什么很多地方官热衷于商品房建设，而不热心建设廉租房呢？就政府的角色而言，它应该主要搞廉租房才对。
官方大规模彻底垄断经商，结果是最大程度破坏市场，漆侠说王安石"狠狠打击了……商人资本"，把民间利益抢到自己口袋里。
熙宁九年（1076），市易司收取息钱和市例钱133万贯。熙宁十年（1077），收息钱和市例钱153万贯。这两个数字，分别相当于这两年全国夏秋两税总收入的30%左右，敛钱规模着实吓人。
北宋的GDP，并未有科技创新促进飞速提升，全国财富分配，官多必然民少。学者邓广铭说："市易法实施的结果，不能不算是卓有成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四章）市易法确实增加了国库收入，民间可就倒霉了。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以大大加重集权的办法搞经济，干扰和破坏了市场形态，就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选择来说，王安石变法产生了严重而持久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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