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河古堡，大部分位於沁水、陽城、澤州，沿沁河一帶，以前我們遊覽古堡，只知道看古建的壯觀，現在，突然有一種聲音——
《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竟然就是上莊的大佬王國光！
真相究竟如何？且聽@何柄紅 先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金瓶梅》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寫實主義”的鴻篇鉅製，其在文學界爭議之大、海內外影響之巨，非同一般。
清初文藝理論家張竹坡稱《金瓶梅》為“第一奇書”；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其為：“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
毛澤東同志對該小說則給予了全新的更高的歷史評價，認為《金瓶梅》寫的是真正的明朝歷史，“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和被壓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緻的。
《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
迄今為止，在我國國內的“金學” 研究領域，就《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到底是何人，一直存在分歧，眾說紛紜，未有定論。
蘭陵笑笑生已成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四百多年來一直在困擾著專家學者和讀者。持不同意見者也越來越多，已知列入“金學”作者名單的可甄選人數即高達六十多人。
這些研究者多站在小說屬地語言學的立場上對作者身份進行考證。認為《金瓶梅》中存在著大量的江浙方言、山東方言（所有研究者的共識），故而各抒己見，似乎也均能拿出“證據” 考稽，而諸觀點又不為彼此所完全認可肯定。
在眾論述及觀點中，唯獨西北大學教授李魯歌第一個注意到《金瓶梅詞話》（後文均寫作“金瓶梅”）裡存在著大量的山西方言。
李的此種認識和發現尤為獨到、新穎，不啻為當下的“金學”研究提供了一條全新的思路，更將蘭陵笑笑生到底是何人指向了其或為山西人的可能。
本文據此從小說“寫實主義”著手作詳細考究，從方言學和作者必須具備的寫作背景、閱歷、以及書中所描述的飲食、地名等內容的角度，全面求證得出如此結論：
蘭陵笑笑生非山西陽城人王國光莫屬。
《金瓶梅》問世以來，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間傳閱，在手抄過程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漢字訛誤，則在所難免；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由東吳弄珠客、欣欣子作序的《金瓶梅詞話》付梓刻印，《金瓶梅》才第一次以印刷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
後又有崇禎版《新刻繡像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則對萬曆版本作了改動，方言部分閹割改異較大，詩詞刪削過於明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的張竹坡點評版，則以崇禎版為藍本。
因崇禎版在詞話版之後，而張竹坡點評版又在崇禎版之後，從時間上講，三個存世的《金瓶梅》主要版本中，當以萬曆朝詞話版更接近於真實的原著。
故，本文所研究的語言對象也均採用萬曆詞話版本。
齊有齊言，楚有楚語。方言作為一個地方的特殊語種，被稱為地方特色文化的DNA。它只在小範圍內流通，有著其獨特的語言魅力和表達方式,更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點。
山西學界在《金瓶梅》研究方面很是欠缺，致使此種現象被嚴重忽視、鮮被提及。
在對《金瓶梅》中的山西方言作過濾研究時，非但發現其中很多方言現在仍然為絕大多數山西人所操持，更驚喜地發現有一少部分方言“只存在於山西陽城一縣” 之地，為陽城縣所“獨有”。
出了陽城縣的地界，則話別兩重天，於他人來講，就很是顯得“不知其解，一頭霧水”了。既然此方言為陽城縣“獨有”，那麼從語言學的角度也足以證明，作者百分百是陽城人，而不存在兩可性。
01
《金瓶梅》方言中的秘密
都根：一個人； 敢怕：或許；
兜達：顯擺，著不下； 打相思卦：小盹；
綽攬：採用不正規手段包攬；
兜臉：照臉子正面；
咬群：牲口不合群，互相頂撞、噬咬；
屙金溺銀：不指望有什麼大用場；
走滾：事情不成，希望破產； 做作：幹壞事；
耽待：延期等待；
屄尿：眼淚。罵人哭泣的穢詞；
夜不收：夜晚不睡覺的人； 谷都：噘嘴；
韶刀：得罪人遭罵，說話囉嗦；
勒掯：欺負，刁難；
虼蚤皮：衣服； 曬牙茬骨：人死；
惡火：用稀煤把火封住，讓其緩慢的燃燒；
囟門：額頭； 核桃肉：陽城縣特色菜品；
急唣：焦急地說著急的話；
墩：懟，用同樣難聽的口氣回擊；
肉佞賊：人性格肉，行動遲鈍；
喃：塞滿口地吃； 急俐：行動迅速，靈活；
挄嘴：在別人家白吃飯； 避眼：不讓人看到；
合婚：根據男女生辰八字迷信地看兩人是否適合婚配；
伶範：身體活，行動敏捷； 塌：欠賬。
——《金瓶梅》中出現的山西方言節選。
在以上所羅列的《金瓶梅詞話》中出現的“山西方言”，什九為整個山西人所熟知。而縱觀全國，在上述方言中卻有一少部分是隻存在於陽城縣很狹小的地域內的。
最具有鮮明代表性的便是“都根”這個詞彙，它完全可以被稱為《金瓶梅》語言研究中“一顆辣死人的胡椒”，可以起到“窺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更能將既有的“金學”研究成果作顛覆式理論性推倒。
“都根”這個詞組， 在1992年出版的國內最早的《近代漢語詞典》和2007年出版的《古代漢語詞典》均未收錄。就連我國最大的工具書《辭海》也將其留為空白。
唯有來自網絡的“漢典”中的詞條標註：
都根讀音為（dougen），意思是有身份，遇事有主意。
這種異地讀者版解釋很是生硬牽強，極不權威不說，且頗淺薄、荒謬。“都根”一詞是山西陽城方言區別與全國各地方言的最大的、也是最明顯的標誌之一。其在陽城話裡的意思是一個人，發音為（dugen）。
例如；你是都根來的？意思是說你是一個人來的嗎？在《金瓶梅》中，都根有兩次出現，分別是
第七十三回：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
第七十九回：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孃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
從這兩段話中不難看出，都根在句子中並不包含有有身份和遇事有主意的意思。只有“一個人”的解釋才符合句子本身所表達的正確的真實的含義。
類似此種語言現象在《金瓶梅》中很多，非為孤例。陽城縣的此種語系，在山西乃至全國來說都很孤特。如果作者不是陽城人，又怎麼可能在行文中大量運用陽城話呢？
《金瓶梅》中寫有：
皇莊的薛內相說，“海鹽戲子，蠻聲哈拉（南方話），聽不懂，”後換作本地“道情”他才滿意。
“陽城道情”目前依然保留其傳統的說唱風格，更可謂是一塊難得的《金瓶梅》小說考證方面的活化石。
02
《金瓶梅》飲食中的秘密
在《金瓶梅》一書中，出現的各種美食完全可以說是令人眼花繚亂。而最先被推出的兩種美食，也是山西陽城縣的小地域 “標配”。
在小說中，西門慶詢問潘金蓮是誰家老婆時，王婆讓他猜。西門慶首先猜出的便是：賣“棗糕”的徐三老婆和賣“餶飿”的李三娘子。
棗糕：一種泡麥面蒸饃，山西陽城縣潤城鎮唯有的特產，與糕點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其個大色白，微甜，有獨特的麥芽糖味道；
餶飿：山西陽城最有代表性的特色小吃。用白麵和水攪成稠糊，裡面加上各種時令蔬菜碎屑、調料，油炸成大丸子狀。
《金瓶梅》中，開始寫為炊餅的字眼，之後卻神秘地消失了，改寫成蒸餅。這恐怕不是作者有意為之，而是情理之中的生活習慣所致。
在陽城縣，蒸餅是指特別大的蒸饃，也叫轎饃饃，專供男女婚嫁之用；西門慶很愛喝粳米粥，吃湯飯；潘金蓮的母親給潘金蓮拿過新小米。
《金瓶梅》中，花子虛等西門慶的一干“鄰居朋友”從來都沒有吃過枇杷，可見枇杷對他們這些本地人來說是個稀罕物。
《金瓶梅》中，多次出現燒麥、頭腦。這些食物均系山西特有。
《金瓶梅》中，準備吃桌（酒席）時，多次有“又是十六個菜”。而陽城潤城鎮最有名的酒席正是“八八”，吃酒席在該地被稱為吃桌，備酒席叫備吃桌。
但凡經常喝酒的人，都知道一個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酒性其實是一種生活習慣，山西人很少有愛喝“南酒”的。而《金瓶梅》中，西門慶等經常喝的酒為南方酒，比如桂花酒、金華酒。鮮魚、螃蟹也是其酒席上常見之物。
一個北方人能經常如此享受，首先不僅說明其具有南方生活的經歷，更要求其必須具有在北方吃喝這些的經濟資本，絕非單純的一個地方土財主可能為。若非大貴，焉有可能？
03
《金瓶梅》地名中的秘密
眾所周知，《金瓶梅》是從《水滸傳》中的一個故事演繹而來。膚淺地看，故事的發生地在山東省的陽穀縣，後又將故事移接寫到河北省的清河縣。
而認真地研讀後，大家會發現，《金瓶梅》所寫故事的原型發生地並不是上述兩地，而是奇怪地發生在一個個相距不遠的小“莊” 上。
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因小莊上有四眼井之說。”
西門慶道：“昨日俺莊上起菜，拔兩三畦與你也夠了。”
西門慶的很多鐵桿朋友都住在“莊”上，又有幾個官方朋友也是在“新莊”上買的房子。小說中多次出現一個明確的地方“皇莊”，又多次出現“玉皇廟”、“尼姑庵”、“山頭”、“鳳城”，到小說的最後更出現“杏花村”酒家。
在小說的整個篇幅中所展示的“鳳城”，只有東西街、南門，並無北面一個字的描寫，這與陽城縣明代的縣城地貌極其吻合。
文章中的“莊”，應該是作者王國光所生活的地方，即陽城縣潤城鎮的上莊村，而與此相毗鄰的便是中莊（其親家、嘉靖朝進士、曾任山東布政使李豸即住此）、下莊、皇莊（小說中唯一確切詳細地名，今皇城村原名）；
上莊
玉皇廟為王國光初次貶官後修建的家廟，今仍存；
庵，上莊村明代以前即有古尼姑庵一座，今仍存；
山頭，為陽城縣城北邊高崗，自古多在此處埋葬死人，小說中西門慶的祖塋即在此；
鳳城，陽城縣城古代即有鳳城之稱。
小說中所描述的鳳城元宵節的喧鬧程度，為一般縣衙所在地罕見。明代已具規模的“鬧元宵”傳統文化娛樂項目在今天的陽城縣尚且保留；
“杏花村” 酒家，更應該是山西酒文化的地理標籤。
04
鉅公王國光其人其事
王國光，生於1512年，死於1594年，字汝觀，號疏庵，明澤州府陽城人，今山西省晉城市陽城縣潤城鎮上莊村人。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進士，先後任“江蘇吳江”和河南儀封知縣。後依次升為兵部、戶部右侍郞總督倉場。後因病辭歸。
隆慶四年（1570）起為戶部右侍郞，調任南京刑部尚書。未上任，又改任戶部右侍郞再督倉場。
萬曆元年（1573）任戶部尚書，在職3年辭歸。
三年（1575）王國光在京官考核中被南京給事、御史所彈劾，上書堅決辭職。
五年（1577）冬，吏部尚書張瀚被罷免，王國光被起用代替其職。
他從嘉靖二十三年中進士起開時入仕，從兵部到戶部再到刑部，後又累遷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在朝為官四十餘年。
《明史》載：
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
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為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黷貨。
國光再奏辯，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真丞。
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其勞，命復官致仕。
王國光生前工於籌算，於世最大的貢獻為《萬曆會計錄》。《金瓶梅》中對“攤丁入畝”利於官僚貪腐頗有微詞，旁敲側擊為：
借（宋朝）開國只徵收秋糧，（王安石）變法加收青苗法（夏稅），（一條鞭法）則“拋零人戶不在冊者一律徵收，做官一年下來也有好些收入。”
明代野史載：
“山西陽城太宰國光，休致時已七十餘，尚健飲啖，御女如少壯時。”
野史同時評價王：
“夫逾八之年，或嗜仕進，營財賄者，世亦有之。 至於漁色宣淫，作少年伎倆，則未之前聞。或雲王善房中術，以故老而不哀。”
野史還詳細記載王的風流逸事，有言為：
“時陽城民白好禮者，病亡，其妻李氏，國色也。王夙慕其豔，託諸生田大狩等，誘以為妾。
其翁名白書，初執不從，後以威協，再以利動，遂許焉。
李氏誓不更適，又力逼之，以刀刎死，一時傳為奇事。
按臣喬壁星得之，遂疏以聞。上命查勘後，亦不竟其事而罷。”
從該野史中我們可以瞭解到，王在其七十多歲時“尚健飲啖，御女如少壯”。八十高齡時尚能“漁色宣淫”，製造出驚動皇帝的“花邊新聞”，其平生對閨中房事之嗜好程度可見一斑。
無此經歷者，又何以能寫出極盡男女幽怡款曲之《金瓶梅》一書？
05
《金瓶梅》的作者和寫作時間
“蘭陵笑笑生”是個筆名，那麼他究為何人呢？在最早出版的萬曆版中，該版附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
廿公跋第一句話說“《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
明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則說是“嘉靖間大名士手筆。”兩者均指出 “笑笑生”是明朝嘉靖年間“一鉅公”、“大名士”，而並沒有給出準確名字。
滿清之時更有“鳳州門人手筆，或為鳳州本人所著”之說。
從時間推理來講，萬曆年間的廿公在跋文中尚沒有明確說出蘭陵笑笑是誰，沈德符也未能指出他是誰。以至時間逐逝，謎團越謎，為後來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了無限的“一葉障目”式遐想空間。
大抵明朝嘉靖年間“一鉅公”、“大名士”是可信的，至少作者也應是萬曆朝的大名人（大學者吳晗所持論點）。
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在文章當時沒有遭到官方管制和封殺的前提下，出現作者“當朝自隱”和 “為先人隱”通常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尊者隱”。
也只有“尊者隱”和為“尊者隱”才符合廿公和沈德符稱呼“鉅公”、“大名士”的說法。而在這裡頭，有十萬個可能的現實是，作者當時地位顯赫，用現在的話來說，叫“惹不起”而循其化名。
萬曆朝和嘉靖朝相去不遠，而作者本身又是不願意讓人知道是自己寫了這部“映射社會”書的，1617年的編輯出版者所以有意為作者“隱”。
在王國光死後的第二十三年，其當時作為“萬曆朝的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的餘威尚在。又有其親外甥孫可湘為當朝御史都堂、孫鼎湘為當朝四部首司。其女婿李可久也同時在任為地方政府官員。書者因此為王避諱有極大的可能。
更可信的是，在山西陽城廣為流傳說，王國光生前與萬曆皇帝的母親關係曖昧。民間說王有言：“白天抱皇上，晚上抱娘娘。”
對於當地人此等說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試想，有哪個人吃了豹子膽敢在作者不同意的情況下貿貿然說出作者的名字？
06
《金瓶梅》必須具備的其他硬件
再看《金瓶梅》中西門慶夜夜元宵，食前方丈，其生活中吃穿使用之奢華程度，非尋常鄉紳仕宦可比。
小說中西門慶手眼通天，官方背景非常，可以直達朝廷重臣。在其所交往的達官顯貴中，內相、太醫、公公很平常，巡撫、按察，工部高官、吏部權臣等都有來往，更能輕易知悉官方的官員提拔密件。
小說中很多邸報和奏章極具有專業性，更非野間書生和一般科舉胥吏所能為。
小說中有著多筆為朝廷管理糧食、興修河道的內容，而王國光就恰恰曾主管該國務多年。
王國光多次自辭還鄉、遭貶，仕途詭譎，有大量閒暇時間可以寫作。其後來更是皇批退休，閱歷和文筆均可勝任這一皇皇鉅著。
王國光平生首任即為江蘇吳江縣令。而吳江地處蘇州，近古南蘭陵，銜接浙江南潯、湖州，固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美譽，故小說中數十次出現湖州蠶絲、“常常飲用南酒”，大量採用江浙方言便不是什麼稀奇事。
至於有研究者將不少方言定於山東魯南，其實是在未能瞭解國內各地方言、尤其是山西方言的基礎上的片面推論，也是囿於《水滸傳》的成見和藩籬。
山西方言與魯南方言均有北方方言上的集體共性，這隻能算是我國方言在地域語言上存在重疊性的一個極其普遍的語言現象。
潞綢（澤州、潞州絲綢均稱為潞綢）在小說中十多次出現，更容易說明小說中使用此物的消費者的屬地關係。
明代的陽城縣潤城鎮商業極其發達，一度冠絕澤州府，被稱為“小城”的潤城鎮當時更有船隻通行，店鋪林立，妓院多多，為作者寫作提供了極好的現實素材和人物借鑑。
寫實小說寫作必有原型，原型不必直書，這幾乎是所有寫實小說的成規。王國光多次辭官，足以說明其對時政的不滿。
以其遺存掌故、詩作和身後口碑來看，其辭職期間和退休後喜歡喝南酒，聽南曲、狎婦女以放浪形骸非常現實。
抑或作者是以身邊的權貴巨賈為參照本體（其莊鄰建築氣勢恢宏，異常富有可見），而以藝術手法給予構架，加之以親身朝野經歷借西門慶之噱頭，將明朝社會的朝堂與市井醜態措諸筆端，或許是作者官場失意後最快意的宣洩方式。
作者自稱前的“蘭陵”，也許本身只是作者愛好喝的諸多南酒（江蘇與山東交匯地蘭陵產或南蘭陵今江蘇武進產）中的一種而已，而“笑笑生”又也許僅僅只是作者常常在喝蘭陵酒後的一種疏狂自嘲。
鑑於文章中所列舉的小說方言、作者履歷、小說地名、小說飲食的內容考證，將同一時期（嘉靖至萬曆年間）澤州府具備說陽城話的可能縣份和人物作了精確的甄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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