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之所以能夠在政治舞臺上站住腳，沒有栽大跟斗，又與他所處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首先從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來看，北宋王朝的統治者，借鑑唐王朝分封割據之弊端，強調中央集權，統一法紀，提倡“恭謹靜慎”為賢。經過太祖、太宗、真宗三代（91年）的統治，政治比較平穩，生活比較安全。在近百年和平建設的大環境裡，再加上倡導謙恭、謹慎、聽話，漸漸地出現了一種負效應：循默苟且，頹唐懶惰，寬恕鬆弛，又漸漸地發展到百職不修，紀綱廢壞，貪汙腐敗之風蔓延，隨之盜賊並起，異族侵邊，農民起義的動亂之事也多次出現。到了仁宗時代，已經是危機四伏了。在高層領導者中間也迫切感覺到，急需要來一場大的改革，以清除積弊，振興吏風。正如歐陽修所說：“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氣，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結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
在當時，有好幾位有識之士也都向仁宗皇帝提出過這樣的意見。
危機四伏，問題如山，這種形勢在朝野當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仁宗皇帝比較開明，也想幹一番事業，於是就以皇帝他自己為中心，增加臺諫的力量，提倡大膽地批評和議論朝政，甚至可以當著他皇帝的面展開廷辯。
包拯沒有遭到大的噩運，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有了仁宗皇帝的支持。仁宗皇帝立志改革的願望，又是整個社會發展的總趨勢，而仁宗皇帝的軟弱、不堅定，又是與他的個人經歷、腐朽的社會制度密不可分的。
包拯擔任監察御史，積極支持新政。可以說，是仁宗皇帝的需要、時代的需要，需要有人站出來大聲疾呼，於是，包拯便應運而生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大環境、沒有希望改革的宋仁宗，包拯是出不來的，即使出來也要被壓死的。仁宗皇帝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君主。他能夠聽取很尖銳的意見，又很瞭解包拯的忠誠。有時候，即使包拯的意見不符合他的意願，或者態度不夠冷靜，他也能夠理解、容忍。在多年的相處當中，仁宗瞭解包拯的忠誠，包拯也瞭解仁宗的寬厚。有了這種瞭解，談論國事也就比較大膽了。公元1058年（嘉祐三年），包拯向仁宗提出建議：應該建立太子。
仁宗皇帝反問包拯：“你看應該立哪一位為太子？”包拯馬上就回答：“陛下，立太子這樣的事，應該由皇帝自己來確定，是不應該問我的。這是國家的大事，我只是提出建議，是沒有任何私念的啊。”從這段對話，我們可以看到，包拯的頭腦相當清醒、相當敏捷，毫不含糊地把仁宗的問話頂了回去。這種頂撞是大膽的，是無畏的，也是坦誠的，因此也是很能夠喚起對方好感的。包拯就是用這種坦誠，而不是用順從贏得了仁宗的信任。包拯明明看到仁宗不喜歡聽的意見，他仍然敢一再地上奏議；包拯有時在廷辯時過分激動，態度失於檢點（在廷辯時唾沫曾經濺到仁宗的臉上），仁宗也能夠容忍；包拯生病，仁宗派人送藥、問候；
1062年五月二十四日包拯辭世，仁宗十分悲痛，宣佈“輟朝一日”，並親自到包拯家中弔唁。當他看到包拯的幼子包綏只有5歲，披麻帶孝，忍不住一陣心酸，當場賜給一些錢物，賜給包綏一個太常寺太祝的官銜，並記錄在冊。仁宗很動情地說：“包拯一生，公而忘私，從來沒有給自己的子孫後代謀求福祿啊！”
包拯去世3年，知廬州的官員、包拯的門人張田在整理《包孝肅公奏議題辭》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宣，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為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神帝闕，下療民病，中塞國素，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於君而為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公，扶憾復怨，如鶯得搏，若感肆毒，顛墜於憔悴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眾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也…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於時，難矣乎！”張田深有體會地提出，包拯的政績和成名，於仁宗的至明上聖有著不可分的關係。沒有仁宗“善容正人，延說議”，“有不可惑之聰”，包拯是很難做出那些政績的。包拯之所以能夠得到仁宗的信任，主要是他的真誠、正直、無私、忠孝兩全。可以這樣說：包拯因仁宗而成名；仁宗因任用包拯而受到人們的尊敬。明君賢臣，相輔相成，互相輝映，相得益彰。
仁宗的特點就是“天性仁孝寬裕，喜慍不形與色”。
元朝的史臣有這樣的評論：“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跌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圈，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灌，帷巾衾稠，多用增施。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置人以死，況敢濫用闢乎！’”
從史書上的這些記載，可以看到仁宗寬宏仁厚的性格。
仁宗對包拯的信任，還有以下兩段記載：
包拯去世以後，知合肥的長官張環在《包孝肅公祠堂記》中說：
公行也備，才也果，言也誠，志也忠，自初仕遞於考終命，其節未嘗少衰變。昔之君臣際遇，道合計從者有之，或不能知人，或恥所改為，或蔽於旁近，或未識統紀，讒入則見遠，拂欲則生念。觀公平居進益廷爭之語，人能道之，任剛肆直，雖鼎鏡在前，植若自守，聞者為其悚然。而仁廟樂聞直諫，容納是止，無一毫介蠶，始卒聽用之，自堯舜、文武而下，仁廟一人而已。
張環對仁宗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認為：自堯舜以後，就要數仁宗皇帝了。
明代有一位大臣劉定之，在《讀包公奏議》後，有這樣的文字：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絕無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強好名如唐太宗者。嗟乎！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為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為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為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為乎！
劉定之與張田有相同的觀點。只要有了仁宗這樣的皇帝，就會有包拯這樣的奏議。如果沒有仁宗這樣的皇帝，雖然有包拯這樣的奏議，那也是行不通的。像包拯這樣的人，天下是不難找到的，最難的是，沒有仁宗這樣的皇帝。金末文學家元好問的《遺山先生文集》中有這樣一首詩：“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人是自私的，想做到“公廉”，那是第一難事。到了元朝，劉敏中又寫道：“吾人垂淚嘆遇客回頭看。誰不愛清官，清官似子難。”為什麼會有這個第一難？一方面是人們丟不下這個自私，為貪慾所累；更為重要的原因是，皇帝自己要腐敗，容不得耿直的清官。所以，仁宗皇帝在這一點上備受人們的稱讚。
但是，從治理國家來看，仁宗又是軟弱的。“慶曆新政”的天折，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仁宗在位數十年，在先因寵信後宮的美女，失去節制，神魂顛倒，無法理朝；宰相不得不採取特殊的措施，把美女送到了外地。後來仁宗又寵信張貴妃，差一點出了大事。在這些方面，仁宗無法與唐太宗相比。人們承認仁宗是比較開明的，能夠任用包拯這樣的清官，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又承認他是一個難遇的好皇帝。
包拯瞭解仁宗、尊敬仁宗，服從仁宗，但是，他並不迷信皇帝。他認為客觀的情況變化無窮，是“無極”的，皇帝也不是萬能的，他要依靠選拔能幹的大臣，還要建立諫院，加強監督。他認為建立諫院的目的就是：“掌侍從諫院，仗下候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善朝政綱紀之地，為王耳目之司。”包拯十分重視監督，把諫官視為朝廷的耳目，掌握綱紀的執行情況，並及時地評價得失、開展有力的批評監督。明君賢臣，創造了一段美麗的佳話。但是，這段歷史也有力地證明：人治有其致命的弱點，把希望寄託在這裡是靠不住的。大宋王朝雖然有宋太祖那樣的開國皇帝、有仁宗這樣的賢明君主，可還是無法挽回地走上了滅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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