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是中國小說史上的名品，被譽為中國古代四大小說之一，這部小說來源於北宋徽宗宣和年間的一段史實。《宋史·徽宗本紀》中稱：“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東京、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這裡提到了宋江造反，而後皇帝派張叔夜前往招降之事，關於招降的細節，《宋史·張叔夜傳》稱：“宋江起河朔，轉各十郡，官兵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巨舟十餘，載擄獲。於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這裡講到了宋江隊伍之勇猛，轉戰於十個郡縣，竟然官兵不敢阻擋，而張叔夜也同樣不敢與之展開硬碰硬的戰爭，於是使出計策，首先燒燬了宋江水軍的十幾艘大船，而後以伏兵擒獲了宋江的副手，這讓宋江感到大勢已去，於是投降了官軍。
對於宋江手下究竟有多少軍馬，《宋史》中未曾記載，然而對於他的主要成員，《宋史·侯蒙傳》中則稱：“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莫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這裡講到了宋江一夥總計三十六人，而官兵數萬人，都不敢阻擋，由此說明，這三十六人僅是首領，絕不是造反者的全部人馬，而這個數恰好符合了《水滸傳》中梁山泊一百單八將中的天罡星之數。然而這三十六人姓甚名誰，《宋史》中卻未曾提及，直到龔開所寫《三十六人畫贊》才第一次寫出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綽號。
其實從南宋開始，民間就已經開始流傳跟《水滸傳》有關的獨立故事，比如有《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等等，但這些故事都是獨立成篇，並沒有串成一個完整的大故事，直到了宋末元初，《大宋宣和遺事》一書才把這些獨立的故事串聯成一個近似完整的大故事。再後來，這三十六位英雄又增加了七十二位，逐步湊成了梁山泊好漢一百零八位。所以說，《水滸傳》一書是以歷史史實為依據，同時又摻雜進了許多不同的故事，最終串聯而成的一部完整小說。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清福文堂刻巾箱本，書牌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清福文堂刻巾箱本，卷首
但是，究竟是誰把歷史上的這些單篇故事經過一系列的脩潤和排列組合，最終呈現出一部宏大的《水滸傳》的？這在早期文獻中卻未曾有記載。直到明嘉靖十九年高儒在《百川書志》中稱：“《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此為第一次提出該書的最初編纂者是施耐庵，而後又經過了羅貫中的編輯和脩潤。對於這種說法，可由明郎英在《七修類稿》中所言得知：“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
郎英此書作於明嘉靖四十五年，他說《三國志》和《水滸傳》都是羅貫中所編，而郎英認為羅所編必有所本，也就是在他之前已經有人編出了《水滸傳》一書，而到羅貫中這裡，他只是作了修訂。郎英在這裡沒有說出《水滸傳》一書之名，他以“宋江”代稱之，同時他稱別人說《水滸傳》的源頭是出自施耐庵。在這裡，郎英沒有用“原本”這個詞，對於他的用詞，聶石樵在《中國古代戲曲小說史略》中稱：“所謂‘的本’，應即‘真本’的意思。”而聶石樵的這部專著中，又引用了清朱駿聲在《如話詩鈔》中抄錄的施耐庵兩首詩，此詩的題目為《成水滸傳題後》：
太平天子當中坐，清慎官員四海分。
但見肥羊寧父老，不聞嘶馬動將軍。
叨承禮樂為家世，欲以謳歌寄快文。
不學東南無諱日，卻吟西北有浮雲。
大抵人生土一丘，百年若個得齊頭。
扶犁安穩尊於輦，負曝奇溫勝似裘。
子建高才空號虎，莊生放達以為牛。
夜寒薄醉搖柔翰，語不驚人也便休。
對於這兩首詩，聶石樵稱：“這兩首通俗的七律，其格調與《水滸傳》中詩歌的格調是一致的。第一首表敘他對太平盛世的歌頌，第二首抒發他安貧樂道和完成《水滸傳》之後的心情。這是今天我們僅見的關於施耐庵的一點材料。”由此可知，《水滸傳》的最終成書人確實是施耐庵。
關於《水滸傳》的作者，總算達到了共識，然而關於作者的生平，卻同樣難知其詳，比如遊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稱：“關於施耐庵沒有什麼可靠的歷史記載。”而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文學史》也同樣說：“施耐庵大約是和羅貫中同時的人，他的生平事蹟不得而知。”
這麼重要的一部書，而作者的信息竟然如此之少，這樣的反差當然不能令後世滿意，故而到了近代，產生了三次頗為隆重的研究熱潮。關於第一次，莫其康在其主編的《施耐庵研究》一書的“主編絮語”中稱：“自《水滸傳》問世至上世紀初，施耐庵與《水滸傳》，一直停留在隻言片語的明人筆記裡和埋沒於施氏家乘及後裔傳說中。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新世界小說社報》發表《中國小說大家施耐庵傳》，始引起讀者注意。幾乎與此同時，法部主事魏克三回故里興化公幹，在白駒偶然發現施氏宗祠，繼而在施家橋村查訪到施耐庵墓葬，在施氏後裔家發現多種抄本的族譜。”這裡點出了關於施耐庵生平的最初發現。
1952年，《文藝報》上發表了劉冬、黃清江兩人所寫的《施耐庵與水滸傳》一文，此文公佈了一些調查所得的材料，這些材料在文中被稱為《幾種新材料》，其第一項是列出了施耐庵在大豐縣白駒鎮施家舍村施姓所用的神主，上面列明瞭施耐庵之名，而第二點則是在興化縣找到了施耐庵的墓碑，第三點則是列出了明代淮安人王道生所寫的《施耐庵墓誌》，該墓誌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公諱子安，字耐庵。生於元貞丙申歲，為至順辛未進士。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道權貴，棄官歸裡，閉門著述，追溯舊聞，鬱郁不得志，齎恨以終。公之事略，餘雖不得詳，尚可縷述；公之面目，餘不得親見，僅想望其顏色。蓋公歿於明洪武庚戌歲，享年七十有五。屆時餘尚垂髫，及長，得識其門人羅貫中於閩，同寓逆旅，夜間炧燭暢談先生軼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與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餘》《三國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江湖豪客傳》（即《水滸》）。每成一稿，必與門人校對，以正亥魚，其得力於羅貫中者為尤多。嗚呼！英雄生亂世，則雖有清河之識，亦不得不齎志以終，此其所以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與餘牆一間，惜餘生太晚，未親教益，每引為恨事。去歲其後述元（文昱之字）遷其祖墓而葬於興化之大營焉，距白駒鎮可十八里，因之，餘得與流連四日。問其家世，諱不肯道，問其志，則又唏噓嘆惋；問其祖，與羅貫中所述略同。
這段描述寫得十分明確，其稱施耐庵名子安，而耐庵是他的字，並且他還考中過元代的進士，後來因為得罪權貴而棄官歸裡，而後在家中以著述為事，之後寫了多部著作，其中就有《水滸傳》。而這些新材料中，所公佈出的第四點，則是《興化縣續志》中“文苑”所載的《施耐庵小傳》：
施耐庵原名耳，白駒人，祖籍姑蘇，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順辛未進士，與張士誠部將卞元亨相友善。士誠擅甲兵，將窺竊元室，以卞元亨為先鋒。元亨以耐庵之才薦士誠，屢騁不至。迨據吳稱王，乃造其門，家人不與見。士誠入內，至耐庵室，見耐庵正命筆為文，所著為《江湖豪客傳》，即《水滸傳》也。士誠笑曰：“先生不欲顯達當時，而弄筆以自遣，不虛糜歲月乎？”耐庵聞而擱筆，頓首對曰：“不佞他無所長，惟持柔翰為知己。大王豪氣橫溢，海內望風瞻拜。今枉駕辱臨，不佞誠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賢報主，不佞何敢固辭？奈母老不能遠離，一旦捨去，則母失所依。大王仁義遍施，憐憫愚孝，銜結有日。”言已，伏地不起。士誠不悅，拂袖而去。耐庵恐禍至，乃舉家遷淮安。明洪武初，徵書數下，堅辭不赴。未幾，以天年終。
這段小傳也寫得十分明確，與墓誌不同者，則是稱施耐庵本名施耳，同時張士誠曾召其入幕，遭到拒絕。
以上的墓誌和小傳將施耐庵的生平描寫得太過詳細，使得相關的研究專家都對此提出了質疑。劉世德先生寫了一篇名為《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的長文，仔細論證了八十年代之前所發現的所有有關施耐庵的新材料，劉先生的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六期上。而後這篇文章收錄在了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施耐庵研究》一書中。莫其康主編的《施耐庵研究》一書，則僅節選了此長文的其中一個段落。故我對劉先生這篇論文的引文則全部取自江蘇省社科院文學所的那本《施耐庵研究》。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清福文堂刻巾箱本，宋江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清福文堂刻巾箱本，扈三娘、雷橫
劉先生在這篇長文中一一辨析了相應的各種說法，其中一節的分題就是《新材料的破綻和疑點》，比如關於施耐庵的名字，劉先生在此節中稱：“王道生《施耐庵墓誌》說是：‘公諱子安’。《興化縣續志》的文苑傳說是：‘原名耳’。《施氏族譜》則說他名是‘彥端’。僅僅名諱一項，就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說法。”而對於《興化縣續志》中所載之文，劉先生則認定其僅存四十年代印本，從時代上說，距施耐庵的時代相去甚遠，同時他又考證出《興化縣續志》是由李詳主纂，因為經費問題，當時並未刊行，直到1942年，由邑人魏雋最終完成者，而參加過編纂的助手則為劉麟祥。
關於劉麟祥，劉先生在文中引用了《施耐庵資料》一書中所載《施耐庵墓誌（王道生作）及施耐庵傳收入興化縣續志的經過》一文的說法：“他（指李詳）主持修撰《興化縣續志》時，委託邑人劉仲書往劉莊、白駒採訪古蹟人物，發現有關施耐庵的史料、傳說。李詳先生在興化修志局聽劉彙報後，便說：‘施耐庵以著《水滸傳》獲罪，也以著《水滸傳》得名，其生平事蹟不獨前志所不能載；即其子孫亦諱不肯言，今民國成立，無所顧忌，可以補遺。’遂將施耐庵生平載入《興化縣續志》。”而後劉世德先生在該文的最後部分做出了十五點結論，其中第三為：“民國《興化縣續志》中的關於施耐庵的材料（包括施耐庵小傳、王道生《施耐庵墓誌》等），支偉成、任致遠《吳王張士誠載紀》一書所引錄的袁吉人《耐庵小史》，時間晚近，來源不詳，內容可疑，如果作為考索施耐庵生平事蹟的本證，是無法令人首肯的。”
看來，關於施耐庵的這些新發現沒有多少能夠站得住腳者，同時還有其他學者也對這些材料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質疑。比如有人認為《水滸傳》裡的語言，基本上是北方話，而施耐庵是南方人，他不應當熟悉這樣的語句，因此認為施耐庵不可能是興化人。但同樣，也有人根據語言提出了反證，比如張丙釗，在《從〈水滸傳〉的語言看作者的籍貫問題》一文中稱：“過去有人認為，《水滸傳》的語言是‘地道’的北方話。現代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書中有南方話——主要是杭州方言俗語的存在，從而論證其作者為錢塘（今杭州）人。筆者認為，《水滸傳》這部古典文學名著非但不是‘地道’的北方話寫成，而且其中的南方話也不侷限於杭州一地的方言俗語。蘇南一帶方言，尤其是江淮方言詞語的大量存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
而後張丙釗在文中舉出了上百個實例，將此與興化一帶土語進行比較，由此來認定：“《水滸傳》裡不僅有大量吳方言詞語，還有許多下江官話詞語，主要又是南京、揚州、泰州、興化等地的方言俗語。”
施耐庵撰《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民國二十三年上海中華書局據明貫華堂刻本石印巾箱本
餘外，還有不同角度的各種討論，究竟孰是孰非，只能讓專家們繼續爭論下去吧。好在這些爭論並不影響《水滸傳》的偉大。那我們就接著聊一聊這部偉大的小說吧。
如前所言，《水滸傳》是根據許多的故事串聯而成者，因此，這部書的版本也頗為複雜。當代專家將《水滸傳》的各種版本分為繁本和簡本兩大系統。比如繁本中又分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等等，另外還有金聖嘆的七十回本。而繁本與簡本之間也並非回數上的差異，有的簡本在回數上甚至超過了繁本。版本上的考證於此不再展開絮聊，而該小說所敘述的主旨也同樣是見仁見智，故而這篇小文 僅談一談《水滸傳》中的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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