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樂亭文化研究會《讀樂亭》會刊第64期
編者按：文章內容僅作文化交流用，不代表本自媒體觀點
一、送給兒女禮物的時間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李大釗家族史研究》，其中有《李大釗家族史述論》，在第三部分寫到了一個情節：“1916年5月李大釗歸國，9月10日回大黑坨村，這對於7歲的葆華和5歲的星華來說，無異是盛大的節日。父親送給他們的禮物是每人一套字帖、九宮格大字本、戴銅筆帽的毛筆、銅製的精美墨盒。墨盒銅蓋上分別鐫刻著‘葆華留念’、‘星華留念’，落款均為‘父守常贈’。”（1）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李大釗年譜長編》，在相關條目下引用了這段文字：“本年（1916年）5月，李大釗歸國，是日（9月10日）回到大黑坨村。李大釗送給七歲的李葆華和五歲的李星華的禮物是每人一套字帖、九宮格大字本、戴銅筆帽的毛筆、銅製的精美墨盒。墨盒銅蓋上分別鐫刻著‘葆華留念’、‘星華留念’，落款均為‘父守常贈’。”（2）
這件事情，李葆華在《我的回憶》中已有記述：“1919年暑假，我們跟父親回老家，……暑假過後，母親不願再回北京，父親就把我送到樂亭縣城去上學，住校。記得當時父親送給我一個銅墨盒，上邊刻有“父守常贈”字樣。顯然是父親特意要商店做的。”（3）
同樣的情節，李星華在《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中印象頗深，“有一年夏天，父親從北京回家歇伏。他到家的第二天，就向母親問起我們唸書的事。……父親從他的柳條包裡找出兩包東西來，瞅著哥哥和我說：‘你們以後不用描仿影了，可以臨帖練習大字了！’說著，他把一包東西遞給了哥哥，另外一包又遞給了我。我打開紙包一看，裡面包的原來是幾支戴著銅筆帽的大字筆，還有一本黑地白字的大字帖；一疊印著紅色格子的九宮格大字紙；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塊長方形的明光錚亮的銅墨盒。銅墨盒上刻著山水風景畫；墨盒裡面裝著雪白綿軟的絲綿；墨盒蓋的上端，在山水畫的右面還刻著兩行小字，上款是：星華留念；下款是：父守常贈。……父親當時給了我這一套筆、墨、紙、硯以後，我看了看哥哥那包東西，跟我的那包一模一樣，不多不少。”（4）
從李葆華與李星華的回憶來看，二人說的過程雖然有異，筆者認為應是同一件事，因為同樣款識、同樣款式的禮物，一般是不會重複的。李葆華明確說出了詳細的時間，李星華雖然沒有具體時間，卻說明是“一年夏天”，“歇伏”是樂亭方言，與“暑假”意義接近，李星華拿來代指“暑假”，也是一種接地氣的用法，不會產生歧義。
但是，《李大釗家族史述論》將李大釗送與兒女禮物的時間寫成是“李大釗歸國”後發生的事，而兄妹二人均寫清是“從北京回家”後發生的，不僅時間不同，地點也迥異。
眾所周知，李大釗7歲進入本村谷宗海傢俬塾讀書。那麼，李星華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讀書的呢？
從前述李星華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父親未送禮物之前，她已經在跟著伯父唸書了。如果按照《李大釗家族史述論》的說法，李星華唸書時的年齡，只能是在5歲之前。這似乎早了些。
孰是孰非？
按：《李大釗家族史研究》是研究專著，已有頁下注釋，但對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卻隻字未提。將1919年發生的事情繫於1916年，不知何據？
筆者認為：李大釗送給兒女禮物的時間，是在1919年暑假期間。
二、初次登臨昌黎五峰山的時間
1913年11月1日，李大釗在《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上發表了《遊碣石山雜記》，在文中回顧了第一次進山時的梗概：“予家渤海之濱，北望輒見碣石，高峰隱峙天際，蓋相越僅八十里許。予性樂山，遇崇丘峻嶺，每流連弗忍去。而於童年昕夕遙見之碣石，尤為神往。曩者與二三友輩歸自津門，卸裝昌黎，遊興勃發，時適溽夏，雖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韓昌黎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濃霧蕩胸，途次所經半石徑，崎嶇不易行，惟奇花異卉，鋪地參天，驟見驚為天外桃源，故不以為苦。猶憶五峰前馬家山灣，樹林蓊鬱接雲際，層層碧葉，青透重霄，雖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識路徑，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巔，徘徊不知何往，乃於無意中大呼：‘何處為五峰？’而云樹縹緲間，竟有聲應者曰：‘此處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訝為人間奇境。至則守祠人歡迎於門外。延入祠，則用松枝烹茶，更為煮米粥以進。食之別有清味，大異人間煙火氣。守祠者劉姓，此為予與碣石山初度之緣，生平此遊最樂，故今猶憶之。”（5）
《遊碣石山雜記》作於“重來五峰”之後，“予之重來五峰，青山依舊，森樹叢茂，不減當年，守祠人仍為前度劉郎，健幹一如曩昔，而同遊者則易為子默，且僅一人。回首舊遊，天涯零散，子蘅則從戎南下，守恆則執法塞北，際青則僑寓雲津，亂離身世，而予尚得汗漫到此，不勝今昔之感也已！”（6）
對於李大釗初次登臨五峰山的具體時間，因未發現幾位當事人的原始記錄，今人難以確定。學界依據《遊碣石山雜記》中的一些信息，對李大釗初次登臨的日期，有了兩種說法：
（一）、1907年8月說：
前揭《李大釗年譜長編》中記有，1907年“8月中旬，（李大釗）參加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招生考試，被錄取後於18日參加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開學典禮。約於19日，由天津考學歸來，與李秀峰、張永德、劉際青在昌黎火車站下車後，一同結伴冒著小雨到昌黎縣城北雲霧繚繞的碣石山中游覽，在碣石山主峰迆東的西五峰山半山腰上修築的韓昌黎祠找到一個‘人間奇境’”。（7）
昌黎學者董寶瑞認為：“李大釗第一次登臨五峰山的時間，他自己後來寫的遊記中沒有具體記敘，僅說‘曩者’（從前）。據分析，極可能是在1907年夏天，‘遂與二三同學，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學校’歸來，在昌黎下火車之時。他們是由盧龍永平府中學出發，經灤州上火車去天津的。李大釗考取的是北洋法政專門學堂，該校招生考試於8月13、15日進行。也就是說，李大釗一行人由天津歸來，當在是年8月16日或17日。倘若此說屬實，那與李大釗同遊五峰的‘二三友輩”，即與他同赴天津投考學校的‘二三同學’。”（8）
（二）、1908年夏天說：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李大釗在河北》，其中收有中共昌黎縣委黨史辦公室等編寫的《李大釗七上五峰山》，文章認為，“李大釗初上五峰山，是在1908年的夏天”。（9）
紅旗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李大釗研究辭典》，在“五峰山”條目中將李大釗初上五峰山的時間定為：“第一次為1908年盛夏”。（10）
對於上述兩種說法，董寶瑞似乎猶豫不決，遊移不定，“從李大釗追述的口氣看，以前一種可能性較大；再者，雲‘時適溽夏’，也似在8月中旬。”（11）
反覆閱讀《遊碣石山雜記》，發現其中已經記錄了重要的時間信息。
李大釗提到了“時適溽夏，雖盛炎不以泥斯志”。按：“溽夏”即“溽暑”，即盛夏溼熱的氣候。我國農曆夏季的第三個月，稱為“季夏”，即農曆六月。查《禮·月令》：季夏之月，“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12），也就是說，這一月，土地溼潤，氣候炎熱，大雨不斷。二十四節氣中的大暑正值三伏中的中伏，是一年之中最溼熱的時期（盛炎）。翻檢萬年曆得知，1907年的大暑為公曆7月24日（農曆六月十五日）。
先是，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8月中旬，李大釗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該校於8月18日（七月初十日）舉行開學典禮，9月2日（七月二十五日）開始上課。（13）
如果認為李大釗1907年初上五峰山，那就只能是在8月19日之後。但該年的立秋是8月9日，此時的季節，已經不是“溽夏”了，那種認為“‘時適溽夏’也似在8月中旬”的主張，似乎先入為主，且與事實不符。筆者認為，李大釗初次登臨五峰山的時間不是1907年夏天。
對於“1908年夏天說”，筆者寡聞，因未見有確鑿的史料、充足的證據出現，暫且存疑。
據《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章程》第一章第七條：“本學堂每年放假日期開列如左：一、年假自十二月至正月二十日，一、暑假自五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十日。”（14）
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1911-1979）在《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中，往往透露出些許信息，“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上學期間，在一個暑假裡，他同兩三個同學一塊回家，曾經中途在昌黎停下來，特地到他童年所向往過的這座神秘的山裡遊覽了幾天。”（15）
實際上，李大釗在津求學期間，因已成家立業，兒女陸續出生，每逢暑期都要回家，看望妻小，照例路過灤縣、昌黎。故初次登山的時間，難以確定。至於李大釗往返家鄉多少次，今人已經無從考證了。
三、昌黎《重修文公祠碑記》撰寫的時間
李大釗在《遊碣石山雜記》中，還歷數了五峰山、圓通寺、範公洞、掛月峰、東五峰、水巖寺、饅首山、桃源山等處的美景，並在文中鈔錄了幾位古代名人讚譽五峰山的詩文。
有一篇署名崔樹寶的《重修文公祠碑記》（亦作《重修韓文公祠記》《廣修文公祠記》），亦被李大釗鈔入文中：“碣石蒼蒼，溟海茫茫，佳氣孕靈，宜有磊落奇偉任大任者，崛起於其鄉。孤竹子清風其杳如耶？相與二三同志，俯仰今古，涔涔下峴山之淚。客有指顧五峰，稱道唐賢韓文公者，公家世邑乘有書。明季朱、範兩公，購置圓通禪院，建公祠。今春曉山賢裔，以妥神之餘，大啟爾宇，為謁山祠者遊憩地。當夫山雨過簷，海月度嶺，披雲兀坐，手公遺文一編，朗誦數過，覺濤聲萬里，沸沸松巖間。時而壯公微言闡道，正論格君，使有唐三百年來天下，如乍聞雷霆而復見日月。時復悲公磨蠍之運，遭際屯蹇而卒，氣數不易樂道之胸，讒謗益昭永世之名。不禁酹酒階前，拜手稽首，望我公翩然來下大荒也。同治十三年春崔樹寶。”（16）
崔樹寶何許人也？
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光緒）永平府志》卷六十二記載：“崔樹寶，字子玉，昌黎人。咸豐己未科舉人。卓犖有至性。八歲失怙，一哭頓絕，日凡數次。母性嚴厲。初娶妻不得於母，出之。繼娶張氏，母愛之。每出外返，必揖其妻為奉母謝。及母卒，送葬匍匐八十里，觀者皆墮淚。平生以朋友為性命，到處聞有才德知名士必與締交。遼東馬西崗者，慷慨好義。適同人道其梗概，即日襆被往訪。咸豐間客遼教讀，遇老農談及君恩，輒下拜。世鹹目為狂生。而寶不屑較也。同治辛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四川，未及蒞任而卒。”（17）
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民國昌黎縣誌校注》卷八記載：“崔樹寶，字子玉，咸豐己未舉人。卓犖有至性。八歲失怙，一痛頓絕。母性嚴，凡事惟命是從。孟山長昌言有‘生子當如崔子玉’之贊稱。及母卒送葬，匍匐八十里，觀者皆墮淚。平生以朋友為性命，到處聞有才德知名士，必與締交。同治辛未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四川，未及蒞任卒。”（18）
地方史志明確記載，崔樹寶歿於清同治辛未年，即同治十年（1871）。那麼，已經“未及蒞任而卒”的人，怎的還能在同治十三年（1874）撰寫《重修文公祠碑記》？豈非咄咄怪事。
人們不禁要問，崔樹寶究竟卒於哪一年？
事情還需要從曾國藩說起。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午後，曾國藩病逝於江寧兩江總督官署。
稍後，崔樹寶的摯友、樂亭舉人史夢蘭作有《復崔子玉》一書，其中寫道：“前聞大挑後即赴遼東，臘底尚壯遊未還。頃接手札，並賜讀大作，知榮旋之後，即移居墓旁丙舍，朝夕拜掃，並課諸郎讀。仁孝之思、清高之概，非世俗人所能索解。曾文正公以程朱之學，樹韓範之績；而文章奧衍，又不減歐曾諸家，洵為一代偉人。今大柱已傾，朝野無不痛悼。僕雖有知己之感，理宜哭以詩文，然描繪日月，殊難著筆，故至今欲作未果。蜀道蠶叢，古稱險阻。然昔人已有翻“蜀道難”為“蜀道易”者。……僕今春小有土木工，且腮上偶患瘡癤，不出屋者數月，故花時未及進山。處暑前後，如灤漲不發，道途易行，尚擬小住止園，借得聚談也。”（19）
至此不難看出，此文當作於曾國藩歿後，即同治十一年春夏之間。同治十年崔樹寶大挑之後，沒有立即赴任，而是去往遼東“壯遊”。史夢蘭撰寫此文時，崔樹寶已返回家鄉，在父母“墓旁”居住。崔樹寶遲遲不去四川，或與關山迢遞有關。史夢蘭知崔已“視為畏途”，故在書信中不免寬慰，“蜀道蠶叢，古稱險阻。然昔人已有翻‘蜀道難’為‘蜀道易’者。”蒞任知縣之事，當發生在此後一段時間，但不會晚於同治十一年。
史夢蘭還作有《哭昌黎崔子玉孝廉六首》，其四、五兩首是：“自號人間看夢生，一生雙眼為誰青。無端得句成詩讖，未熟黃粱竟早醒。（夏初以近作示餘，中有‘黃粱煮熟醒宜早’句，竟成詩讖）。”“書來曾說病支離，正似齊侯患疥時。不道詩人逢瘧鬼，從今欲廢杜陵詩。”（20）在詩注中史夢蘭有云：“夏初以近作示餘，中有‘黃粱煮熟醒宜早’句，竟成詩讖。”可知此詩作於崔樹寶歿後。
先是，曾國藩歿於農歷二月，史夢蘭作書信是在春夏之交，詩注中的“夏初”，係指此而言。筆者認為，此詩亦當作於同治十一年。崔此時已“齊侯患疥”“病支離”，旋赴四川，未及到任而卒，痛哉！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李大釗全集》修訂本，在《遊碣石山雜記》註釋中有崔樹寶條目，迻錄如下：“崔子玉，即崔樹寶，字子玉，河北昌黎人。清咸豐九年（1859年）舉人，咸豐、同治年間著名文人。書法不蹈常規，有名於鄉。同治十一年（1871年）清政府選派他到四川任知縣，未及到任而卒。”（21）
結論只有一個，崔樹寶歿於同治十一年夏。《光緒永平府志》與《民國昌黎縣誌》之中相關崔樹寶的記載有誤。
筆者因病致殘，已無法前往昌黎五峰山韓文公祠現場核實碑文。為了慎重起見，筆者請教了昌黎地方學者王恩霖先生，王先生在當地文物部門工作多年，是有名的文史專家、研究館員。王先生回覆，對於崔樹寶的《重修文公祠碑記》下款署名年代，他印象深刻，確是同治十三年。
如果拙文記述屬實，或將引發一次關於《重修文公祠碑記》的討論。崔樹寶如果真的撰寫了《重修文公祠碑記》，即使是出現筆誤，也不可能誤成“同治十三年春”，抑或另有其人？是書丹者？還是工匠？清人偽託贗作，屢見不鮮。《重修文公祠碑記》真耶？偽耶？
註釋：
（1）宋霖著：《李大釗家族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42頁。
（2）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99頁。
（3）中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李大釗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頁。
（4）李星華著：《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第153—155頁。
（5）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4頁。
（6）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一卷，第144—145頁。
（7）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第118-119頁。
（8）《李大釗研究》編輯部編：《李大釗研究》第三輯，1992年印行，第105頁。
（9）中共河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審委員會：《李大釗在河北》，第38頁。
（10）李大釗研究辭典編委會：《李大釗研究辭典》，紅旗出版社1994年，第733頁。
（11）《李大釗研究》編輯部編：《李大釗研究》第三輯，第105—106頁。
（12）潛苗金譯註：《禮記譯註》，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8頁。
（13）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李大釗研究會編：《李大釗史事綜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9頁。
（14）崔志勇主編：《李大釗與北洋法政專門學堂》天津河北文史第32輯，2014年印行，第95頁。
（15）李星華著：《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第43頁。
（16）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一卷，第147—148頁。
（17）[清]遊智開修，史夢蘭纂：《（光緒）永平府志》秦皇島歷代志書校注本，中國審計出版社2001年，第2090—2091頁。
（18）陶宗奇等修：《民國昌黎縣誌》民國昌黎縣誌校注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470—471頁。
（19）[清]史夢蘭原著，石向騫主編：《史夢蘭集》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6頁。
（20）[清]史夢蘭原著，石向騫主編：《史夢蘭集》一，第149頁。
（21）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一卷，第152頁。
（作者周景寶，北京市政管理處退休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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