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說布客
俗話說：“憤怒出詩人”，這說明一個人要寫出上乘的詩歌作品，必須要有刻骨銘心的痛苦或坎坷，悲憤撞擊著心靈，壓迫摧殘著命運，於是，“不得其平則鳴”，大多數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和優秀的詩人，就是這樣煉成的。
對於蘇東坡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林語堂說過，蘇東坡是人世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人物！然而，這個人世間不能無一、難能有二人物，雖遊宦數十年，卻命途多舛、屢遭貶謫，尤其是經歷“烏臺詩案”，如經歷人間煉獄，九死一生，差點兒小命都搭上了。
因為北宋到了宋神宗時期，國家財力窮困，生產落後，兵備空虛，冗員眾多，為了解決國家面臨的困境，年輕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宰相，針對上述問題，有的放矢地進行了事關農業、民政、軍事、政治等等方面的改革，由於改革在熙寧年間，史稱“熙寧變法”。
當時，正值王安石變法如火如荼，由於蘇東坡在基層任職多年，對新法的推行不僅旁觀，而且亦有參與，耳聞目睹新法在推行的過程中，由於過於操切，一些基層官吏為了完成變法交辦的任務，同時也為了利用變法漁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便將青苗法中要求農民自願貸款轉變為強迫貸款，一些本來窮困的農民，由於秋收後還不起貸款，結果債臺高築，更加貧困，本來一個好心的改革，結果成了傷農的舉措。
蘇東坡將這些實情向宋神宗多次反映，因為蘇東坡在士大夫間影響力大，故他的上書顯得格外顯眼，而傾向於改革立場的御史因此找蘇東坡的茬，在他的詩文中“深文周納”，吹毛求疵地找出一些東西，說是攻擊新法之語，於是，宋神宗將他逮捕入獄，蘇東坡因此坐牢百餘天，因那時的御史臺又叫烏臺，故此案又稱“烏臺詩案”。
自“烏臺詩案”後，蘇東坡不僅因反對變法受過多次打擊，後來保守派上臺，他又因替變法實話實說，又得罪了保守派，又遭到保守派的圍攻。所以，蘇東坡做官的那些年，大部分時間是在貶途上度過的，最遠貶到了當時鳥不拉屎的海南，其命運和心情可想而知。
蘇東坡既得罪了改革派，又不待見於保守派。然而，正是因為他實話實說的性格，和從不違心妥協的赤子之心，便擁有了一個詩人的氣度和品質，故寫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成為聞名千古的詩人。
故烏臺詩案對於蘇東坡的文學生涯，當然是好的。
帝國的臉譜
就蘇東坡的文學生涯來說，是好事。
所謂“烏臺詩案”，那御史臺詩案，又因其罪狀為詩作，故名。
北宋神宗初，王安石推行新法，也稱“熙寧新政”，而以司馬光為首的官員則反對變法，蘇軾因新法在某些地方損害了百姓利益對新法有些想法，雖未站在反對變法的立場，卻為變法派所不容，其詩文中也多見談論新法的語句。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的時候，蘇軾人在四川眉山。王安石被皇帝授為參知政事，全權主持新法的施行，成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全面推行“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等等九項新法。公元1069年二月，蘇軾啟程返回開封，於途中收到到了一些新法的“反饋”，因所見者多為負面反映，因此在對新法保持了懷疑的態度。
蘇軾返回開封，不過是對新法的施行有些不同看法，但在他向神宗皇帝上了四個奏摺後，便被坐實了“反對派”的身份，其中除第二個《諫買浙燈狀》被准許外，《議學校貢舉狀》、《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皆如石沉大海。
被變法派誤認身份後，不久，謝景溫便指控蘇東坡在以官船運送其父蘇洵靈柩回四川時，在船上販賣私鹽牟利，在誣告不果後，謝景溫又上疏請皇帝將其安排至一小縣城做判官。皇帝以為其與變法派矛盾不可調和，又實在愛惜其才華，遂將其遷出京城，至杭州做通判。離京後，蘇軾輾轉於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做地方官近十年。
蘇軾做這幾年地方官，政績是非常卓著的。做通判時，他匡扶正義，為百姓稱道，遂被拔擢於密州任太守。密州任上，蘇軾同百姓一起經歷了蝗災，戰勝饑荒，頗為自得，寫下了《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此後，又調到徐州任太守，任中，徐州北五十里處黃河決堤，徐州城岌岌可危，蘇東城挽了袖子親自下場抗洪，歇息在抗洪棚子裡，近月卓絕“苦戰”後，終於抗住了這次洪災，皇帝以其功績，重賞於他，其功震動朝野。
此事引來變法派的關注，功勞太過惹眼，小人妒忌叢生。以御史臺中丞李定、舒亶等人為首，自《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中挑選出一些“詆譭”新法的詩詞，羅織了“欺君犯上”、“譏諷大臣”、“詆譭聖上”、“反對皇上拔擢新人”、“亂取士之法”、“虧大忠之節”等近三十條罪狀，將蘇軾告到神宗皇帝跟前。
神宗震怒，著御史臺詳查此案。將蘇軾自湖州抓回京城下獄，幾乎定下斬刑。因蘇軾方才高著，又有多方相保，神宗本人惜其才華，又有宋太祖趙匡胤不殺文臣的規矩在前，這才將其貶謫黃州，掛了個團練副使的官兒，並明令其“不得籤書公事”。
當然，這裡要提一下，王安石本人不曾參與此事，“烏臺詩案”實為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借變法之機排除蘇軾這個異己的。
煮酒君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同理，個人的磨難也會使一個人更快地成長起來。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烏臺詩案對於蘇東坡人生經歷來說，就是一場磨礪的過程，就是歷經三九嚴寒，風霜雨雪，而後使他達到了文學生涯的頂峰，創作出了前後《赤壁賦》與《念奴嬌-赤壁懷古》一系列文學史上的巔峰之作。這時，他就像一把磨礪出的寶劍，鋒利無比，光芒四射，又如歷經嚴寒冒雪盛開的梅花，光彩奪目，香飄千古。東坡最崇拜的兩個人一個是戰國時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莊子，一個就是賦《歸去來兮辭》的靖節先生陶淵明。莊子是一個棄富貴如弊履，寧願做一個在汙泥中拖著尾巴爬行的烏龜，也不願做廟堂之上受人供奉的龜殼的人，在唐朝被封為南華真人，《莊子》一書被尊為《南華經》，那已經是一個神人級的人物了。東坡先生說他初讀《南華經》的感覺，就像早已讀過一樣。這說明他們兩人是心有靈犀，高山流水，千古知音。而東坡先生對陶淵明的崇拜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陶淵明的所有詩作，東坡幾乎都和作了一遍，這在文學史上幾乎是沒有的事。陶淵明又被後人稱為陸地神仙，他的人品那是沒得說的，自是高人中的高人，稱為仙人毫不為過。在歷史人物中能夠被成為仙的，也就那了了幾個，東坡就是其中之一，而他崇拜的人物還有詩仙李白。人以群分，物以類聚，東坡被後人稱為坡仙那是實至名歸。綜上所述，烏臺詩案對於東坡這樣的神仙人物來說，就和四季的風霜雨雪一樣，只會使他變的更好，更強壯，更魅力四射，更光芒萬丈，更萬古流芳！
桃源居士45
烏臺詩案對蘇軾的人生與仕途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事件，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也使得他在精神上遭受更多的驚嚇和心酸。可是，烏臺詩案在他的文學創作上是一個轉折點，一個人新的起點。經過烏臺詩案的洗禮，蘇軾更加坦然地面對了生活的坎坷和不幸，心境更加的自然和豁達了。這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上，就是他的作品風格開始有了豪邁的氣勢，更加樂觀地對待生活了。
幸福與你同行
“烏臺詩案”後，蘇東坡被貶黃州，自謂“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窮途，死灰吹不起”，傷心人語，何其悲也！
黃庭堅來看望他，在江天晚霞中，聽漁歌唱和，悠揚悅耳，便脫口而出：晚霞映水，漁人爭唱滿江紅。蘇東坡答道：朔雪飛空，農夫齊歌普天樂。
“漁人”，“農夫”，是民眾；“滿江紅”，“普天樂”，是民間氣象，這樣的天人合一，是民間才有的。身在“君門九重”，就以為是天理所在，便如王陽明所言，是因那時“心與花皆寂”。一旦走出“君門”，心與花便一起開了，開得明明白白：原來天理在此呀！於是，他反而要感恩了，感恩那場政爭他失敗了。“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從此魚樵雜處，幅巾芒履，遊於嶺上溪谷之間。
他來到黃州第二年，友人替他請得東坡營地數十畝，以種田侍蔬為營生。地荒蕪已久，多荊棘瓦礫，而當年又逢旱災，先生親為躬耕隴畝，“墾闢之勞，筋力殆盡”。
可他依然懷著感恩之心，並以“東坡”自號，耕讀起來，“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他在東面的坡地上，得了一座廢園，“築而垣之，作堂焉”，取名“雪堂”。因其建成於大雪中，便雪中作樂，在牆之四壁上繪滿了雪花，“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雪堂”，離江邊不到十步，放眼望去，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坐落在他的几席上，使他體味了“謫仙”的腳踏實地，遂嘆曰：“此幸未始有也。”端居深念，若有所得。
除耕作外，他更是辛然著述，又及欣然講學，作《易傳》九卷和《論語說》五卷。人在江南，思想者有福，有江山助，更有民風樸，如人之初。耕作、著書、講學之餘，釋耒而嘆，自號“東坡居士”，始作詩“東坡八首”：
其七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
家有一畝竹，無時容叩門。
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
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
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
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其八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
我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
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
可憐馬生痴，至今誇我賢。
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所以，對於蘇東坡的文學來說是好的，無論是外部環境和內在心境的變化。
國家人文歷史
國家不幸詩家幸。對蘇軾來說災難未能磨滅他，反而磨鍊了他，使他寫出輝煌詩篇。對國家來說那是恥辱的時代，國家不久便全面崩潰了。囯家壓迫一個詩人，以自身滅亡的代價換取詩人的成功，輕重自有公論。
手機用戶5993458632學
當然是壞的，文字獄對於文人來說即使無生命危險，但是不能暢所欲言，就是文人的災難
一蓑煙雨釣錦鱗
文章憎命達。
文學是內心滿了，溢出來的現象，只有裝了太多內容，才能滿，而這種內容主要是情緒。
假如一個人一生都很順，節節高升，很難有大量的優質的作品出產。
有個認知誤區，就是以為位越高越“滿”，但事實上，位越高越空。
你的人生越華麗，你渴望的就更多，人永遠無法滿足，尤其是當他被不斷滿足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