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駕崩，蜀漢經濟崩潰

在《 》一文中，我們看到，由於常年被迫對外征戰，劉備治理下的蜀中地區經濟衰退，這甚至成為劉備兵敗夷陵的深層原因。

章武三年（223年），劉備駕崩，劉禪繼位，諸葛亮全面執政，蜀漢進入“葛相時代”。

諸葛亮執政初期，蜀漢經濟形勢繼續惡化。

1955年，湖北武昌任家灣磚墓出土錢幣3630枚，其中包括蜀五銖若干、直百五銖29枚，太平百錢128枚。（藍蔚《武昌任家灣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簡報》）簡報中未提及這批太平百錢的重量，只稱這批太平百錢的直徑在13－20毫米。比對同等直徑的太平百錢，重量大概在0.8－1.5克。墓中還出土了一塊鉛製買地券，根據其上所刻時間可知，此墓中的文物不會晚於吳黃武六年（227年）。

而這一年，正是蜀漢建興五年，也就是諸葛亮上《出師表》、率軍北駐漢中準備北伐的那一年。與劉備稱帝時相比，蜀漢錢幣減重再次跌破記錄。夷陵之戰的後遺症在劉備去世後全面爆發，“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竟然是對現實精準的描述！

與此同時，蜀漢的外部形勢也更加惡劣。北方曹魏是世仇，並接二連三以“天命”之說對蜀漢發動意識形態攻擊；東面孫吳雖然已經停戰，與蜀漢互派使節，但彼此芥蒂極深；特別是南方南中諸郡叛亂，使戰火燃至蜀漢境內，而叛軍的總後臺，正是昔日的盟友孫權。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諸葛亮別無選擇。建興二年（224年）春，蜀漢政府宣佈，“務農殖穀，閉關息民”。（《三國志·蜀書·後主傳》）

所謂“息民”，意即休養生息。休養是真的，蜀中常年進行大型戰爭，蜀民早已筋疲力盡，經不起大的折騰了。諸葛亮在全面執政初期，就已明確主張“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三國志·蜀書·杜微傳》）

蜀漢陷入惡性循環

具體而言，這期間，諸葛亮“息民”的政策，主要有三：

其一，獎勵農耕，解決民眾和軍隊的吃飯問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諸葛亮加強對都江堰的管理，“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徵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水經·江水注》）

其二，抑制豪強，保證國家控制足夠的編戶齊民從而保證稅收，編制《蜀科》時即有此意圖。

其三，輕徭薄賦，至少在稅收上可能是這樣。諸葛亮曾雲：“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諸葛亮集》載《便宜十六策·治人第六》，不過《便宜十六策》真偽向來有爭議，今取李勳初說，雲《十六策》或真偽摻雜）

歷代休養生息均採此策，似無特殊解釋的必要。

然而，生息就未必了。因為諸葛亮和當年的劉備一樣，面臨著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蜀漢要生存，必須走出內憂外患；走出內憂外患，處處需要用錢；蜀漢政府財力已竭，只有向社會吸收；而整個蜀漢社會也已經不堪重負，瀕臨破產；社會越破產，蜀漢政府越沒錢，內憂外患越嚴重，越需要蜀漢自強；蜀漢越自強，就越需要錢，就越要從社會吸收，社會負擔就越重……蜀漢政府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因此，諸葛亮的“不折騰”是真的；想辦法開源也是真的。

鹽鐵國營，諸葛亮慘淡經營

諸葛亮早期開源的辦法，也是老生常談，無外乎鹽鐵國營。

這裡有兩個值得一提的事情。一是蜀漢製鹽業並非粗獷式經營，而是自有其精細處。諸葛亮“長於巧思”，（《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其所發明之木牛流馬、改進之元戎連弩，婦孺皆知。在製鹽業上，諸葛亮也重視技術改進。蜀地有火井，可煮鹽，然當時人們對此的認識還十分膚淺。其時，臨邛發現一口火井，“從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盆蓋井上，煮鹽，得鹽”。（《博物志·異產》）取火井煮鹽事半功倍，後臨邛鹽戶亦以此煮鹽，效率頗高。（《續漢志·郡國志五》“蜀郡”劉昭注引《蜀都賦注》）諸葛亮在利用新技術提高煮鹽效率、降低成本方面，確實有貢獻。《陳情表》作者李密之子李興，曾稱讚諸葛亮“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蜀記》）直到鄧艾滅蜀後，艾仍“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治，為軍農要用”，（《三國志·魏書·鄧艾傳》）可見蜀漢昔日製鹽業之盛。

另一件值得說的事情，就是製鹽業的效率。早在劉備入蜀後，即設立鹽府校尉（又稱司鹽校尉），以王連擔任。王連後卒於任上，前後司鹽政約十年。在這十年裡，王連“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又“簡取良才以為官屬”，其所提拔的呂乂、杜祺、劉幹等人，亦“終皆至大官”。（《三國志·蜀書·王連傳》）

由於王連司鹽期間鹽利頗豐，故而一路升遷，至建興元年（223年）諸葛亮主政，王連已升任丞相長史，以丞相府首吏的極高身份，主持蜀漢的鹽鐵國營。王連在世時，諸葛亮亦曾數次考慮親征，但都被王連以“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為由勸住。（《三國志·蜀書·王連傳》）究其原因，估計還是有王連主持鹽政，蜀漢財政危機有所緩解。而一旦王連去世，便再無有通類人才，可以在儘量不傷民的前提下，維持蜀漢經濟命脈的高速運轉，諸葛亮也只能選擇另闢蹊徑，親征南中了。

王連的鹽政對蜀漢政府居功甚偉，但也並非毫無瑕疵。廖立曾吐槽“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三國志·蜀書·廖立傳》）恐非虛言；王連提拔的得力助手呂乂，也是“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三國志·蜀書·呂乂傳》）的刻薄之人。如此，則蜀漢鹽政依然難脫資源掠奪的痕跡。

實際上，經歷了劉備十年的戰爭經濟後，諸葛亮已經陷入兩難境地。在益州經濟總量短期內難以改變的前提下，要養民，就不能過分索取；要索取，必然會傷民。

也正是由於這種兩難的矛盾，使得鹽政雖然能夠令蜀漢政府在內憂外患中勉強維持，然仍不足以拯救益州的經濟形勢。前引武昌任家灣墓出土的太平百錢小樣，至遲入土時間在建興五年（227年）。考慮到此種貨幣從在蜀漢鑄行，到在吳國流通，尚需一定時間，則這種太平百錢小樣的發行時間，大概亦在建興初年。這是劉備稱帝前後的1.6克輕錢，進一步流通的結果。由此，足可見益州經濟形勢仍然持續惡化。

要走出兩難境地，諸葛亮和蜀漢政府必須迅速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