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日本成功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 这条消息在凌晨1点传到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在郊外的黄山寓所过夜，大约三个小时后，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打电话来报道美日战争的消息。根据蒋介石的日记，他起床后像往常一样继续晨祷，然后回到重庆市中心。
1942年1月1日，以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为首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已经独自战斗了四年多，不再是单独的，名义上已经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四强”。3日，蒋介石被联合国正式选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指挥官。他的心里夹杂着喜悦和悲伤。一方面，他觉得“国家与个人之声誉与地位，实为有史以来，开空前惟一优胜之局”，另一方面，他担心“有名无实，盗虚名而受实祸”
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全国运动领袖甘地呼吁“不合作”，并拒绝支持英国。日本抓住机会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和“把英国和美国赶出亚洲”。战争烧到了东南亚，蒋介石通过罗斯福告诉丘吉尔，他应该注意“确保印度与大战期中如何使印度及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贡献其人力、物力，而不为敌国所煽惑”。
结果，蒋介石在春节期间第一次以近代领导人的身份出国，参与调解其他国家的事务。他确认了他访问印度的五个目标：劝英印互让合作;劝印多出兵出力;劝英允印自治;为将来中印合作打下基础;宣传三民主义。戴季陶、陈布雷等人试图劝阻，希望蒋介石等战略形势好转后再去不迟，蒋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世界上苟能四亿五千万民族与三亿五千万民族联合一致，岂非大佳事。”
2月5日，蒋介石携妻子宋美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和十多人从缅甸腊戍出发，直到印度加尔各答。然而，他看到“气候凉爽清新，森林茂密，花草芳香，高楼相连，工厂林立，郊区到处都种植着古树。 然而，人们在生活中又瘦又穷。他们比我们租界以及香港和九龙的苦力还要差。尤其污秽更甚，而外人之享受优厚，诚又天渊之别”。
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印度新德里。英国和印度当局尽力阻止他去孟买会见甘地。15日，在中国除夕前夕，印度总督邀请蒋介石参加宴会，并赠送了英国十字勋章。随后，双方讨论了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军队可能的军事行动。
2月18日，甘地去加尔各答住在朋友家中，蒋介石和宋美龄去会面，谈论“先道彼此向往之切，继谈其革命奋斗之经过约一小时余”。下午接着谈论，甘地似乎漠不关心，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没有阻碍英国对中国的援助。然而，他拒绝回答蒋介石的提议，即中国和印度共同奋斗，“为两国合作，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一点，竟置而不答”。蒋介石想进一步说服甘地。甘地觉得他的话并不投机，干脆不再搭话，一旁织起棉花。
蒋介石有点失望，“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铁石心肠，无论任何革命热忱，亦不能转移其忍心之毫末，余对其观念之综论，彼惟知爱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可谓忍心极矣”。
总的来说，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没有什么影响。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来印，对于印度近情，未能观测清晰，全凭英国之宣传，以为英印间对于抗战真趋一致也。又以准备不周与印督方面以及尼赫鲁等各方面联系与洽商绝无，故彼此皆不接洽，以致误会与猜忌之事丛生，此乃一生重大教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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