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很多人都认为宋朝是实行的高薪养廉制度。曾经有部清宫小说惊呼，宋朝官员的俸禄清朝的十倍。但对照事实却只能感慨一句：你读书少我不怪你！
事实上，宋朝开国以后，一直到宋真宗元符年间，宋朝官员薪水比起唐朝，真的是没法比。以名臣杨亿的奏报：宋朝官员平均工资，只相当于盛唐官员的五分之一。就是这么点钱，在宋真宗之前，还经常不能足额发放，通常只能发七八成。
那年头大宋年年和辽国血拼，动刀动兵就得砸钱，只能先让干部们艰苦一下了！
等到《澶渊之盟》签过，大宋边关基本算太平了，生产工商业都火热起来，宋真宗也急干部之所急，从大中祥符二年起，开始高调涨工资。按大宋工资制度规定，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类，就是基本工资加奖金补贴再加田产。
感觉和2007年以前公务员的收入构成差不多呢。那个时候有福利分房，现在没有了，只有工资和津补贴两块了。
如果仅看高官的话，涨过工资的大宋，待遇真是优厚到全世界羡慕。枢密使级别的高官，基本工资月薪三百贯，用购买力平价来算，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九万块，其他“加俸”“职田”这些补贴收入，没有标准数额，但官越大越多。
比如：包拯做开封府尹的时候，工资外每月都有30石米粮补贴和1500贯公务开支补贴，他的“职田”每年还有2000石米的收益。补贴如此优厚，所以包拯两千四百贯年薪，估计基本不用动！
知府尚且如此，宰相可想而知！
所以，北宋那些高官名臣们，位居高位后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花样晒幸福。
比如：草根励志典型吕蒙正，从穷书生做到宰相，每天都喝鸡舌头汤，给他做碗汤就要杀上百只鸡；铁血抗辽的名相寇准，天天晚上都要摆宴席，他喜欢用巨型蜡烛，据说亮的跟白天似的；翰林学士蒲宗孟每天吃饭要杀十多头猪（也不知是不是和猪有仇），洗脸、洗脚、洗屁股都单独烧水，还有好多美女伺候。
而且这几位，还都是些政绩人品不错的名相。
但要是以为，北宋官员都这么阔绰，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北宋高薪的一大毛病，就是不同级别官员，贫富差距极大，高官拿高薪，基层官员清苦依旧。比如县令一级，大县的县令工资也就20贯，县尉在宋神宗年间涨了工资，也才涨到了12贯。
虽然基层官员也有补贴和职田，但古代官员任职，都是拖家带口，还要雇仆役，经济负担其实很重。拿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说，他官其实做的不低，干的又是掌管粮运水运监察的通判，属于待遇比较优厚的地方官。但他老实干活，非但没过多少好日子，却是“一日不继则无策矣”，开销太大了！
更有人比人气死人的地方。高官们退休还有丰厚待遇，只要没犯错误，退休可拿全额工资。子弟故旧还可以得到特赐官职。比如：宰相王旦退休后，儿子孙子外孙学生几十号人，全都授了官职吃国家财政。这就是北宋的“恩荫”制度。
这制度发展到最后，后果非常严重。宋徽宗年间的淮南转运使张根哀叹，自己辛辛苦苦给国家收税，每年上缴中央三亿文钱，还不够养洛阳城里这群退休老干部的。国家的钱，都花在这群吃闲饭的人身上了！
本来就目的上说，花这么多钱养干部，用宋太宗的话说，是为了“责之廉隅”，就是为了养廉。但这种不同级别冰火两重天的养法，造成了两宋一直没根除的顽疾：基层腐败！
基层官员工资低，未入流的小吏待遇更差。可是，朝廷各种政策，却都要靠他们在基层推行。结果只能是各种营私舞弊，大宋好些很利国利民的政策，最后都因基层的乏力弄偏了。
发展到后来，以宋朝李新的话说，叫“廉吏十一，贪吏十九”。尤其是小吏，官位小权力大，一有空子就钻，不单自己财源滚滚，还常把官员拉下水。严重到什么程度？就连号称“青天”的包拯都被坑过。
他做开封府尹的时候，有小吏就在他眼皮底下和告状的苦主串通做假案，欢天喜地的蒙到钱。沈括后来曾吐槽说：“（包拯）不知乃为所卖也！”
连包拯都被人卖，宋朝吏治，也就成了表面名臣云集，骨子里各种贪腐泛滥的状态。仁宗年间开封小吏冯士元贪腐事发被抓，一审把人吓一跳，他把政事堂枢密院御史台三大机构全扯进来了，不起眼的“苍蝇”，曝光了朝庭特大贪腐丑闻。
类似状况，从北宋到南宋屡见不鲜。南宋宰相韩侂胄门下的小吏苏师旦，收钱收到门庭若市，后来事败一查，比好些朝廷大员都有钱！
这种奇特腐败，与宋朝的奇葩高薪制度分不开。真正长期拿高薪的，要么是高官要么是恩荫的闲职，基层真正干活的职位，却相当清苦。再加上监督不力，自然腐败丛生。高薪不是错，但钱没花对地方就成了问题。
不过，大宋高薪养廉，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高薪的背后是对官员严格的考核别，犯错不发退休金，办错案不管多少年，都要追责到底。除南宋政治畸形那些年代，北宋绝大多数宰相高官，个人操守都基本可以肯定。
这样看来，高薪没错，钱花对地方、花对人很重要，良好的监督考核制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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