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5月26日），在敦煌莫高窟寄居的道士王圓籙，在清理洞窟的積沙時，沙出壁裂，發現一個隱藏的密室。開啟的時候，這個小洞窟內密密匝匝地堆滿了成捆的經卷、文書，從地面壘到屋頂，甚為壯觀。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現在編號為第17號洞窟。
從藏經洞中出土的文獻約在50000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書，還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文獻中除大量漢文寫本經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闐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婆羅謎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文字寫本。除了文獻之外，還有若干銅佛、法器、幡、幢、絹紙畫、壁畫粉本等物。
道士王圓籙
藏經洞發現後，消息不脛而走。王道士先後取部分寫本、佛畫等分贈給敦煌縣令汪宗翰、肅州兵備道官員廷棟，當時的甘肅學政高級官員葉昌熾很快也得到了下級進貢的經卷。藏經洞文書開始了最初在國內流散的過程。然而，此時的清王朝已處於日薄西山、頹勢難挽的末期，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運費無從籌措之由，未能將藏經洞文獻及時歸檔保存，只是草率的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過問。
1900年，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清廷腐敗、國家無度。六月，美、英、法、德、俄、奧、意、日八國聯軍攻佔大沽炮臺，八月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國寶、文物被肆意破壞、掠奪。敦煌藏經洞發現的時間幾乎與此相同，敦煌遺書連同中國大地的眾多珍寶，正是在這混亂時期頻繁遭到列強探險家的巧取和掠奪。
1905年10月，俄人奧勃魯切夫從內蒙古黑城遺址挖掘之後，趕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蠟燭為誘餌，換得藏經洞寫本兩大捆。其中既有幾個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鶻文、婆羅謎文手稿。這是藏經洞文書流失於外國人的開始。
伯希和在被他稱為“至聖所”的藏經洞中翻撿經卷
1907年，王道士已伴隨藏經洞度過了7個春秋。在這7年中，除官員拿走部分經卷外，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很少。英國人斯坦因巧名佈施，以白銀一百八十兩哄騙王圓籙，獲取經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畫、織繡品等五箱。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暫存在安西縣政府達數月之久，竟無人過問。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以白銀五百兩，獲取寫本、印本、文書、絹畫等六千卷，並首次系統拍攝莫高窟照片數百張。由於伯希和通曉漢文，他獲取了藏經洞中學術價值最高的經卷寫本和絹本、紙本繪畫，目前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到莫高窟，用銀五百兩，再次從王圓籙手中獲取經卷約六百件。斯坦因兩次獲取藏經洞文物共計萬餘件。
斯坦因
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吉川小一郎用白銀三百五十兩，獲取寫經四百餘卷，帶走莫高窟塑像兩尊。
1914年，俄國奧登堡考察團在莫高窟停駐五個多月，測繪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圖，臨摹繪畫數百張，拍攝照片約三千張，還剝走了一些壁畫，拿走多身彩塑，帶走莫高窟南北區清理發掘出的各類文物一萬餘件，加上在敦煌當地收購大批文物和各類繪畫、經卷文書二百餘件，裝滿了幾大車。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至莫高窟，在藏經洞文書已被瓜分殆盡的情況下，用化學膠水剝取壁畫二十餘幅，以白銀七十兩，獲取盛唐彩塑一尊。1925年，華爾納又一次組織考察隊至敦煌，因敦煌民眾的反對和官方阻止，大規模盜剝壁畫的陰謀才告破滅。
華爾納
需要注意的是，1910年，當中國學者通過法國人伯希和得知了藏經洞流失的情況後，在羅振玉等人的奔走呼籲下，清政府派專員回收剩餘的敦煌文書回京。然而，又因為押運官員的貪慾和疏忽，大量經卷又在運送途中散失、破壞。
藏經洞的文物，絕大部分經由道士王圓籙之手流失而出。當時，王圓籙的注意力正放在募化善款、營修廟宇上，希望藉助發現藏經洞得來的聲望，建功立業、光耀門庭。在他眼中，這些佛教洞窟中的文書經卷或許只是必要時可以私下作為“法物流通”，與“佈施者”交換得利的稀罕物。由於他不能確切知曉這些陳舊的經卷究竟蘊含多少文化價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導致了難以彌補的文化損失。
藏經洞文物的流失，可以歸咎於王圓籙的無知和私慾，卻也必須考慮到特定時代國家文化衰微的複雜情況，以及每一個當事人的精神麻木和責任缺失。
莫高窟
文/源自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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