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是靜止的，但歷史可以描繪出一幅關於事件、人物和地方的畫面，而這些事件、人物和地方最終可能永遠被印在“過去的樣子”上。在美國，女性如何獲得投票權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白人婦女參政論者經常排擠非洲裔美國婦女，這些婦女也同樣為自己的投票權而鼓吹和鼓動。這些積極分子忍受著雙重壓迫，因為他們是黑人和女性。這段歷史混亂的一面，是當時女性並不總是相互支持。
黑人婦女經常被從選舉權運動的歷史中抹去，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黑人婦女很少成為正式集會的主題。但以安娜·伊麗莎白·狄金森為例，她在19世紀70年代的巡迴演講中卻享有很高的聲譽。
狄金森以激勵數百名男女投身婦女參政權運動而聞名，她是1870年出版的一幅由7位傑出女性講師組成的平版版畫的中心人物。18歲時，狄金森開始發表演講，最終她的年收入超過2萬美元，甚至比馬克吐溫還受歡迎。
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作為一名狂熱的廢奴主義者開始了她的行動主義。當1840年在倫敦舉行的世界反奴隸制大會演變成一場關於婦女是否應該被允許參加的激烈辯論時，斯坦頓對這場運動失去了一些信心。
在那裡，她遇到了盧克萊霞·莫特，她是一名長期的女權活動人士，兩人在一起。她們一回到美國，就決心召開自己的婦女大會。
直到1848年，在紐約塞尼卡瀑布城舉行的那次會議才聚集了幾百名與會者。
在接下來的20年裡，對婦女權利的要求，對有色人種自由男女的權利的要求，以及內戰後對前奴隸權利的要求，都在爭奪著至高無上的地位。斯坦頓和安東尼即將被趕出婦女參政運動，部分原因是她們與激進的離婚者維多利亞·伍德豪爾結盟。伍德豪爾是1872年第一位競選總統的女性。
伍德豪爾是一個浮誇的人物，但由於她對“自由之愛”的倡導——以及她公開宣稱廢奴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亨利·沃德·比徹有外遇——使她成為包括斯坦頓和安東尼在內的女權主義者的克敵。
在塞尼卡瀑布城會議召開25年之後，人們對這一事件作為女性投票權關鍵時刻的記憶幾乎蕩然無存。
斯坦頓和安東尼需要重建她們的誠意。於是重印了1848年的會議記錄，並廣泛傳閱，以強調自己的重要性。在安東尼主持25週年慶典之際，她幾乎是潛移默化地將自己捲入了創始故事。安東尼甚至沒有參加1848年在塞尼卡瀑布城舉行的著名會議。然而，報紙和慶祝人士都不斷地把她安置在那裡。
安東尼本人從未聲稱去過塞尼卡瀑布鎮，但後來她被公認為婦女參政運動的創始人之一。
19世紀80年代，兩人合作撰寫了長達3000頁、多卷本的《婦女投票權史》，這本書進一步推動了她們在這場運動中自稱為偶像的地位。歷史卻忽略了非裔美國婦女的貢獻。
非裔美國婦女通過她們的教堂和婦女團體為自己的權利進行遊說，特別是在芝加哥地區，那裡有許多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從重建後南方的壓迫中遷移出來。
19世紀90年代，隨著南方的《吉姆克勞法》生效，私刑引發了恐怖主義，黑人婦女發現自己在多條戰線上為基本人權而戰。1895年，73名非洲裔美國婦女聚集在一起，參加首屆美國有色人種婦女全國大會。此後不久，成立了全國有色婦女協會，成為一個主要的婦女權利和黑人婦女參政組織。
當斯坦頓和安東尼分別於1902年和1906年去世時，接下來十年的運動變得更加緊迫。女性正在成為一股社會力量，她們騎自行車、穿長褲，挑戰著社會對她們應該如何行動的規範觀念。
1917年4月，就在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天，“安東尼修正案”——賦予婦女投票權，並於1878年首次提出——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重新提出。
即便如此，報紙上所稱的“沉默的哨兵”仍在繼續抗議。在戰爭時期質疑威爾遜在國內對民主的承諾激怒了許多美國人。1917年7月4日，對女權主義者的憤怒達到了頂點，當時警察突然出現在白宮的人行道上，逮捕了168名抗議者。她們被送往弗吉尼亞州洛頓的監獄濟貧院，並被要求做苦工。
然而，伯恩斯、保羅和其他人要求被當作政治犯對待。她們絕食抗議她們的條件;獄警的反應是強迫她們進食，持續了三個月。另一群婦女參政者被警衛毆打和拷打。公眾開始感到遺憾。不斷增加的公眾壓力最終導致婦女參政論者無條件獲釋。
與此同時，在戰爭期間，女性開始扮演男性的角色。全國婦女選舉權協會希望婦女的戰爭相關勞動能得到選票的回報，該協會資助了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100名婦女的強大組織，由醫生、護士、工程師、水管工和司機組成，她們去了法國，建立了幾家野戰醫院。
其中一些婦女獲得了法國軍隊頒發的勳章，但在戰爭期間或戰爭結束後從未得到美國軍隊的承認。直到今天，唯一被授予榮譽勳章的女性是瑪麗·愛德華茲·沃克。
最後，聯邦選舉權修正案——第19條修正案——於1919年由國會通過。然後將其送交各國批准。
雖然這一成就的100週年將在2020年慶祝，但對許多婦女來說，完全投票權直到幾十年後的1965年才通過了《投票權法》。
直到1924年，美國原住民才被承認為美國公民，但他們在投票中也受到了歧視，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的中期選舉中，北達科他州要求任何有郵箱或其他農村地址的人都必須有一個有編號的街道地址才能投票。
這項法律對居住在部落土地上的美國原住民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因為部落土地上不使用所需的街道地址。在波多黎各，有文化的婦女直到1932年才有投票權;三年後，全民投票成為法律。
“為婦女投票”承認了其他一些為人民爭取權利的婦女參政論者，包括為美國原住民公民權利而戰、後來成立了美國印第安人全國委員會的齊特卡拉-薩，以及民權運動的領導者範妮·盧·哈默。
帕特西·明克是第一位當選為美國眾議院議員的有色人種女性，她也因推動了《投票權法案》和《第九條》的通過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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