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央視《國家寶藏》第二季啟動儀式在故宮博物院舉行，節目將續寫一眼千年的國寶守護。中華文明的基因得以生生不息，背後有無數文物守護者的心血付出。在西北大漠，曾有一個名字無人不知，他就是被稱為“敦煌守護神”的常書鴻，他和女兒常沙娜兩代人畢生都奉獻給了敦煌藝術。
“在藝術方面的價值，
敦煌壁畫是集東方中古美術之大成。”
——張大千
敦煌●絢爛
敦煌，位於亞洲中部（中國甘肅西部），北臨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南鄰青藏高原。十幾個世紀以來，她曾經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閃耀。來自歐洲的貨物和文化，來自中亞的語言及文字，來自印度的藝術和宗教……在這裡與中華文化全面交融。
公元366年，中國北方正處於五胡十六國的戰亂紛爭，一位名叫樂僔的和尚，行腳至敦煌鳴沙山，看到熠熠金色佛光，於是決定在此修行，從而開鑿了莫高窟第一個洞窟。
▲莫高窟第158窟涅槃圖
莫高窟的繪畫主要是佛教內容。逐漸經歷了南北朝時期佛陀前世修行、釋迦牟尼今世成佛、以及成佛後度化眾生的故事畫，到隋唐時期解釋佛經內容的經變畫。
▲張大千臨摹作品-釋迦說法-莫高窟第250窟
流光溢彩、冥想禪定、拈花一笑……在一扇扇石窟門後，一幅幅壁畫光華璀璨卻又寂靜無聲了千年之久。
▲隋代飛天（隋 莫高窟401窟 北壁龕頂）
▲散花飛天（初唐 莫高窟322窟 西壁龕頂）
▲散花飛天（中唐 榆林窟25窟 北壁）
▲簪花飛天（元 莫高窟3窟 南壁）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國學大師陳寅恪
敦煌●遺恨
當朔風和黃沙蝕盡最後一絲榮光，敦煌也無法跳出盛極而衰的宿命，漸漸被遺忘。直到公元1900年，道士王圓籙在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
▲王圓籙-斯坦因攝-1907年
王圓籙挑出一些佛經寫卷和絹畫，送給附近的官紳和士大夫們，但沒有人對這些經書感興趣。藏經洞裡的這一堆殘書故紙沒有給王道士帶來什麼好運。不僅如此，藩臺政府還責令王道士對其代為看管，而一分錢也不給。
▲斯坦因
1907年初夏，匈牙利裔英國人斯坦因來了。有人說他是探險者、考古學家，更多的人說，他是盜賊，是騙子，是絲綢之路上的魔鬼。
斯坦因說服王道士帶他進入了藏經洞。“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堅韌的紙，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時無甚差異。” 一千年前佛國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宮的奢華，絲綢商旅的艱辛，歷歷在目。王道士同意收下200兩銀子，讓他們帶走九千多卷文書和五百幅佛像絹畫。
▲斯坦因所獲的部分藏經洞文獻
十個月後，王道士迎來了第二批外國人——伯希和的法國探險團。憑藉一口流利的漢語，伯希和很快贏得了王道士的好感。1908年5月27日，他離開敦煌，帶著五百兩銀子換得的七千卷藏經洞文物。
▲伯希和在藏經洞-1908年
1909年冬，清政府下令，押送剩餘的經書進京。經書並沒有裝箱，只用草蓆草草遮蓋。從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經卷丟失。押運的官員甚至直接把大車開進了自己的家裡，挑選精美的經卷據為己有。因為怕被人發現，他們將萬張的經卷一撕為二。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 壁畫被剝取後的疤痕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來到敦煌，粘走壁畫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國人奧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隊購得四百件……
時至今日，敦煌藏經洞的文物散落於世界上十多個國家。“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當時國學大師陳寅恪這樣感慨。
▲央視紀錄片《河西走廊（七）敦煌》
“沙娜，不要忘記你是敦煌人。”
——常書鴻
敦煌●守護
常書鴻（1904年4月6日-1994年），被稱為“敦煌守護神”。1943年，常書鴻帶領著第一批志願者來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從此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敦煌藝術。
常沙娜（1931 年 3 月-），常書鴻之女。她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幼年經歷戰爭，少年時母親出走、學業中斷、生活困苦，但少年時代在敦煌的摹畫生涯卻是讓她一生受用不盡的財富。
《我永遠是敦煌的女兒》
本文據常沙娜採訪實錄改編
父親與敦煌的結緣，源於1935年某一天在塞納河邊的一場“邂逅”。
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在指引父親走向敦煌。
1927年，父親常書鴻去了法國，進入里昂中法大學學習。父親喜歡在巴黎散步，一天當他溜達到塞納河邊的舊書攤時，不經意發現了一部由6本小冊子裝訂成的《敦煌圖錄》。那一刻，父親的魂兒就被勾走了。
▲《敦煌圖錄》
這套《敦煌圖錄》是1907年伯希和從敦煌石窟中拍攝來的，父親被深深地震撼了。後來他說，“我曾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人，現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數典忘祖，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
父親那時已是在法國取得桂冠的東方畫家，完全可以在法國過著一種舒服而優裕的生活。但站在這些來自祖國的藝術瑰寶前，父親彷彿一下子找到了終生創作的源泉，內心深處有一個聲音在召喚著他回中國、去敦煌。
1936年，父親終於坐在了回祖國的火車上。但因那時西北戰局不穩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國立藝專教書。不久後，抗戰爆發，父親一路從北平逃難到武漢、長沙、貴陽、直到重慶。
▲常沙娜與父親常書鴻
經過6年的坎坷風雨和漫長等待，1942年冬，父親離開重慶趕赴蘭州，向著心中的藝術聖地敦煌出發。
幾個初次出塞的行者，僱了十幾頭駱駝，在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之後，走入真正的荒涼之地。經過飽受困乏和飢渴的行程之後，終於到達了莫高窟。那時，他眼前的滿目瘡痍的敦煌，和在法國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餘，他內心默默地說：既然來了，我就要保護你。
第一頓飯用的筷子是剛從河灘紅柳樹上折來的樹枝，吃的是鹽和醋拌麵。一夜風沙之後，他們和民工一起，清理掩埋洞窟的積沙，敦煌石窟保護工作開始艱難起步。
▲常書鴻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揮修建棧道
沒有人力，缺乏經費，我們自己搭腳手架，修簡易棧道，進洞要連爬帶跳，從危欄斷橋上匍匐前進。洞中幽暗，沒有照明器材，父親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舉小油燈，一手執筆，照一下，畫一筆。
▲常書鴻爬梯子進入洞窟臨摹
生活雖艱辛，但洞窟編號、內容調查、美術臨摹從未間斷。就這樣，到1948年，父親帶領研究所完成了“歷代壁畫代表作品選”等十幾個專題，共選繪摹本800多幅，為敦煌資料的調查、積累打下了堅實基礎。
▲常書鴻臨摹第103窟
父親曾寫道：“敦煌苦，孤燈草菇伴長夜。”他苦行僧一般的執著，最終使這座巨大的文化遺產沒再受到更多的破壞。
▲常書鴻畫作 莫高窟九層樓
直到晚年，父親依然惦念著敦煌。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樓，稱“九層樓”，簷角都掛著鈴鐸，叫做“鐵馬”，不管白天黑夜，都在微風中搖曳作響，父親聽了幾十年。退休遷居北京後，他在家中掛了好幾個鈴鐺，微風一吹，叮叮噹噹，就像敦煌九層樓的鐵馬叮噹，時時呼喚著他。
▲晚年常書鴻
後來，父親的墓碑上刻著五個字——“敦煌守護神”，在這個充滿神佛的地方，被稱為“神”的凡人，只有他一個。
我在敦煌石窟中度過了青春年華。
12歲那年，我跟隨父親走進了茫茫沙漠，走進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常書鴻帶著常沙娜、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內
初到敦煌時，一家人住在莫高窟崖壁下的破廟裡，桌、椅、床都由土堆成。沒有電，晚上點的是油燈。滴水成冰的屋裡也沒有任何取暖設備。住所的周圍被戈壁包圍，最近的村舍也在幾十裡外。
敦煌缺水，不能洗澡；一盆水擦臉，擦身，洗腳，還捨不得倒掉。餐桌上的飯菜很簡單，常常是一碗大鹽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那兒也沒有蔬菜。
▲常書鴻與常沙娜
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父親把整個身心撲在敦煌藝術研究保護等工作上。後來國民政府決定撤銷敦煌研究所，將石窟交給地方，並停撥經費。為這事，父親壓力很大，和母親總是爭吵不斷。後來母親說她身體不好到蘭州去看病，結果再也沒回來。
▲常書鴻夫婦及女兒常沙娜
媽媽走後，我不得已中斷了中學學業，回家照顧弟弟。沒有條件上學，父親便為她量身定製了課程，由父親的學生董希文和蘇瑩輝等人輔導中西方美術史，同時和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一起，臨摹洞窟壁畫。
▲常沙娜作品 莫高窟女供養人
父親要求我將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點壁畫全面臨摹一遍，並在臨摹中瞭解壁畫的歷史背景，準確把握歷代壁畫的時代風格。我每天興致勃勃地登著蜈蚣梯，爬進洞窟臨摹壁畫。
建於五代時期的窟簷斗拱上鮮豔的樑柱花紋；隋代窟頂的聯珠飛馬圖案；顧愷之春蠶吐絲般的人物衣紋勾勒；吳道子般吳帶當風的盛唐飛天；金碧輝煌如李思訓般的用色……
滿目佛像莊嚴，蓮花聖潔，飛天飄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畫得投入極了，在大漠荒煙中修行著自己藝術人生第一階段沒有學歷的學業。
▲常沙娜作品 燃燈菩薩
早晨的陽光直射進來，照亮滿牆色彩斑斕的畫面，彩塑的佛陀、菩薩慈眉善目地陪伴著我。頭頂是節奏鮮明的藻井圖案，圍繞身邊的是神奇的佛傳故事、西方淨土變畫面，我的青春年華就這樣在敦煌石窟中度過。
▲常沙娜作品 涅槃經變菩薩頭飾
1948年，我赴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附屬美術學校學習。大陸解放前夕，我拋下未完成的學業回國參與建設。在一次敦煌藝術展上，我為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導覽，林徽因便邀我到清華大學營建系擔任助教。我由此開始了工藝美術設計之路。
▲常沙娜設計的人民大會堂外立面兩側浮雕花飾
回顧我這輩子的成果，圖案教學也好、設計也好，包括20世紀50年代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和敦煌藝術都是分不開的。
父親曾寫信叮囑我：“沙娜，不要忘記你是敦煌人。”
我知道，我一輩子都是敦煌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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