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絲綢之路這條友好道路上一個重要的驛站。自敦煌設郡之始，他成為溝通西域諸國與中原的“咽喉鎖鑰”，無數的的使臣，商賈，僧侶，在這個地方中轉停留，不知有多少文化藝術形式，珍奇異物被傳到遠方，這裡一時繁華盛景被重視的記錄在莫高窟的壁畫上，被譽為“華戎所交，一大都會”。經濟繁榮帶來的是文化繁榮，在這裡，各種文化不斷交織碰撞出了累累碩果。而莫高窟作為一段段歷史的見證者，忠實的記錄了上至官宦人家，下至黎民百姓的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走進莫高窟，千年的歷史撲面而來。
公元366年，中原正處於五胡十六國時期，黑暗的政治鬥爭與殘酷的軍事屠殺令不少人遠走中原，他們祈求現世的安寧與幸福，佛教就應運興起。敦煌三危山的萬丈金光感動了一位叫樂尊的和尚，他開始在這裡開鑿石窟，這是後來享譽世界的莫高窟的肇始。開窟，造像，無論富貴人家或是平頭百姓，把對現實的期許與功德都給予洞窟，一個個無名的優秀的工匠，在這裡日夜勞作，繪製出屬於那個年代的藝術精品。
直到百年後，北魏政權戰勝北涼統一北方，涼州城，洛陽等地的官宦，僧侶，工匠很多遷徙到敦煌避難，莫高窟迎來了一次大規模的開鑿活動，在原有的印度風格的基礎上，帶入了許多中原審美的特色。所幸，敦煌地處邊陲，中原地區的滅佛運動從未波及，所以莫高窟留下了完整沒有斷代的歷史，而壁畫的內容從佛教開始又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將為後世的歷史研究者留下了珍貴的研究資料。
近代建築學大師梁思成先生就是憑藉敦煌六十一窟壁畫中的“大佛光之寺”找到了，隱藏於五臺山臺外豆村的佛光寺。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存留最早的木構建築，在我國的古代建築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參觀的時候，我看到那六十一窟中的佛光寺的那一刻，似乎能夠感同身受當年梁先生的心情，激動的不能自已。
亂世之後必有大治盛世，接下來的隋朝，兩代皇帝皆是忠誠的佛教徒且重視西部發展，隋朝短短的38年，營建的洞窟竟然多達百餘個。而盛唐自然不必說，莫高窟有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時候興建，大唐那恢弘無比的氣度深深的鐫刻在這些洞窟中，將莫高窟推向了歷史的黃金時代。
宋朝時候，政權偏居江南，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盛，敦煌自然隨著河西走廊的閉鎖而開始衰敗，莫高窟也從元代因為種種原因就不再開鑿。而從明朝開始，朝廷已經不具有那無比的氣度和野心。閉關鎖國，自以為是的政策不僅在海上，也在陸上，百姓不允許跨過嘉峪關，敦煌的民眾內遷，西北蕭瑟的風和黃沙侵蝕了他最後的一絲榮光，這是盛極而衰的宿命吧。自此的幾百年，敦煌凋零，莫高窟凋零。
重見世人，已經幾百年之後的事情了。若不是1900年，王道士在莫高窟藏經洞的驚人發現，或許我們現在還不會對這個邊陲小城趨之若鶩。也正是由於那個因緣巧合，敦煌的寶藏震驚了世界，也將一個平凡的王道士推到了歷史的風口浪尖。多年來我們不斷以一個完人的標準來評判王道士，我們說他愚昧無知，說他是賣國賊，說鼠目寸光為了錢財將悉數將國寶變賣。我們在國外博物館的櫥窗前，對著曾經敦煌的寶物，咬牙切齒，痛心疾首的咒罵著。
可是我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我們要把什麼信仰，什麼保護傳統文化的重任去強加到清朝末期邊陲小城的無名道士身上。他只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個人。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可以做的卑微的一切。
他也曾去尋找知縣，但是不學無術的知縣只是把這經文當做泛黃的廢紙，他不甘心又單槍匹馬的帶著兩箱經文殺到八百公里外的安肅兵備道衙門，試圖引起那位道臺官老爺的注意，可是依舊被草草的打發回去，畢竟這些官員們不想撥哪怕是一兩銀子。甚至他曾經斗膽的給慈溪老佛爺報了迷信。可是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國家都快沒有了，又有誰會注意這個老道士呢？
他失望，他心灰意冷，可是依舊保管著莫高窟，在這座早已廢棄的破廟中，幫百姓念念經，做做法。雖然偶爾敲掉一座不知是哪個年代的婀娜佛像，重塑一些看起來呆板的猙獰的花花綠綠的神像。偶爾用一大桶白灰來覆蓋掉不知道是哪個朝代令人眼花繚亂壁畫。
直到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來到敦煌，第一次企圖以大筆錢財收買，藏經洞的經文時，王道士依舊是拒絕的，後來斯坦因不知從何得知了王道士對於玄奘法師的崇拜，便以此套詞，最終將頭腦單純的王道士感動，以極低的價格將敦煌文物竊取出國。外國文物盜匪紛至沓來，這些外國探險家瘋狂的舉動，終於震動了當時昏庸無能的清廷，1910年政府終於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到北京，可憐這些千年古籍，只是在幾輛破舊的驢車上，未曾苫蓋，途徑這一路的雨雪風霜與盜匪之擾，最終只有極少的殘卷被運到北京。
王道士憤慨，心痛，卻又無可奈何，本以為將這些經卷託付給國家，自此可以安心，怎知國賊遍地，經書便遭此最大劫難。
“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這記載於《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記述了1914年，斯坦因再次回莫高窟的情景。
而今，所有存於中國的敦煌經書都可以稱為殘卷，而流失到國外的，卻大抵保護的完整精美。
嘲諷，真是對那個時代的莫大嘲諷。
越是接近光芒，黑暗就會顯得更加清晰。斯坦因離開敦煌的二十年後，巴黎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一本《敦煌圖錄》，將正在看書的年輕學者常書鴻先生的一生與敦煌緊緊的栓在了一起。從此，縱使敦煌的生活何其艱苦，縱使突遭家庭的變故打擊，都沒有動搖常先生終身致力於保護敦煌的信念，他把一生都交給了敦煌。從豪情萬千的壯年，一直到白髮蒼蒼的老年，常先生像是守護神一樣，陪伴著敦煌七百三十五個洞窟的每一個日日夜夜，在洞窟中勾畫臨摹。直到臨終，依舊念念不忘的是敦煌，敦煌。
就是這些無數願意奉獻於此，前仆後繼的人們，才有了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引以為傲的敦煌。我們的千年文化，也正是由於她們的默默付出，才能傲與世界之巔。歷史正在這片大地上譜寫著新的傳奇，夢想與信念依舊照耀著我們，照耀著偉大的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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