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樂亭文化研究會《讀樂亭》 雜誌
一、崇高的道德情操
李大釗有句名言 “凡事都要腳踏實地去做，不馳於空想，不騖於虛聲，而惟以求真的態度作踏實的功夫。以此態度求學，則真理可明；以此態度做事，則功業可就”。（ 《李大釗全集》第四卷，第443頁。）在學習和工作中，李大釗也是這樣嚴謹恪守著職業操守。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致力於圖書館工作改良，通過購買和提倡捐贈的方式大量增加書刊，健全並親自修訂《修正圖書館借書規則》等規章制度，採用先進編目方法方便廣大師生查找借閱圖書改進服務，加強與國內外圖書館界的聯繫，相互交流學習，提升辦館質量。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新館有書庫21個、閱覽室６個，都是由李大釗親自參與設計和佈局，在他的努力下終於把一箇舊式藏書樓改造成現代圖書館。作為北大教授，他誨人不倦，女兒李星華回憶：課間休息的時候，父親常常不到休息室去，而是在同學們的座位間走走，看看同學們記的筆記清楚不清楚，還有沒有什麼問題。下課鈴一響，學生們也往往是一擁而上把李先生圍起來，向他提出各種問題。而李大釗對學生們的問題也從不厭煩，總是給予耐心的回答。（ 樂亭文史資料第八輯：《回憶父親李大釗》，第76頁。） 2009年中國李大釗研究會出版的《李大釗全集》收集1912—1927年李大釗文章629篇。
李大釗具有家庭道德。妻子比他大6歲，農村婦女，沒有什麼文化。但李大釗始終尊重愛護妻子，教她認字和革命道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捧戲子、嫖妓被很多人認為是文人的風雅之事，但李大釗無論是在日本求學還是在各高校任教，一直都潔身自好一塵不染，一進北大便加入了蔡元培發起成立的進德會，承諾“不嫖、不賭、不娶妾”，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標準和道德情操。
為人處世，他既有容人的雅量又有獨立的操守。與胡適有過主義之爭、與章士釗也有不同的政見，但他們都有很好的私交併不因公廢私。章士釗曾評價他“蓋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回憶李大釗》第144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這不是章士釗在說李大釗的學識不高，而是對他崇高品德的讚美。魯迅在《守常文集》序中曾這樣說：“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鬥，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後來，絕對的不是”（ 《回憶李大釗》第137頁）。李大釗犧牲後，由劉半農執筆，北大教授為他撰寫的碑文中這樣寫道：“君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為學不疲，誨人不倦，是以從遊日眾，名滿域中”。
但是李大釗為人處世也不是無原則的老好人，在原則問題上他也是非常執著的。李大釗與白堅武是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同學，關係非常好，《白堅武日記》多處記載有二人的書信往來及交往。但是，後來白堅武投靠吳佩孚作了他的幕僚，在“二七”慘案之後李大釗便與他斷絕了來往。1924年春，隨著北方國共兩黨工作的發展，李大釗遭到了反動軍閥政府的仇視，被通緝，李大釗避居五峰山。夫人趙紉蘭非常擔心，給李大釗帶信說打算寫信給白堅武，請設法通融撤銷通緝令，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是否合適。李大釗馬上回了封信說：“寫信給白堅武大可不必。過去同窗的時候，我們雖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慘案發生後，我們就斷絕了交往。他為直係軍閥效勞，而我站在革命大眾一邊。”（ 《回憶父親李大釗》第97頁）。所以在原則問題上，李大釗愛憎分明具有獨立的操守。 在生活上，李大釗一生過著簡樸生活。他認為簡易的生活可使人“道義可守，節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氣，利祿不能動其心，處固能安其樸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間，全無所於愧怍也。”（ 《李大釗全集》第二卷，第118頁。）他一生自奉儉約，生活刻苦，把大部分收入用於黨的事業，用於接濟他人。同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的張國燾曾有回憶，當時組織剛剛成立，經費困難，李大釗當眾表示從自己的薪俸中每月拿出80元，用於活動經費。現在，李大釗紀念館還展出有李大釗為北大哲學系學生劉仁靜緩交學宿等費的擔保信。他的長子李葆華也曾回憶說，父親很樂於助人，手頭只要有錢，誰急需就送給誰，不講還不還，有時手頭沒錢便到會計課去預支。因此，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工作，薪金不少，但到發薪時拿回家的往往是一把欠條，因此夫人趙紉蘭常常為家裡柴米油鹽而發愁，校長蔡元培知道這個情況後，特意關照會計課，發薪水時預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於李夫人，以解家中無米之炊。他“生時僅可供家食，歿後則一貧若洗，棺槨衣衾，皆為友助”（ 1989年10月29日胡喬木在李大釗研究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李大釗犧牲後沒有馬上下葬，在妙光閣浙寺停放了6年，直到1933年，由北京大學出面募集資金為李大釗實施公葬，將遺體葬於香山萬安公墓。 李大釗崇高的道德情操，令人為之感佩。李大釗被捕後，雖然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各大報刊依然刊登了各界呼籲對李大釗等人從寬處置的消息。1927年4月15日，《世界日報》刊登了公民李書俠致張學良書，臚陳十大理由請寬赦李大釗，其中第八條是“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襖，常年不乘洋車，盡散月入，以助貧苦學生，終日伏案，而究各種學問，丁此人情冷暖，世風遊惰之秋，不可不留之以作一種人之標樣，此論獎掖私德，而宜主寬大者”。李大釗犧牲後， 4月30日《晨報》這樣報道：“李大釗迷信共產，遭受極刑，固其生前應有之覺悟，唯其為人寬厚溫和，篤實好學，識者無不為之惋惜。”在購買棺木裝殮大釗遺體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棺木本來值250元，而德昌槓房掌櫃伊壽山卻說，雖與李大釗素味平生，但“因連日閱報，對於其個人人格，確甚欽佩，只索銀140元。”（ 北京《晨報》1927年5月2日，第三版。）據章廷謙回憶，李大釗犧牲後北京的朋友曾發起募集李大釗遺屬贍養費，李大釗北大時的同事、時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的馬敘倫在捐冊上所寫的並不如普通捐冊上寫的那樣：“某某捐××元”，他寫的是：“馬敘倫敬賻××元”。1931年，李大釗夫人帶著四個子女靠李大釗的卹金艱難度日，但是卹金也將要期滿。在當時北大的校務會議上，校長蔣夢麟提出延長李先生給恤期限的議案，但也有人持異議，勸他要照顧到規章。蔣夢麟回答“同人中誰要象守常似地為了主義被他們絞死，我們也可以多給一年卹金。”。（ 《回憶李大釗》第112、113頁。）凡是與李大釗接觸過的人，都給予他極高的評價，同為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的張申府就稱李大釗是“現代中國的一個完人” “不論他的思想，他的行動，他的為人，他的待友處家，都是無可訾議的”（ 《回憶李大釗》第61頁）。
二、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
李大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李大釗的一生都在努力於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在他的長子李葆華的回憶裡，他的父親總是很忙，即便是在昌黎五峰山這個風景如畫的地方，也是投入緊張而有序的工作，他隨身帶著許多馬列主義書籍，每天除了埋頭讀書就是伏案揮筆疾書。從1922年下半年到1924年初，李大釗更是經常不在北京，頻繁地奔走於大江南北，為黨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而奔忙。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後，李大釗負責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領導工作，更是夜以繼日地忙碌。李大釗夫婦共生育了9個孩子，其中有四個夭折。特別是小女兒鍾華，李大釗非常喜愛這個女兒。就在國共合作後李大釗從廣州回到北京廢寢忘食忙碌的時候，鍾華病了，請大夫吃藥也不管用。趙紉蘭急得團團轉，想和大釗商量，但是他黑夜白天地出去活動或開會，實在找不出空暇和他商量該怎麼辦。終於等到深夜一兩點鐘會散了的時候，孩子的病情已經延誤，第二天中午就病逝了，才1歲多。埋葬了孩子，李大釗忍著悲痛又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參見：《回憶父親李大釗》第91-93頁）李大釗在革命處於危難的時候，毀家紓難，把自己收入的大部分用於革命事業，接濟同志、接濟貧困青年，而自己卻“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世界日報》1927年4月16日，第三版）。但是李大釗的奉獻精神又不僅僅是捨己奉公和節衣縮食、無私助人，也不僅僅是拿出自己的薪水做黨的活動經費，而是絞刑架前為堅守“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的初心、為捍衛馬克思主義真理、為維護黨和革命的榮譽敢於犧牲生命的大無畏，是“大節凜不辱”“浩氣貫長虹”（ 《回憶李大釗》第148、149頁）的革命氣節。李大釗以自己的犧牲把無私奉獻昇華到了一個最高境界。（作者王海，樂亭李大釗紀念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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