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从清政府面临的内外国际形势出发，主张和日本交流“联合”，从而避免在国际外交上的孤立，避免树敌太多。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清政府与日本以平等的身份签订的条约，此条约的签订也拉开了清政府与日本近代外交的帷幕。以《中日修好条规》为标志，李鸿章“联合”日本的思想也确定了。
1870年10月，日本政府派柳原前光等人来中国缔约。柳原前光对总理衙门上书，曰“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定盟约，共通有无；况邻近如中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 当时的总理衙门对缔约还有一些忌惮，认为可以通商但是缔约就不必了。当柳原前光遭到总理衙门的拒绝后，他转而求助于李鸿章，“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唯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 柳原前光用中日“联合”来对抗西方列强的表示，意在告诉李鸿章日本和清政府“联合”的诚意。而此刻的李鸿章早已经萌发了同日本“联合”从而对抗列强的想法，此时他又得到了柳原前光的“暗示”，所以身为协办大学士和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可以缔约的。李鸿章积极上书总理衙门主张和日本签订条约，“与之深谈西事, 似有大不获已之苦衷。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 精通华文, 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 正可联为外援, 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李鸿章认为如果清政府对日本“
就其纳款之时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为外援，亦可以稍事联络。”虽然李鸿章积极主张和日本订立条约加强交流“联合”，但是清政府的顽固派却阻止和日本签订条约，特别是顽固派的重要人物英翰更是极力反对，他强调“允与日本订约通商，是于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与其将就一时，而遗无穷之患，不如明示大义，以绝非礼之求。”鉴于顽固派的阻挠和朝廷的犹豫，李鸿章又给总理衙门上书，陈述和日本缔约的重要性“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反之，“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自不如就其求好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李鸿章认为应该加强和日本的官方交流加强合作，“最要者在立约后中国或派大员长驻京师，或委员近驻长崎兼充各港领事”，而“设一旦西国有变，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 ”这表明了李鸿章想与日本“联合”的本意，一方面是希望用条约的形式和日本“联合”以防止日本对中国的非分之想，防止在清廷的掖肘之地再树一强敌；同时也防止日本加入西方阵营侵略中国。他认为这样既可以牵制日本，同时也可以防范泰西诸国。
当时的清廷内部因为和日本缔约一事产生分歧，顽固派担心同日本的订约如同和西方列强的订约一样，会贻害无穷，顽固派虽然反对，但其所坚持的做法不利于解决清廷所处的困境，没有得到清廷的支持，同时总理衙门也考虑到“恐日本若挽英法居间介绍，却之不可，允之反而示弱”的情况，因此总理衙门接受了李鸿章与日本缔约的建议。至于为何与日订约，李鸿章认为此次缔约是为了联以“强援”，因此他认为此次和日本的缔约应该是一个平等的条约，指出“不可照英、法、俄一例办理。”
1871年 7月9日清政府委派李鸿章为全权订约大臣，而日本则委派了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大臣，率领庞大的使团来华订约，这其中也包括之前来过的柳原前光。伊达宗城在与李鸿章的缔约谈判中，极力援引西方列强与清廷缔结的条约条款，希望把开放港口、片面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等一系列的不平等特权写入条约。这反映了当时日本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时候，已经吸纳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占领原料产地和殖民地、扩大世界市场同时向殖民地倾销商品的侵略扩张理念。面对日本咄咄逼人之势，李鸿章指出“条
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不可载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 强烈拒绝了伊达宗城提出的订约草本，要求日本按照清廷提出的订约草本为依据进行谈判，日本政府最后同意了李鸿章的要求。最后在李鸿章的积极斡旋下，清政府于1871年9月13日和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第二条规定：“两国既已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互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李鸿章对条约内容很满意，在谈判还没有结束的1871年8月30日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就高兴的说到“总之束约铁案已定, 纵欲倚西人为声援, 断不能转白为黑”。
李鸿章希望清廷与日本“联合”的政策通过条约确定下来，条约的签订从法律上避免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条约规定的“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互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的条款也带有中日互助联合的涵义，李鸿章达到了联合日本的目的。中日《修好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李鸿章中日结盟思想确立的标志。
但是，李鸿章的中日“联合”思想和西方国家的结盟联合思想并不相同，西方国家大多都实行着资本主义的一套治理国家发展经济的方针，而且西方国家很早就已经在《韦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基础下建立了一整套相对平等的联合结盟的体系。李鸿章与日本订约虽然也希望讲求西方式的联合，但是却没有西方式的实力巩固联合。在清政府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不断难以自保的国情下，李鸿章希望通过缔约来维持清政府的封建极权统治确实已经不易。
但是，在条约中中日双方并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李鸿章“联日”的目地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加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阵营，同时在清政府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可以“倚为外援”。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牵制日本的同时，防止这个距“苏浙仅三日程”的“掖肘之国”成为清政府的“大患”。就当时清政府在列强环顾的国际环境中说，李鸿章的“联日”主张还是有必要的。但李鸿章过于相信伊达宗城和日本政府，而且过于迷信中日《修好条约》的约束力。就在李鸿章沉浸在缔约成功的气氛中时，日本政府却因为缔约没有达到先前期望的利益而要求与清政府改约，更在清政府无暇顾及东海疆土的时候积极开始进行入侵台湾、琉球的准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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