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產品上行是目前農村電商的一個焦點問題，雖然各方討論很多，政府、農民心情也很迫切，但是目前依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究其原因，農產品和電商是兩個目前差距比較大的體系，暫時還無法完全並軌。形象地講，就是農業還在19世紀，而我們的電商已經率先進入21世紀，兩者難以牽手。
因為，目前的電商體系是為工業品而搭建的，農產品只是藉助了工業品電商的通道，如果完全按工業品的標準來要求農產品，農產品肯定受不了。
農村電商服務商不可迴避“上行”
農村電商的核心,是要打通“消費品下鄉”和“農產品上行”的雙向物流，形成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有機循環，但更多平臺在乎的,是“農產品上行”。電子商務發展到今天,消費品下鄉從某種程度上講,大部分縣域都有一定基礎,這從各大快遞公司的整體佈局狀況就可見一斑。地方領導們也意識到,要富民強縣,更重要的,是要將當地豐富的農特產品賣出,個好價錢,正因如此,各大平臺電商,都是竭盡全力解決農產品上行農村淘寶還特意推出“年貨節”,就是希望闖出一條新路子。因此,縣商的著力點之一,就是“農產品上行”,“農產品上行”是縣域電商工作的重中之重。
解決“上行”問題需要生態體系建設
雖然縣域裡有著最好的優質原產地產品,但農產品上行不是開幾家網店就能解決的。農產品是非標品,要想成為好商品,成為好網貨,還需要系列的生態體系建設,品質控制、溯源技術應用、品牌打造、包裝設計提升等方面,都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完成的。很多地方政府只想著縣裡有豐富的資源,卻沒有考慮到這些資源轉化為市場價值還是需要很多基礎配套的一上來就去“賣貨”,是不現實的。據瞭解,縣域農村當地連具備食品流通許可證、品牌商標、QS認證、二次加工等條件的企業都不多。打鐵得要自身硬,基本條件不具備,也很難通過互聯網進行大規模銷售。
有效“上行”不能靠服務商“包銷”
有些服務商為了承攬業務,在沒有系統調研的前提下,盲目承諾縣域政府做農產品上行,其結果可想而知。當前,電商環境正在劇變過程中,移動互聯網崛起,社群經濟也在刷新互聯網,客流量競爭空前激烈,有誰能夠保證光靠自己幾家網店,就能把縣域農產品上行問題系統解決?網店成長需要時間,運營水平需要逐步提高,而農產品都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區域性。從國內縣域電商發展得比較好的地方來看,它們都有著群體性優勢,即在當地政府、龍頭企業的引領下,更多人、更多機構參與銷售,才能賣出規模、賣出影響力。比如成縣的“核桃縣長”,五常的“大米市長”,江西贛南臍橙10聯動各單位參與賣橙子。服務商能夠起的作用,是引領與示範,絕不是“包銷”更不可能全面解決上行的問題。
可持續“上行”需從賣產品走向賣服務、賣生活
通過互聯網手段賣產品,尤其是單品,無法迴避激烈的價格競爭,無法迴避對手各種手段的“傷害”。從2015年開始,由於更多地方的紅棗、蘋果和核桃等品種陸續進入豐產期,可以預期這幾個單品即將面臨的慘烈價格戰。縣域電商剛剛起步,大部分做網商的都是“小白”,大家各自本身的運營水平就有限,怎麼可能應對得了?所以,單純地賣產品,一定是很艱難的。我們要鼓勵更多的網商,開始賣服務、賣生活,要從產品層面進行提升,賣食療配方,賣情懷賣故事,賣功能組合等,提升競爭力。
引導“上行”不僅要輸送經驗,更要研究趨勢
縣域電商服務商都在做電商培訓,但問題是現在的培訓內容基本上是PC端時代的“經驗輸送”,而不是基於技術與商業模式的選代。換言之,即便培訓出來的網商開了店,幾個月之後,大部分也都成了殭屍店。2015年以來,商務部在全國佈局了200多個電子商務進農村示範縣,各地都在轟轟烈烈做電商培訓。有些省份,甚至提出了一個縣要有幾萬個培訓指標。服務商為了完成指標,能拿到財政補貼,又有多少家能夠紮紮實實注重培訓實效?大家都在幹著“自欺欺人”的活兒。
科學“上行”必須走向全網、多屏、跨平臺
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到來,農產品上行必須基於這一趨勢,做整體的分銷渠道搭建,用現在流行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全網、多屏、跨平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進行分銷。當然,它的前提,首先是要合理地對品種、類進行分析,哪個渠道更適合?同樣,電子商務也並非要賣貨到全中國:域內、域外、省內、全國市場,要做整體統籌。同時,社群經濟的崛起,也是農產品上行的一個重要渠道。
品牌化塑造“上行”
在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縣域農產品要狠抓品質,力推品牌,這也是“上行”最大的短板農產品上行第一件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規模化和品牌化問題,只有有效整合資源,做輕量化的現有資源重置,走品牌化路線,才能提高產品溢價,可以持續發展,並保持有效增長,品牌化塑造是很多農產品的短板,弄清如何借用資源對農產品品牌進行有效塑造,需要一個過程。
發展農村電商需要一個合適的抓手
農村的經濟形態延續了很多年,這個過程中形成的意識形態很難改變,造成今天扶貧困難的原因有很多,目前國家把精準扶貧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下派很多第一書記進行定點攻堅,但是第一書記也面臨很多困難:農村錯綜複雜的關係,相對落後的思想,將會承擔的風險等,而中國農村的村長,一般年齡偏大,沒有發展意識,也無法掌握當下的信息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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