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静止的，但历史可以描绘出一幅关于事件、人物和地方的画面，而这些事件、人物和地方最终可能永远被印在“过去的样子”上。在美国，女性如何获得投票权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白人妇女参政论者经常排挤非洲裔美国妇女，这些妇女也同样为自己的投票权而鼓吹和鼓动。这些积极分子忍受着双重压迫，因为他们是黑人和女性。这段历史混乱的一面，是当时女性并不总是相互支持。
黑人妇女经常被从选举权运动的历史中抹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黑人妇女很少成为正式集会的主题。但以安娜·伊丽莎白·狄金森为例，她在19世纪70年代的巡回演讲中却享有很高的声誉。
狄金森以激励数百名男女投身妇女参政权运动而闻名，她是1870年出版的一幅由7位杰出女性讲师组成的平版版画的中心人物。18岁时，狄金森开始发表演讲，最终她的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甚至比马克吐温还受欢迎。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作为一名狂热的废奴主义者开始了她的行动主义。当1840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反奴隶制大会演变成一场关于妇女是否应该被允许参加的激烈辩论时，斯坦顿对这场运动失去了一些信心。
在那里，她遇到了卢克莱霞·莫特，她是一名长期的女权活动人士，两人在一起。她们一回到美国，就决心召开自己的妇女大会。
直到1848年，在纽约塞尼卡瀑布城举行的那次会议才聚集了几百名与会者。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对妇女权利的要求，对有色人种自由男女的权利的要求，以及内战后对前奴隶权利的要求，都在争夺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斯坦顿和安东尼即将被赶出妇女参政运动，部分原因是她们与激进的离婚者维多利亚·伍德豪尔结盟。伍德豪尔是1872年第一位竞选总统的女性。
伍德豪尔是一个浮夸的人物，但由于她对“自由之爱”的倡导——以及她公开宣称废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亨利·沃德·比彻有外遇——使她成为包括斯坦顿和安东尼在内的女权主义者的克敌。
在塞尼卡瀑布城会议召开25年之后，人们对这一事件作为女性投票权关键时刻的记忆几乎荡然无存。
斯坦顿和安东尼需要重建她们的诚意。于是重印了1848年的会议记录，并广泛传阅，以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在安东尼主持25周年庆典之际，她几乎是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卷入了创始故事。安东尼甚至没有参加1848年在塞尼卡瀑布城举行的著名会议。然而，报纸和庆祝人士都不断地把她安置在那里。
安东尼本人从未声称去过塞尼卡瀑布镇，但后来她被公认为妇女参政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19世纪80年代，两人合作撰写了长达3000页、多卷本的《妇女投票权史》，这本书进一步推动了她们在这场运动中自称为偶像的地位。历史却忽略了非裔美国妇女的贡献。
非裔美国妇女通过她们的教堂和妇女团体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游说，特别是在芝加哥地区，那里有许多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从重建后南方的压迫中迁移出来。
19世纪90年代，随着南方的《吉姆克劳法》生效，私刑引发了恐怖主义，黑人妇女发现自己在多条战线上为基本人权而战。1895年，73名非洲裔美国妇女聚集在一起，参加首届美国有色人种妇女全国大会。此后不久，成立了全国有色妇女协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妇女权利和黑人妇女参政组织。
当斯坦顿和安东尼分别于1902年和1906年去世时，接下来十年的运动变得更加紧迫。女性正在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她们骑自行车、穿长裤，挑战着社会对她们应该如何行动的规范观念。
1917年4月，就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天，“安东尼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并于1878年首次提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重新提出。
即便如此，报纸上所称的“沉默的哨兵”仍在继续抗议。在战争时期质疑威尔逊在国内对民主的承诺激怒了许多美国人。1917年7月4日，对女权主义者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当时警察突然出现在白宫的人行道上，逮捕了168名抗议者。她们被送往弗吉尼亚州洛顿的监狱济贫院，并被要求做苦工。
然而，伯恩斯、保罗和其他人要求被当作政治犯对待。她们绝食抗议她们的条件;狱警的反应是强迫她们进食，持续了三个月。另一群妇女参政者被警卫殴打和拷打。公众开始感到遗憾。不断增加的公众压力最终导致妇女参政论者无条件获释。
与此同时，在战争期间，女性开始扮演男性的角色。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希望妇女的战争相关劳动能得到选票的回报，该协会资助了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100名妇女的强大组织，由医生、护士、工程师、水管工和司机组成，她们去了法国，建立了几家野战医院。
其中一些妇女获得了法国军队颁发的勋章，但在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后从未得到美国军队的承认。直到今天，唯一被授予荣誉勋章的女性是玛丽·爱德华兹·沃克。
最后，联邦选举权修正案——第19条修正案——于1919年由国会通过。然后将其送交各国批准。
虽然这一成就的100周年将在2020年庆祝，但对许多妇女来说，完全投票权直到几十年后的1965年才通过了《投票权法》。
直到1924年，美国原住民才被承认为美国公民，但他们在投票中也受到了歧视，最近的一次是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北达科他州要求任何有邮箱或其他农村地址的人都必须有一个有编号的街道地址才能投票。
这项法律对居住在部落土地上的美国原住民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部落土地上不使用所需的街道地址。在波多黎各，有文化的妇女直到1932年才有投票权;三年后，全民投票成为法律。
“为妇女投票”承认了其他一些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妇女参政论者，包括为美国原住民公民权利而战、后来成立了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委员会的齐特卡拉-萨，以及民权运动的领导者范妮·卢·哈默。
帕特西·明克是第一位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的有色人种女性，她也因推动了《投票权法案》和《第九条》的通过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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