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從敦煌開始。
在《道士塔》散文中，餘秋雨這樣寫道：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箇中國平民。
他是王圓籙，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
正是他發現了敦煌石窟內的藏經洞，也是他將洞內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以極少的錢財賤賣給了外國文物騙子。
在餘秋雨的筆下，他將敦煌這筆“文化重債”如秋雨般潑在了這位已故的王道士身上。
1908年，伯希和探險隊在莫高窟
《道士塔》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捲，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洩。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洩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
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
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輕詩人寫道，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悽豔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
斯坦因所獲部分藏經洞經卷文獻
百餘年來，王道士一直承受著將敦煌文物盜賣的原罪。
以至於到如今，一走進莫高窟藏經閣，迎面一塊石頭上便刻著陳寅恪那痛心疾首的吶喊：“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在中國文化浩劫的重大事件中，敦煌藏經洞經卷被盜賣的傷害並不會比秦始皇焚書坑儒亦或清朝的文字獄少。
我們一次次的對敦煌被盜賣文物深感痛惜，可是當時的政府又在做些什麼呢？
為什麼直到法國希伯和探險隊再次返回中國，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給羅振玉等人，我們的學者才知道敦煌發現了這麼一個藏經洞，裡面有這麼多珍貴的文物，這才上書清朝學部，請求採取措施，搶救劫餘的文獻。
1908年，法國伯希和探險隊在敦煌藏經洞內
如今，更為諷刺的是，竟然又將文物被盜賣後所有的憤怒，灑在一位渺小的道士身上。
我們先來看一下，王道士曾試圖為保護敦煌文物所做過的一些努力，再來評斷，似乎更為妥當。
1892年左右，王道士無意間發現莫高窟，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
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1908年，莫高窟外景，伯希和攝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依舊早起，繼續清理洞窟中的積沙，無意中發現了敦煌藏經洞。王道士的墓誌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1907年，敦煌藏經洞以及甬道上的經文，斯坦因攝
發現藏經洞後，王道士曉行夜宿，徒步行走50餘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只可惜，不學無術的的嚴縣令把兩卷經文當作發黃了的廢紙，一笑了之。王道士只能失望而歸。
1902年，敦煌來了位進士出身、諳熟金石學的新縣令汪宗翰。王道士再次拜訪希望經文能得到有效保存。怎料，汪縣令在挑選完帶走的經文後，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繼而便沒有下文。
兩次未果的情況下，王道士挑了一些經卷，風塵八百里，赴酒泉叩見肅州道臺廷棟。這位道臺從經卷的書法角度欣賞一番，表示字沒有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1903年，甘肅學臺葉熾昌也知道了敦煌藏經洞的事情，他是金石專家，懂得洞窟的價值，建議藩臺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但是東西很多，運費不低，便就此作罷。
1903年，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記載發現藏經洞經卷之事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也只是一紙空文，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
王道士無法可想，據說又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可惜依舊杳無音訊。
王道士一次次的求助官府，可惜如泥入大海，令人寒心。
1907年，斯坦因聞訊來到敦煌莫高窟，以玄奘信徒的名義誆騙走了九千多卷文書和五百幅佛像絹畫。他對王道士說，是唐僧的在天之靈將這些經卷託付給他。而現在，我這個從印度來的玄奘的信徒，要把這些東西重新帶回印度去。
1908年，希伯和的法國探險隊也來到敦煌，用五百兩銀子換得了七千卷藏經洞文物。王道士將所得錢財全部用於保護洞窟，無私人使用任一文錢。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說：“他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斯坦因大搖大擺將文物從海關運出，運出前甚至還在北京六國飯店舉辦了公開展覽。
希伯和
1909年冬，希伯和再次返回中國，把一批敦煌文物的影印本送給羅振玉等人，引起學者震動。清政府這才電令駐蘭州的陝甘總督，清查莫高窟經卷文書，全部運到北京。
在從敦煌到北京的轉移過程中，經書並沒有裝箱，只用草蓆草草遮蓋，一路都有經卷丟失。沿途官員雁過拔毛，將精品據為己有，為了充數，更是將長卷經文，一撕為二。最終，整個敦煌藏經洞，入藏京師圖書館的，僅剩寥寥八千餘捲了。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來到敦煌，粘走壁畫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國人奧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隊購得四百件。
華爾納
1931年，王道士過世。
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本不屬於他的聖地。
試問，憑什麼讓王道士去承受敦煌文物丟失的憤怒？在長達7年，官府的不聞不問，憑什麼讓王道士用生命去捍衛這些在當時當權者眼裡可能什麼都不是的經文？
更何況，當時這些外國的文物騙子，有當地官方開據的許可證，並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護，試問王道士又有什麼能力能夠去阻止？
當時歐洲正在發生著文化的鉅變，文藝復興帶來的人文精神讓他們知道敦煌這些文物經文的重要性，如今，我們更應該認識到敦煌寫經是稀世珍寶，其價值現在依舊遠遠被低估。
敦煌寫經（即敦煌經卷）的數量目前散落在世界各地，流通於市場的並不太多，不管是從數量或者藝術高度（以前的經文多由專門的經生書寫，書法水平很高），甚至於宗教信仰，都將決定著未來此門類的藏品價格將繼續上揚。今晚北京榮寶拍賣，一件北宋金粟山大藏經以100萬起拍，510萬落槌，便是很好的證明。
此次，2017保利秋拍的一件《摩登女經》拍品便是頗受業界關注。該經文部分為8世紀唐寫本，背面有9-10世紀義軍時期所書“千字文一卷”全文。有襯紙：敦煌石室藏唐人寫經之一，樂只室藏，鈐印“高繹求”。
《摩登女經》較為少見，原文內容不長，此卷雖為首殘，實則僅缺少一句“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祗樹給孤獨園。時阿難持缽行乞食。”其餘內容均完整，共計三紙且尾全，有尾題“摩登女經”。尾題後有標記“九號”二字。
此作品於2015年5月18日經北京文物局(京文物[2015]506號文件)審核為一級文物。
高時敷，字繹求，精於篆刻，富於收藏。高時豐、高時顯弟，並稱高氏三傑。輯所藏古璽印與明清名家印作有《樂只室古璽印存》十冊、《樂只室印譜》十一冊等。
1軸 ／ 寫經紙本 ／ 約2.8平尺 ／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26.5×118 cm. 10 3/8 × 46 1/4 in.
《摩登女經》細節圖
日本寫經史最為燦爛時期，應當是奈良時代，此時正值中國的盛唐時期，視佛教為國教。可以說，我們對日本文化影響最深的不是儒家，而是佛教文化。當時佛教文化的傳播加速了日本“唐化”。因此，日本朝聖之餘，同樣受盛唐影響，抄寫佛經，由此可見當時日本對盛唐文化的崇拜。
2017保利秋拍部分日本寫經
1卷 ／ 附盒寫經紙本 ／ 約17.4平尺 三藏法師玄奘奉沼澤
日本奈良時期(710-794)寫本
興福寺永恩經
25×775 cm. 9 7/8×305 1/8 in.
興福寺永恩經細節圖
1軸 寫經紙本 ／ 約28.0平尺 ／ 日本奈良時期(710-794)寫本
日本藥師寺藏
27×1153.5 cm. 10 5/8×454 1/8 in.
更多拍品，歡迎蒞臨保利秋拍預展現場，近距離感受敦煌的祥和與寧靜。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眼光關注到敦煌寫經，的確，文物的流失讓人痛心疾首，但是敦煌的文化將繼續讓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與熱度。
敦煌，為你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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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斯文處，必有同古堂
文：同古堂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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