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跡——我的科學史生涯｜戴念祖先生訪談錄

作者：戴念祖（口述） 王君秀（訪談整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

戴念祖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史家，長期致力於中國物理學史的研究。值戴先生75歲壽辰之際，大院er推出了這篇訪談錄。在訪談錄（訪談時間為2016年10月和12月）中，戴先生回顧了自己走上物理學史研究的早期經歷，並重點講述了自己與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交織在一起的科研歷程與人生道路。這篇訪談細緻地展現了一位科學史前輩在治學與修為方面臻美的境界。

王君秀（以下簡稱“王”）：戴先生，您好。您在科學史所從事科技史研究幾十年。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說，您稱得上是中國物理學史研究的奠基人，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學者，退休後也一直關注研究所的發展。您學術生涯裡已經取得的成果是與研究所的歷史進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可以這麼說嗎？

戴念祖（以下簡稱“戴”）：我是1942年出生的，我們研究所是1957年1月成立，1964年我從廈門大學畢業來所裡工作，到2002年退休，在這裡度過了38年的歲月。我的學術生涯裡最重要的成果都是在這個期間完成的，尤其是80年代以後。2002年到現在，又過了14年，我的一生就這樣過來了，一晃到了古稀。可以說我的人生基本上是與研究所交織在一起的。

王：以上是您對人生的時間節點做了大致的梳理。確實是這樣，您一生最黃金的階段都給了研究所，給了科學史研究。

戴：

王：您的“中國古代的極光記載和它的科學價值”這篇文章在國際上受到了關注。這在當時應該是不容易的。您能再詳細地介紹一下這篇文章並談談寫作的背景嗎？

戴：好的。運動後期，形勢稍微輕鬆了點，我當時已經成家了，在家裡讀了大量的歷史書，整理出這一篇文章。我利用北極光的歷史記錄，把它變成年表，一年又一年，中國看到幾次，朝鮮看到幾次，記錄下來，畫出曲線圖，進行數理統計，發現在11世紀宋朝時，地球的磁北軸，不是在加拿大格陵蘭島，而是偏向西伯利亞。以前用考古地磁，誰也不敢肯定。我的文章出來後，給出了更可靠的依據。現在磁北極停在格陵蘭島有200年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它還會有移動，這就叫做

王：那這篇文章應該算是您在科學史界發的第一篇重量級的學術論文。它對您今後的科學研究有什麼影響呢？

戴：英國的雜誌轉載後，我擴大了對北極光的研究。20世紀70年代後期，與陳美東先生合作，連續幾年時間收集整理了中國、朝鮮、日本三國曆史上的北極光記錄，並據此探討了太陽活動的歷史規律等課題，又發表了三篇相關的文章。文章發表後，受到科學界的廣泛讚許，《光明日報》還做了專題報道。可以說70年代後期，我的學術研究重點就是收集北極光的歷史記錄並做相應的科學研究。它讓我學會了如何蒐集史料、分析問題。

王：所裡的科研工作完全恢復正常大概是在哪一年？

戴：1978年春天，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這個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從那時起，所裡的科研工作也逐漸恢復了正常。大會前夕，哲學社會科學部從中科院獨立出來，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改建為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短期歸中國社會科學院管理。1978年1月，研究所重返中國科學院。

王：那您就此投入到物理史的研究中了。您可以簡單地介紹一下剛恢復科研之後的幾年裡，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嗎？

戴：剛開始恢復科研的那兩三年，我翻譯了兩本《物理學史》，一本是德國勞厄的，一本是美國霍爾頓的。這兩本都是經典的物理史著作，對於瞭解西方物理學史的進程很有幫助。

1979年是愛因斯坦誕辰一百週年，大家知道愛因斯坦曾到過中國，但具體時間和情況卻並不清楚。1922年愛因斯坦應日本改造社的邀請到日本講學，來回兩次路過上海。我花了整整2個月時間，到清華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去查當時的報紙。中國政界怎樣歡迎他，他說過什麼話，留下了什麼墨寶，報紙上都有報道。我據此寫了一篇文章叫《愛因斯坦在中國》，發表在1979年第2期的《社會科學戰線》上，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從那以後，凡是在著作中涉及到愛因斯坦來中國時間的，都是以我這篇文章為依據，至於作者是否註明出處，就不一定嘍。

王：據我所知，除了愛因斯坦外，您在牛頓對中國的影響方面也有專門研究，也介紹一下吧。

戴：1987年，時值牛頓的鉅著《原理》出版300週年，世界各大國開會慶祝。中國物理學會、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等8個學會在北京科學會堂舉行了學術討論會，受中國科協書記處委託，由我負責組織了這次紀念活動，並作了報告。

會議結束第三天，英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就約見我，非常肯定這次會議的意義。

1987年，紀念牛頓《原理》出版300週年大會，前排左四為戴先生

王：20世紀80年代之後，一直到2000年，是您的學術活躍期，研究所也出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請您談談這個階段所裡的科研情況。

戴：在科學研究方面，我們所有一個優秀的、值得提倡的傳統，那就是大家善於合作，注重團結。

就比如說吧，研究所1957年成立，到1964年的7年裡，最著名的除了錢寶琮先生和李儼先生數學史的專著外，所里科研人員同心協力寫出的一本《中國古代科學家》。該書出版於1959年，她是我們所安身立命的舉旗之作。此後有杜石然、範楚玉、陳美東等六人合作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稿》，出版之年即獲得全國優秀圖書二等獎，1989年又獲得全國科技史優秀圖書一等獎。後來又有中國科學院前院長盧嘉錫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從1987年開始著手，2007年基本完工，最初計劃規模為30卷本，迄今已完成26卷。

這套科技史叢書是一代科技史人的心血結晶，是中國科學技術史界近60多年來難得的一部系統、完整的大型著作。

另外，像中國物理學史大系、中國數學史大系、中國化學史大系、天文學史大系以及工藝技術史、現代史等也基本都是這一時期完成的。這些都是團結合作的結果。

1998年，中國物理學史大系編寫會議，前排左一為戴先生

王：您說的很好，作為研究所的一份子，是要以研究所的利益為重，不僅是因為這是大家安身立命之所，更可以說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史所人的學術精神在這裡，我們要好好地繼承和發揚。

戴：你說得對，除了要團結合作之外，還要有淡泊名利的心境，安下心做學問，才會有收穫，有突破。“文革”結束後，幾十年積壓的人才都面臨著評職稱的難題。1986年，所裡第一次公開評職稱時，我在跟美國科學史家席文（Nathan Sivin）的通信中提及這一事情。他在信中寫道：你的成果已經稱得上教授了，還評什麼職稱！他這麼說是因為我對北極光的研究在國際上的影響。但是，當時尚有多位年長者在前，所以，我理應等一等。我於1986年評上副研究員，1990年才評上研究員。2004年的院士評選，我已被列入候選人（共50名），並見諸報端，我自願放棄了申請，並寫了一首名為《自畫像》的小詩：“二郎八分才，為人太認真。中年多磨難，垂老談虛名。”

2005年，人民大會堂紀念世界物理年

王：還有一部物理學史的叢書著作叫《中國物理學史大系》（簡稱“大系”），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於2002年前後出版。該叢書在2003年榮獲了第六屆國家圖書獎，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好評。您可以談談這套叢書的具體情況嗎？

戴：這套叢書是我、申先甲、王士平、丘光明、王冰等人分別編著而成的。我是主編，撰寫了其中的5卷，分別是：力學史、聲學史、光學史、電和磁的歷史、古代物理學史。從1998年到2002年，我每年完成一本書，不敢懈怠。《大系》的學術顧問是李政道先生，名譽主編是葉銘漢院士。他們二位一直非常關心叢書的編撰工作。李政道先生還為該書題寫了書名。我還是那句話，這套叢書是大家團結協作的成果。

王：這確實是一部佳作。您和幾位編者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除此之外，您的《20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在學術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請您也談談這本書的成書過程。

戴：1990年前後，國家基金委給了4萬經費，這在當時算得上很大的一筆錢了。確定了選題之後，編撰者們一點一滴地把20世紀上半葉，我國物理學家在國際上發表的重要的，有影響力的文章蒐集起來。文章基本都是外文的，找多個單位進行組織合作。王冰先生對此書譯文出力甚多。

1990年，20世紀上半葉中國物理學論文集粹審稿會，左六為戴先生

這本書可以說收錄的很全面，還有清朝末年的論文，是非常珍貴的物理學史資料。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錢三強教授多次到所裡來看我，關心此書的進展，並囑咐我不要太累。這本書花了大概4年時間，動員了很多人參與其中，終於在1993年出版了。可惜錢院長沒能親閱此書，這也是我的一個遺憾。時間證明，在中國物理史的研究領域，這本書很有參考價值。

王：2002年，您從研究所退休，被首都師範大學聘為客座教授，一直持續到2008年。2010到2014年，您又到中國音樂學院音樂科技系去上課了。這用兩個字來形容很貼切，“跨界”，您是怎樣看待自己的學術跨界的？

戴：我在首師大那六年既開大課，又開小課，既講科技史，也講物理學。2008年，我就出國了，去我女兒那裡住了兩年。2010年我回國後，就到中國音樂學院去講音樂了。在首師大那幾年是北京市教委出資聘請我去的；在音樂學院是該校自己出資聘請我去的，我喜歡和大家談音樂，報酬是其次。去年開始，我覺得自己年齡大了，要講什麼，讓他們給出題目來，慢慢就停下來了。從2011年到2016年，我在《中國音樂學》和《星海音樂學報》等刊物上發了十幾篇文章，主要是糾正現在流行的一些錯誤的理論和概念。如“‘平均律’和‘等程律’術語辨析”、“音樂的定義”等。

2001年武漢律學討論會，前排左五為戴先生

王：說到音樂，不能不提到您關於朱載堉的研究，這在學術界也是首屈一指的。您還出版了兩本專著。也請您談一談。

戴：《朱載堉——明代的科學與藝術巨星》這本書是在1986年出版的。後來在此書的基礎上，加工整理出了《天潢真人朱載堉》。後者對朱載堉的研究更準確、透徹。朱載堉家世顯赫，卻不醉功名，一生沉浸在科學藝術研究中，實屬難得。我是從1984年開始研究他和他創建的十二等程律的。他對西方的鋼琴調音方法肯定是有影響的，只是西方世界裡極少有人在這個問題上去尋根溯源，就如很少人去研究1+1=2。我雖然並不精通樂器，但對於它們工作的原理，確實清清楚楚的。他的研究還涉及到很多領域，數學、天文、曆法等。他是明代乃至中國古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

王：很多人都是從您的這兩本書裡瞭解了朱載堉，也由此感受到傳統文化帶來的自豪感。幾十年來，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一直被西方世界有意無意地弱化或者說是漠視，甚至有些國內的學者也提出“中國古代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科技”這一論調，您對此有何評論？

戴：這是站在西方學術立場上提出的觀點。西方古希臘時候就講究邏輯推理。中國古代不強調邏輯，重視所看所想，並在此基礎上做出總結。邏輯推理與觀察世界是兩種並行不悖的思維方式，如同科學殿堂的兩根支柱，缺一不可。過分強調邏輯，以為沒有邏輯就沒有近代科學，是偏頗的。西方近代科學也是邏輯與實驗結合的產物，光進行邏輯推理，推出的結論有時是錯誤的，甚至是荒謬的。還有另外一個科學的方法——實驗。科學正是因為有了假說和實驗的方法，才發展成為近代的科學。中國古代雖淡於邏輯，但不代表沒有理論。古代中國人提出了不少重大的理論問題，如相對性原理等等。而且中國古人很注重觀察世界，記錄事實。中國古代很多科學發現比西方早，只是很多時候停留在了事件本身，缺少科學化的語言對此作出總結或闡述。但因此就否認中國古代科技，是有失公允的，有強烈的“唯西方論”色彩。

說“中國古代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科技”的人，應當說他自已沒有研究過古代中國的科技。就以剛才談及的朱載堉而言，他在1和2之間建立一個有十二項組成的等比數列，並以此提出了十二等程律體系。這不是科學？想象1、3、9、27、81這樣一組等比數列並不難，但要在1和2之間建立一個十項以上的等比數列，容易嗎？下結論之前最好先作調查研究。記住輕言誤人的先聖遺音。

王：您一生都致力於科學史的研究，那您覺得什麼樣的研究才是最有價值的研究？科學史未來研究的方向在哪裡？

戴：我也經常在想：什麼樣的研究才是最高的科學史研究？不是大家都在整理史料，發幾篇本領域的文章，也不是把英文的文章改頭換面，寫成中文，甚至翻譯整本的英文著作。最好的科學史研究，一是其結論能表述科學本身的發展真相，二是能夠為科學研究提供論證。比如：席澤宗院士對古代新星的研究，把歷代新星記載整理成一張表，後人可以根據這張表來推算天體演化、星體膨脹。蒐集整理古代史料的目的是為了現在的科學研究作鋪墊和實證，這樣的科學史才是最好的科學史。除席澤宗的“古新星新表”外，我所做的“北極光記錄年表”，是現在研究地磁軸的漂移和太陽活動規律的重要資料。

王：您作為科學史領域的前輩，對青年一代的科技史人有什麼寄語嗎？

戴：唐代劉禹錫有詩“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書法家歐陽中石曾作“芳林陳葉期新葉，流水前波望後波”之改。立意在“期望”上。我就借用歐陽先生的這兩句，期望科學史界的青年一代超越前代作出更為輝煌的學術成果！

王：感謝您接受訪談，謝謝您對年輕一代科技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祝您身體健康，安享晚年。

戴念祖簡介

戴念祖（1942年～），福建長汀人，著名物理學史家，中國物理學史研究的重要開創者和建設者之一。196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物理系，1964～2002年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從事科學史，尤其中國物理學史的研究。1990年晉升為研究員，2004年列席院士候選人，2002年退休。2002～2008年，被北京市教委聘請為首都師範大學客座教授。2010～2014年，在中國音樂學院音樂科技系任客座教授。他的“北極光記錄年表”、“朱載堉研究”都是物理學史界獨樹一幟的成果。其對音律學的精湛研究，為他在多個領域贏得了聲譽。

參考文獻

1 王士平, 李豔平, 劉樹勇. 細推物理——戴念祖科學史文集[M]. 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9.

2 萬輔彬, 黃祖賓. 史家心語：當代科技史名家訪談錄[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3.6.

3 戴念祖. 天潢真人朱載堉[M].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4.

4 戴念祖. 愛因斯坦在中國[J]. 社會科學戰線. 1979,(2):74～85.

（文章首發於科學大院，轉載請聯繫[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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