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史料中，蜀史最為簡略。究其原因，陳壽在《三國志》卷33《蜀書三·後主傳》中說：

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有人據此認為，蜀漢沒有史官；甚至進一步認為，這是諸葛亮故意為之，為的是讓自己大權獨攬，不受史官干涉，也避免身後留下專權僭越的罵名，特別是陳壽說了：“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當然反對的聲音也有，經常被人拿出來說的一個證據，還是出自《後主傳》。《後主傳》提到，景耀三年（258年）：

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

你看陳壽自己都寫了，蜀漢有史官，怎麼會是“國不置史，註記無官”呢？

那麼，蜀漢到底有沒有設置史官，諸葛亮到底是不是為了大權獨攬而刻意不設史官呢？蜀漢的史料為什麼如此簡略稀少呢？

太史令——不是史官的“史官”

要回答這一系列問題，首先要確定，史官究竟是什麼。

這是問題嗎？

看起來不是，但其實是個大問題。

先來看《後主傳》裡提到的“史官言景星見”問題。從古至今，無論是專業學者的論文，還是愛好者的文章，無一例外會在這個問題上糾結。

甲方認為《後主傳》既然明言“史官”，那麼蜀漢一定設立了史官；乙方則反對，說這個史官是管天文曆法的天官、歷官，跟從事歷史著述的史官無關；甲方又說，既然叫“史官”肯定和歷史著述有關，管天文曆法和歷史著述不衝突，比如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曾經擔任過的太史令；乙方又有人說太史令本來就是天官、歷官，不是史官……

吵來吵去，其實核心問題，還是《後主傳》裡的“史官”二字。

什麼是史官？幾乎所有人都會說自己知道，就是記錄史實、蒐集史料、撰寫史書的官員唄。總之，就是從事歷史著述的官員。尤其是由於“太史公曰”四個字，更使太史令這個史官名稱家喻戶曉。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曾擔任太史令，也正是這一職務，方便了他們蒐集整理史料，最終成就了司馬遷“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皇皇鉅著《史記》。

因此，司馬遷擔任的太史令屬於“從事歷史著述的官員”，這沒問題。

問題在於，這個太史令的前面必須加上“司馬遷擔任的”六個字。

漢武帝時期，太史令繼承了先秦太史的傳統，一方面負責記事修史，是史官；另一方面掌管著天文曆法，是天官。當時的太史令，工作涉及天文、曆法、禮樂、上計、算術、災變、圖書等諸多領域，記錄歷史只是職責之一，撰寫史書更是一個可以做、但不做也沒人追究的工作。

漢昭帝以後，太史令不再負責收受郡國計書，史官職能逐漸削弱，天官職能日益突出。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群臣建議太史撰集祥瑞，光武帝沒有批准。至遲到這一年，太史負責記錄的內容，已經與國史無關了。太史令已經完全變為了天官。

具體而言，東漢的太史諸官隸屬太常。《續漢志》卷25《百官志二·太常》言：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

作為天官，太史並不是什麼歷史都不記。但其所記內容，僅限於“瑞應、災異”，和我們理解的記錄言行、事件的史官差了太遠。

雖然如此，作為天官的太史令，卻一直仍然被人們稱為“史官”，這也成為後來眾多口水官司的導火線。

比如剛剛提到的群臣建議太史撰集祥瑞事件，據《後漢書》卷1下《光武帝紀下》記載，群臣上奏稱：

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

光武帝沒有批准，理由是：

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在這裡，“史官”即“太史”。

又如卷3《顯宗孝明帝紀》記載，永平三年（60年），漢明帝曾下詔說：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

前引《續漢百官志》說過，靈臺是歸太史掌管的，其職責是“掌候日月星氣”，這裡的史官還是指天官太史。

將天官太史稱為史官的習慣，至三國時期仍然未改。《三國志》卷2《魏書二·文帝紀》裴注引《魏書》，延康元年（220年）三月：

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

太史作為天官，不僅別人稱其為史官，而且自己也自稱史官。《文帝紀》注引《獻帝傳》載，延康元年十月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許芝當時是太史丞，後來又升任太史令（據《三國志》卷35《蜀書五·諸葛亮傳》、《晉書》卷12《天文志中·史傳事驗》）。

而無一例外，這些被稱為“史官”的太史令、太史丞，其職責都是天象、讖緯、曆法一類。

可見，無論是擔任長官太史令，還是擔任佐官太史丞；也無論是自稱還是他稱，作為天官的太史令，都被稱作“史官”。

蜀漢標榜自己是漢朝正統，諸多制度沿襲東漢。《後主傳》提到的“史官言景星見”，同樣是有關天象，同樣有關“史官”，這個所謂的“史官”只能是作為天官的太史，而與“從事歷史著述的史官”毫無關係。

不過，亦有人提出，陳壽說“災異靡書”，那麼蜀漢的天官也是缺位的。反對方當然會以《蜀書》中幾條關於災異的記載來駁斥，進而認為陳壽的“災異靡書”是胡說八道。這又怎麼解釋呢？其實只要對“災異靡書”不做絕對化的解讀，問題就好解決了。“災異靡書”的字面意思是災異沒有記載，但與上句“行事多遺”對仗，其表達的意思不過是記錄的災異現象很少。

西漢、東漢、蜀漢：史官只招兼職

當然，史官不僅可以稱呼東漢以來負責天文曆法的太史，更可以用來稱呼從事歷史著述的官員。這一類官員，也就是我們平時提到的歷史工作性質的“史官”。

今天看來，編修史書是一件非常專業的事情，而且耗時耗力，史官當然要找專業的人來當。

但是在東漢時期卻不是這樣。把西漢和東漢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個職業史官。所有的史官，都是幹兼職的。

前面提到，西漢時期的史官主要是太史令，太史令既是天官又是史官，本來就是個兼職官員，這與早年史官天官同源有關。到了東漢，太史令成為職業天官，史官卻一直沒成為獨立的職位。

雖然如此，記錄歷史的工作還是要有人做。當時，歷史著述工作先後主要由蘭臺（明帝時）、東觀（章帝至獻帝初）和秘書監（獻帝時）三個機構負責。這些機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國家圖書館和檔案館。具體的職員分別稱作蘭臺令史、東觀校書郎中（校書郎）和秘書監。

從這些官號的名稱也能看出來，校書郎是管校勘文字的，秘書是管理圖書的，他們就是國家圖書館檔案館的管理員、出版社的編輯。

不過這些圖書管理員和編輯都是飽學之士，又守著圖書（當時紙張未普及、更沒有印刷術，圖書是稀有資源）和檔案，讓他們來負責歷史著述的工作，簡直是近水樓臺先得月。

具體而言，這種歷史著述工作有二：其一是記言記事，也就是把剛剛發生的事情記錄先來，是為“註記”；其二是修撰史書（尤其是修撰本朝國史），是為“修史”。負責註記的，我們可稱之為註記官；負責修史的，當然就稱他修史官。不過註記官和修史官往往不這麼涇渭分明，漢魏之時大多數史官既是修史官，也是註記官。

舉個栗子。我們平時在微信裡發朋友圈，記錄生活，記錄想法；有一天突然有人把自己和好友朋友圈的內容整理了一下，最後在此基礎上深加工而寫了一本書。那麼前面發朋友圈的那位，就是註記官；後邊整理寫書的這位，就是修史官。自己發完朋友圈又自己整理出書的，就是兼有註記與修史職責的史官。

朝廷如果有修史需求，特別是從東漢開始系統編撰本朝國史，首先想到的就是蘭臺令史、校書郎和秘書；除此之外，朝廷還會從其他機構借調合適人選，共同組成“國史編撰小組”，負責編撰史書，地點自然就近選在蘭臺、東觀或秘書監。修史如此，註記也是如此。

也就是說，東漢設有履行修史和註記職責的史官，只不過這些史官沒一個是專門從事歷史著述的職業史官。他們要麼是國家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管理員，要麼是國家出版社的編輯校對，要麼是其他政府部門臨時借調的公務員。總之，有事大家就修史註記，修注完了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這樣的史官，蜀漢是有的。蜀漢也有自己的國家圖書館，仍然叫東觀或秘書。雖然蜀史簡略，但從事秘書工作可考者也有五位，分別是郤正、陳壽、王崇、司馬勝之和習隆。按照東漢的制度，他們都是兼職史官。因此，從東漢兼職史官制度的角度看，說蜀漢“國不置史”是不對的。

蜀漢是三國中唯一沒有專職史官、沒有修史成果的政權

可是三國時代畢竟不是漢代，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三國志》成書於西晉，西晉繼承於曹魏。如果從曹魏或西晉的角度看，蜀漢這種兼職史官確實是“國不置史”。

因為曹魏誕生了職業的專職史官——著作官。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3年），在中書省設立著作郎1名，專門負責修史和註記工作。《晉書》卷24《職官志》載：“

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

最早任此職者，是以侍中、尚書典著作的衛覬。

這一次，郎不再是“秘書”，也不是“校書”，而是正八經的“著作”。曾經的圖書管理員、編輯搖身一變，終於成為了職業作家。這是朝廷設置專掌國史修撰之官的開始。

除了著作郎，曹魏仍設有秘書官，負有兼職史官的職責，但史官專職化的趨勢已經勢不可擋。嘉平（249—254年）年間，司馬懿掌政，為著作郎配備了三名“助理”——著作佐郎。晉武帝泰始（265—274）初年，又設立了專門的修史機構著作局。從此，史官不僅有了自己的專門職位，還有了專門機構，甚至有了專門的辦公室。和這麼專業的史官機構比起來，蜀漢的兼職史官確實可以叫“國不置史”。

當然，你會說，我是以偏概全。我們說了東漢，說了曹魏，說了西晉，說了蜀漢，偏偏沒說東吳。

其實東吳一度跟蜀漢差不多，實行的也是兼職史官制度。東吳至遲在孫權晚年有了史官，不過實行的是西漢的制度——讓東漢已經獨立的天官太史令重操舊業，成為天官、史官合一的職位。當然，東吳也有創新。太史雖然同時具備天官、史官職能，但是擔任天官太史令及太史諸官者只負責天文曆法（如吳範、陳苗、公孫騰、趙達），擔任史官太史令者只負責歷史著述（如丁孚、韋曜）

。因此，東吳的太史令雖謂兼職，實際上在向專職發展的。

到了東吳末代君主孫晧時，在中書省設立秘閣，也就是國家圖書館和檔案館，由東觀令、丞掌管圖籍。東觀令丞不僅是專職的圖書管理員，還是兼職的史官。比如曾任東觀令的華核，任東觀令、東觀左丞的周處，都曾參與過東吳國史的編撰。這完全就是東漢兼職史官制度的翻版，從機構設置的角度看，說早期的東吳也是“國不置史”，似乎也沒問題。

可是誰也沒這麼說東吳，為什麼呢？

因為孫晧很快又對史官制度做了改革，設立了左、右國史，其中左國史負責修撰國史，右國史負責註記起居。左、右國史不僅是專職史官，而且分工明確，比曹魏的著作郎還要職業化。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前期的兼職史官，還是後來的專職史官，東吳總算是搞出了一部官方編寫的國史——《吳書》。

前文說過，史官有兩大職責，其一就是修國史，也就是國家出錢出人出力，組織編撰本國的歷史。東漢就已經有了修國史的傳統。班固擔任蘭臺令史期間，基本完成了大名鼎鼎的《漢書》。此後，東觀又成為修史場所，東漢朝廷組織大量人力編撰國史，歷時80餘年，至少19人參與，經過三次大規模修史，終於撰成了官修國史《東觀漢記》。不過此時的修國史只是傳統，還沒有形成像完整的制度。

東漢滅亡後，魏、吳都繼承了官修國史的傳統。曹魏先後由尚書典著作衛覬、侍中典著作應璩、著作郎王沈主持，歷二十餘年修成《魏書》；東吳則在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太史令韋曜（後改任侍中領左國史）、左國史薛瑩先後主持下，歷二十餘年而修成《吳書》。

而蜀漢，毫無成果，甚至沒有任何關於修史活動的記載。

從這個角度講，蜀漢的“國不置史”，不僅是沒有設置專職史官，簡直是連部像樣的國史都沒有修撰。可以說，蜀漢“國不置（專職）史（官）”，是對東漢剛性制度的繼承；而“國不置（國）史”，則是對彈性傳統的拋棄。

註記有官，註記亦無官

被拋棄的彈性傳統，除了修國史，還有集註起居。

集註起居，一定程度上來說就是註記，在西漢稱為著紀，東漢稱註記、起居注或注。兩漢沒有專門負責註記的官員，註記官仍然是兼職，一般有兩種。

一種是相關的官員寫的，比如各級官員撰寫的文書日誌、相關官員撰寫的活動紀實、地方郡國呈報的本地報告等。參與者上至公卿（如太尉府有長史記事、太常也有記事）、尚書令、侍中、御史中丞等重臣，下至郡國記室主簿、主記室史（主記）、上計掾史等員吏。內容、人員相當廣泛。

這種記錄就是由工作報告組成的“大數據”，尚無歷史意識，更像是原始檔案。我們可稱為“甲類註記”。而負責註記的人員，其實稱不上是真正的註記官。

另一種註記則是由史官完成的，西漢主要由太史令負責，東漢主要由蘭臺令史、校書郎負責。尤其是東漢，記錄的多是皇帝（包括東漢實際掌權的太后）言行功德。與原始檔案不同，這類史官完成的註記更規範、更專業、更有條理。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班固完成了為光武帝撰寫的《建武註記》。以此為開端，東漢歷代皇帝都有史官撰修的註記。漢獻帝的史官秘書監荀悅，在其《申鑑·時事篇》中就說：

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記。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史官為鄧太后撰寫《長樂宮注》，又開了為太后、為活人寫註記的先河。

總之，東漢時期的註記已經不僅僅是簡單地記錄言行，更不僅僅是原始檔案，

而是經過註記官的編輯加工，有一定的結構和規範，而且形成了為皇帝、太后修註記的傳統。這種進化版的註記，我們可以稱為“乙類註記”。

三國時期，魏、吳對註記也很重視。曹魏設立了專職史官著作郎、著作佐郎後，註記工作當然也隨之歸於著作諸官。《通典》卷21《職官三》載：

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

《唐六典》卷8《門下省》雲：

魏晉已來，皆中書著作兼修國史。

東吳的左、右國史更是分工明確，右國史專門負責註記。

蜀漢既然有東觀秘書的兼職史官，那麼遵循東漢制度，這種兼職史官必然同時兼為修史官和註記官。也就是說，曾任東觀秘書郎的陳壽，自己就是註記官，那怎麼會說“註記無官”呢？

或許這裡的“無官”，與“國不置史”的“不置”一樣，都是指蜀漢史官制度的非專職性質。東觀秘書郎只是兼職的註記官，並非專職；特別是，東漢“乙類註記”的傳統蜀漢也沒有繼承下來。這與東觀秘書郎是兼職修史官，都是東漢修國史的傳統沒繼承下來是相通的。

如此，“國不置史，註記無官”，可以解釋為蜀漢繼承東漢史官制度，設置兼職的史官（兼有修史、註記職能），而沒有像曹魏、東吳那樣設置專職史官；蜀漢放棄了東漢修史與註記的傳統，沒有編修國史，也沒有修撰乙類註記。

但這也只能解釋陳壽在《蜀書》中，一面說蜀漢設有史官，一面又說“國不置史，註記無官”的矛盾；卻解釋不了“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亦即蜀漢史料相對於魏吳兩國過於簡略的現象。

看來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未完待續，歡迎繼續關注蜀漢史官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