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書的發現，是我國20世紀初，三大考古發現之一，其與甲骨文和流沙漢簡的發現齊名。與二者不同的是，敦煌文書是由一個名為王圓籙的道士發現的，而流沙漢簡和甲骨文都是由學界泰斗發現的，且得到了相當程度的重視。敦煌文書的文化價值不亞於其餘二者，其“成名”之路卻尤其忐忑，好在最終也顯光澤於世，乃至形成了世界範圍的敦煌學。
敦煌學以敦煌文書的發現為起點，敦煌莫高窟也因敦煌文書的發現而聞名於世，而這些光輝榮耀都起於一個道士的無私付出。然這個道士在近現代卻揹負了許多的罵名，人們認為是他糟蹋了大量的敦煌文書，將其賣給外國人，致使國之瑰寶流失海外，然冤枉也。王圓籙盡力了，奈何時代為限，那是一個時代的屈辱，更是國家文化的淪喪。我們只能講這一切都歸咎於落敗的清政府與混亂的時事，一個短淺的道士哪裡能懂得敦煌文書的價值，他一個人哪裡能敵得了各番人馬的輪流上陣。當越來越多的人為敦煌文書來訪，王圓籙看的只是翻修莫高窟有望了。混戰的歷史給了王圓籙太多的屈辱，他不是國之敗類，他是國家恥辱過去的揹負著，瞭解了真實的他，更容易懂得一個一個時代的悲哀，珍惜現在的文化昌榮。
王圓籙，祖籍湖北麻城縣，出生在陝西，年少時家鄉連年災荒，生活無以為繼，外出謀生。清光緒初年，進入肅州巡防營為為兵勇。後來離軍，受戒為道士，道號法真，遠遊四方，曾到新疆。大約在光緒二十三年，遊至敦煌莫高窟，登上三危山，看見了漸趨衰微的莫高窟聖境，心中感概萬千，感嘆道：“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於是決定留在此地供養莫高窟聖境。
王圓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道家弟子，看見莫高窟往日輝煌的建築現如今無人看護，殘破孤獨，面臨著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即將不復存在，竟然忘了道士的身份，心甘情願的為釋迦牟尼看家護院。他自住下來之後，四處奔波，苦口婆心的募捐善款，自己更是省吃儉用，用於清理莫高窟洞窟中的積沙和修護洞窟外的圍護。王圓籙僅靠個人之力募捐，錢財精力有限，僅十六窟就讓他消耗了兩年的時間。
王圓籙僱傭敦煌楊某在冬春無人來訪時抄寫道經，發售謀少許錢財維持日常運行，夏秋間，來訪奉香火者眾多，命楊某在第十六窟甬道內設案，接待香客、代寫 醮章，兼收佈施，登記入帳。光緒二十六年（一說二十五年） 初夏，楊某坐此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覺有空洞 迴音，疑有秘室。以告圓祿。於是，王圓籙於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六窟發現了關係自己一生榮辱的敦煌文書。王圓籙的墓誌上，如此記錄這件事：“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由此時開始，敦煌文書四散，大量流失。
乃取部分寫 卷、佛畫等分贈肅州兵備道廷棟及本縣官員鄉紳， 是為藏經洞文物流出之始。
二十八年，甘肅學政葉昌熾聞訊，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後得敦煌縣令汪宗翰所贈經卷、畫像，葉氏建議藩臺將此寶物運省妥藏，以運費銀五六千兩無著而罷。
三十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
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塊馬蹄銀（共重二百兩）騙買寫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
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銀五百兩騙買寫本、印本、經卷、文書、佛畫等六 千卷，並拍攝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幀。
宣統二年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後，電令甘肅藩司將剩餘經卷運京保管、王圓籙又私藏若干。
民國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銀三百五十兩騙買寫經四百餘卷。
1914年，斯坦因 又來莫高窟，用銀五百兩騙買經卷五百七十餘件。
由此簡單的文字記載，似乎王圓籙是敦煌文書流失的罪魁禍首。但若把此事都一股腦的怪罪於王圓籙，其實是不公道的。首先，王圓籙不知道敦煌文書的價值；其次，他為敦煌文書努力過了；再次，賣書、毀書所得，個人並未受益；最後，大環境所至。
王圓籙對敦煌文書的價值是一無所知的。胡適曾經在演講中提到王圓籙的事，在他的描述中，王圓籙最初把經卷向附近的居民售賣，當做符紙一樣的東西，燒成灰燼化水服下治病。再者，王圓籙能以如此低的價位，三番兩次將文書賣與外國人，也可佐證其並不知曉文書的價值。且按照王圓籙的客觀條件，他也不可能理解文書的真正價值。
王圓籙為敦煌文書盡了個人最大的努力。他徒步走了50裡，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從藏經洞拿出的兩卷經文，但縣令有眼無珠，不識稀世珍寶，王圓籙試圖取得官員重視的想法落空。後來，敦煌來了一位懂點金石學的縣令汪宗翰。王圓籙心生希望，報告了這一情況，可惜這位縣令順手拿走了幾部經書，卻只給王圓籙留下了一句不輕不重、不痛不癢的就地保存。吃了兩位縣令的閉門羹，王圓籙又奔波800裡，找到了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不曾想，這位大人更是無用，用“經卷上的書法不如自己的好”打發了王圓籙。王圓籙雖不能理解敦煌文書的價值，但是總覺得自己既然發現了文書，不應該放任其無人管理。於是，又痴心的寫了密保信，可惜當時的清王朝已是風雨飄搖，信也石沉大海。
斯坦因寫道：“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對面新建涼廊上的繪畫有顯明的證據，所畫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傳說……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據此，專家推理出了王圓籙把經書賣給外國人的原因。一是，斯坦因巧舌如簧，合理的利用了王圓籙的信仰，與王圓籙在精神存在達到了“共識”；二是，據最初發現已經過去了七年，朝廷並不關心文書的存亡；三是，王圓籙需要錢，且是大量的錢去維修莫高窟腐朽的建築。
斯坦因帶走了部分敦煌文書後，國外為之震驚，國內的人終於悟出了敦煌文書的價值。但是他們想的不是如何加強保護，為國家留下這偉大的文化財產，而是如何將這些寶物據為己有。於是，更大規模的掠奪奔向了王圓籙終其後半生守護的莫高窟！
1910年清政府終於作出了將經書運往北京的決定。可當時的清政府哪裡還有康乾雍時期的威信，經書每到一處都會被掠奪。鑑於各地官員的大肆掠奪，王圓籙徹底失去了希望，非常的痛心疾首。王圓籙已經對清政府失去了信任，以至於在政府下令運往北京時，私藏了若干，並在1914年對斯坦因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斯坦因如此記錄：“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所以說，王圓籙盡力了。當時的大環境使他喪失了希望，他信任與他“精神相同”的斯坦因，對肆意剝奪的清官員恨之入骨。且當時的洋人入敦煌像斯坦因索要經書，都有當時清政府的文書護身，王圓籙只是一個棲身佛窟的道士，無權無勢無財，他能怎麼做才能防止這樣的文化浩劫。歷史就是這麼巧合，敦煌文書該有此一難，在那個時代，不管是誰發現了文書，都何難保全敦煌文書。
王圓籙無疑是無私的，他賣經書所得的錢也都用於修繕莫高窟。斯坦因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斯坦因的話完全可信，且王圓籙在莫高窟的時日始終也是那樣一副悽苦的模樣。
其實，王圓籙對於敦煌文書的散佚是無奈的，他想要保護，卻又沒有能力保護。我們要做的是正式這段歷史，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不是王圓籙一個人的悲哀；這是一場文化浩劫，根源於當時落後的清政府，而不是王圓籙個人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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