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有人說，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還有人說，離不開權術，離不開陰謀。甚至還有人說，搞政治就是搗鬼。我想送這些人一句話，不過不是我說的，我是借花獻佛。那是魯迅先生說的，‘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宋徽宗是個書生皇帝，可是在蔡京的蠱惑下，這個才情風流的書生對《通鑑》也是很側目。而最終的結果是，趙佶穿著青衣，到金國去給人家皇帝倒酒，算是史來身分最尊貴的僕人，而死後屍體被人熬做燈油，又是最為悽慘的皇帝。他歸為臣俘，金國給的他的最後官爵是“昏德公”，兒子欽宗是“重昏侯”，這一對父子皇帝確實夠昏。趙佶在北方的冰天雪地裡回憶起汴京的生活，於是有“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為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和當年“故國三千里”的李煜，差可媲美。可惜一切都晚了，也枉費了司馬光的一番心思。
朱熹
自南宋朱熹的《通鑑綱目》一出，至元、明兩朝，罕有習《通鑑》者。但明朝的張居正是個異數，他不但自己喜歡《通鑑》，還親自給年幼的神宗皇帝講《通鑑》，使得成年後的神宗皇帝每每想到這個嚴厲的啟蒙老師，又畏又恨，愛恨交加，於是師生十年的結果是，在張居正死後不久，神宗便抄了張居正的家，其子張敬修被逼自殺，張居正也險被開棺戮屍。而歷史竟如此的相似，司馬光的身後也險遭此“待遇”。
唐國強飾張居正
康熙皇帝之文韜武略自不必說，他一生好讀書也見載於史冊，並不亞於一般閒坐小窗讀經史的書生。閻崇年先生說，“康熙讀《大學》（1753字）、《中庸》（3567字）、《論語》（15876字）、《孟子》（35261字），合計56457個字，都能唸誦120遍、背誦120遍，直至老年，還能背誦。康熙帝終生讀書，手不釋卷，直至老年，好學不輟。康熙帝是一位學習型的皇帝。”
陳道明飾康熙皇帝
康熙尤其喜歡讀《通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將《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綱目》、《綱目大全》三部編年體史書通讀，硃筆圈點，做出批註，達107則。經此精讀，他讀出心得，決定將《資治通鑑綱目》翻成滿文，讓滿族王公大臣們也學習學習。康熙不但親自校對、註疏譯本，還親自作序：
朕躬親裁定，為之疏解，務期曉暢無遺，歸於至當而後止。立有課程，自元旦以至歲除，未嘗有一日之間，即巡幸所至，亦必以卷帙自隨，迄今三年有餘，全集告峻，將鋟梓頒行。
可見康熙對是書的重視。雖然康熙更多地在讀朱子的《綱目》，但正是在當政者的影響及清初一些大學者，如顧炎武、王夫子的倡議下，《資治通鑑》才又獲得學者的重視，重歸顯學，成為六經之下不刊之經典。清中期的曾國藩可是一個人物，這不用我說。他所處的時代也不見得好，內憂外患，太平天國正在造反呢。曾國藩與一干人等力挽狂瀾，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面。曾國藩一生對《通鑑》情有獨鍾，其政治智慧更多的來自《通鑑》。曾國藩曾編有《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通鑑》文十一篇，差不多都是《通鑑》裡有關戰事的描寫。
毛澤東好《通鑑》亦成一段史話了。少年的毛澤接觸《通鑑》是受私塾老師毛麓鐘的影響，毛澤東稱他為二伯，最初點讀的是《綱鑑易知錄》，時間在1910年，爾後的數十年戎馬生涯中，毛澤東未嘗忘卻此書，反倒是越讀越勤，“自幼到老，嗜之不厭”。據說，他先後看過《通鑑》有十七次之多，那可是三百多萬字的鉅著，加上胡三省的音注，共約六百多萬字，其對《通鑑》的痴迷可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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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冬，毛澤東對史學家吳晗說：“《資治通鑑》這部書寫得好，儘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藉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晚年的毛澤東不無惋惜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可是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有時間了。”
毛澤東戲言《左傳》是小的“相砍書”，《通鑑》是大的相砍書。不過，毛澤東接著又說了一句：
有人說，搞政治，離不開歷史知識。還有人說，離不開權術，離不開陰謀。甚至還有人說，搞政治就是搗鬼。我想送這些人一句話，不過不是我說的，我是借花獻佛。那是魯迅先生說的，‘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這真是個至理明言，讀書至此，有豁然之感，彷彿艱難的通過“一線天”，眼前即是一馬平川的山河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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