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禁止诸王奔丧赴京
1、禁止给皇帝奔丧。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朝廷发布《明太祖遗诏》，其中即规定“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止诸王会葬，遂为永制”。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本人因突然驾崩，并未留下遗诏禁止诸王奔丧。从《明仁宗实录》记载看，永乐帝驾崩后，除了时在京城的藩王，仁宗特召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进京奔丧。赵王还因亲送梓宫赴山陵而获得仁宗赏赐。汉王和赵王之所以被召入京奔丧，乃是因为二人是朱棣之子，朱高炽之弟，属至亲，地位特殊，故不在禁令之中。其他远枝藩王，凡有奏请入京奔丧者，仁宗皆以“国有大戚而藩之寄重”而拒绝，只令各藩遣官代行：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周王橚奏请躬大行皇帝几筵行祭礼。上遣书答曰：“叔同气哀感之情至诚且切，但高年远道，跋涉之劳，非独侄有所未安，计大行皇帝圣灵亦未必安也，宜止不来。”时各王奏请躬诣大行皇帝几筵行祭礼，及贺上即位者，上以国有大戚而藩之寄重，悉报止之，令遣官代来 。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驾崩，禁止诸王奔丧的内容再次重新写入遗诏之中：“在外亲王藩屏为重，不可輙离本国”。只有汉王朱高煦遣世子入京奔丧，可见汉王地位之重隆于其他各藩。六月，唐王朱琼烃奏欲躬诣大行皇帝几筵致祭，宣宗以天气炎热，且遣诏有命，复书止之。自是诸王欲来者皆止之。至此之后，各朝皇帝驾崩，朝廷均在遗诏中禁止诸王赴京奔丧。宣德十年，宣宗驾崩，遗诏言：“宗室亲王，藩屏任重，谨守封国”。
2、禁止给皇后和皇太后奔丧
洪武时期，诸王尚有为皇后奔丧之例。洪武十五年，太祖高皇后薨，秦、晋、燕、周和楚等王皆奔大行皇后丧至京师。洪武十七年，孝慈皇后大祥，诸王亦皆赴京。朱棣继位后，着力削藩，诸王已经不再被召入京奔丧。永乐五年，文皇后驾崩时，朱棣诏赵王入京奔丧，其他藩王遣世子或中官致祭。永乐十一年，文皇后梓宫从南京出发往北京，入葬孝陵。礼部先以文皇后葬期报各王府，各王奏请赴京祭奠，朱棣以道远劳人，只令遣官来祭，但汉王朱高煦作为文皇后之子赴南京参加了梓宫发引礼。由此可见，在永乐时期，仅许至亲藩王入京奔丧。仁宗诚孝皇后张氏，正统七年十月薨，时已为太皇太后，朝廷颁布遗诰，其中关于诸王奔丧曰：“
宗室诸王，藩屏为重，毋輙离本国，但遣人进香，不必送葬。诸子先有君命召者，君命为重，仍听赴京”。明令禁止诸王赴京送葬，但仍然允许有皇帝特许的诸王赴京奔丧。宣宗孝恭皇后孙氏，薨于天顺六年九月，时为皇太后，其遗诏亦禁止诸王奔丧：“宗室诸王，藩屏为重，不必赴京送葬，但遣人进香”，但与仁宗张皇后的遗诏相比，其中已不再有诸王可奉君命入朝之语。这一方面是由于此时，诸王进京早已非常例；另一方面也表明朝廷对诸王防嫌日甚。至此，凡各朝皇后和皇太后驾崩，遗诏中皆禁止诸王奔丧，即使至亲诸王也不得入京。 （二） 禁止诸王朝觐
1、禁止每岁常规朝觐
《皇明祖训》规定亲王可每岁朝觐：“凡亲王每岁朝觐，不许一时同至，务要一王来朝，还国无虞，信报别王，方许来朝。诸王不拘岁月，自长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毕，方及庶者，亦分长幼而至，週而复始，毋得失序。”从《明太祖实录》记载看，洪武年间，诸王入朝频繁，且多是数王同行。如，洪武十二年，秦王和晋王同时来朝；洪武十七年七月秦、晋、燕、周、楚、齐六王来朝；洪武二十一年，秦、晋、燕、周、楚、齐、湘、鲁、潭九王来朝。洪武二十六年六月，朱元璋召秦、晋、燕、周和齐五王于八月十二日至京师，代、肃、辽、庆、宁五王于九月十二日至京师。而其一年之中，诸王可朝觐数次，洪武二十五年，周王朱橚来朝，同月晋、燕、楚、湘四王来朝。八月，燕王和湘王再次来朝。建文朝，惠帝削藩，遂绝诸王入京朝觐之事。成祖继位后，反建文所为，笼络诸王，故命诸王朝觐，以叙亲亲。“永乐朝，亲王入觐者不绝，盖文皇矫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礼 。”建文四年七月，朱棣下诏在京诸王三日一朝：
吾与诸弟皆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岁得一见，数岁得一见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己，今吾承继大统，诸弟早暮来聚，岂不甚惬于心。顾炎暑方盛，举动烦劳，可三日一朝，用称友于之意。之后每年都诏在外藩王入京朝觐，亲王郡王皆有，几乎络绎不绝。
宣宗继位后，禁止诸王入朝的诏旨陆续下达，终宣德一朝，仅见赵世子及安阳王曾入京朝觐一次，后“汉王高煦，以反见诛，遂废入朝之事”。诸王朝觐不在举行。庆王朱㮵多次请求朝觐，皆被宣宗拒绝。宣德元年七月，庆王朱㮵奏请朝觐，未允；同年九月，庆王朱㮵再次奏请来年春朝觐，宣宗复书止之曰：
知尊候复常，深用慰喜，承喻欲以新春来京，甚感亲爱之厚，亦予心所欲也，但《祖训》在上，所不敢违。叔祖诸王之表，率朝廷所倚赖，如有人言予不能加礼老长，使之安佚，致远道劳顿，为予之过；叔祖闻之，亦必不安矣。以是不敢闻命，俟可来时，当专人奉迓也 。
宣宗拒绝的理由有三：第一个理由是不敢违背《祖训》，《皇明祖训》明确规定亲王可每岁朝觐；若亲王系天子伯叔之类，年踰五十可不朝，世子代之。庆王朱㮵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到此时宣德元年（1426），为 49 岁；符合《祖训》的朝觐规定，但宣宗却以《祖训》为推辞，表明《皇明祖训》的具体条例在洪武之后已变得不适用且不可行，因《祖训》一字不可更易的特殊性，而逐渐成为皇帝借以实施新规定的口号和托辞，公然以“祖训”之名违背《祖训》；以《祖训》的名义禁止诸王朝觐，具有最高法律的意味，明代诸王朝觐就此基本停止。第二理由是，庆王年事已高，宣宗作为侄孙辈，不宜使庆王舟车劳顿，这自然是谦辞。第三个理由是，等合适的时机，就派专人奉迎，这自然是托辞。宣德五年，庆王朱㮵第三次请求入朝；宣德七年五月，庆王第四次请求朝觐；宣宗皆以庆王春秋高，藩屏事重，路途跋涉为词拒绝。到了宣德八年三月，庆王第五次奏请入朝时，宣宗直接以《祖训》：“
亲王年踰五十不朝”为由拒绝。不仅庆王，其他藩王凡有奏请朝觐者，皆复书止之。宣德七年，郑王朱瞻埈、楚王朱孟烷、淮王朱瞻墺、梁王朱瞻垍、蜀王朱友 、荆王朱瞻堈和襄王朱瞻墡先后上疏请朝觐，均未允。宣德九年，代王欲率子孙朝觐，沈王朱佶焞欲同诸弟来朝，皆复书止之。到了天顺朝，天顺元年和天顺四年，襄王朱瞻墡先后两次朝觐；天顺六年朱祁铨亦被准许入朝。但襄王、淮王朝觐已非常例，实属皇帝一时特恩。特别是襄王朝觐，乃英宗为释前嫌而有此举：
唯英庙复辟，以襄献王宣宗同母弟，曾有疏上章皇后，请视南城起居；又疏劝景帝朝南内。上感其诚，且先有于谦等，以金符迎襄邸之谤，欲慰安之，故命之入朝。情礼优渥，前代无比。其归国时，车驾又亲送至卢沟桥，特赐以护卫，时护卫不设久矣。此后亲王不朝者将四十年。
天顺以后，诸王朝觐之禁更为严厉。即使皇帝本人允许，群臣也会极力反对，崇王朱见泽请求朝觐一事即是实例。弘治七年，太皇太后周氏卧病，崇王朱见泽乃皇太后所出，故奏乞诣阙问安。孝宗本欲同意崇王的请求，命礼部看详以闻。礼部言：“前此崇王以皇上嗣登宝位，及太皇太后圣寿六十之期，两次奏乞赴京庆贺，皇上皆从。廷臣集议，谕王勿来。今各处灾伤，人民穷困，正上下交修，慎守封疆之时，王之举措未宜轻易。况太皇太后圣躬近已康复，王若驱驰跋涉，致有风露之疾，反不免上廑太皇太后及皇上之忧，乞谕止之。”孝宗不肯，命礼部会官再议，英国公张懋参与了第二次会议，且与礼部意见一致，孝宗方才作罢。《明史》也记载了此事，当时礼部尚书倪岳上言反对崇王觐见：“数年来三王之国，道路供亿，民力殚竭。今召王复来，往返劳费，兼水溢旱蝗，舟车所经，恐有他虞。亲王入朝，虽有故事，自宣德来，已鲜举行。英宗复辟，襄王奉诏来朝，虽笃敦叙之恩，实塞疑谗之隙，非故事也。”大学士徐溥亦以为言，孝宗不允，致使言官交章上疏劝谏。从大臣的反对意见来看，大臣的主要理由是崇王朝觐往返劳费，供亿力殚，并且指出襄王在天顺间之所以被允朝觐，乃是英宗“
塞疑谗之隙”，不当仿效。此事表明，宗室藩禁政策实施中，士大夫官员起了推动和强化的作用。宣宗朝以后诸王朝觐已不再举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禁止诸王朝觐从未作为一项正式的规定写入相关法律条文中。这自然是由于禁止诸王朝觐的事实与《祖训》朝觐的规定相左，不能公然违背祖训。但同时，因朝廷从未颁布正式禁令，导致在宣宗朝以后，在朝廷屡屡禁止朝觐的情形下，藩王请求入朝的现象仍十分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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